時間在高度專注和緊張的工作中飛逝，轉眼間，李滿倉配合“未來小組”的專家們，在這處與世隔絕的保密基地裡，已經連續忙碌了整整兩個多月。
這兩個月，對於參與其中的每一個人而言，都仿佛經曆了一場精神的洗禮和認知的重塑。
那間由會客室改造而成的“未來檔案庫”早已不能滿足需求，所有資料被轉移到了基地深處一個更加龐大、安全措施更為嚴密的分析中心。
海量的報紙、書籍、報告被小心翼翼地掃描、數字化，建立起了龐大的數據庫。
專家們根據不同的領域，分成了若乾個核心課題組，夜以繼日地對這些來自未來的信息進行著深度挖掘和交叉驗證。
李滿倉的角色，也從一個單純的信息提供者，逐漸轉變為關鍵的谘詢顧問。
專家組擁有未來幾十年的報紙，可以清晰地看到某個時間節點上公開報道的事件、數據和社會現象，這為他們勾勒宏觀圖景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然而，報紙記載的往往是結果，是表象。
許多事件背後的深層原因、決策內幕、未公開的技術細節、以及社會情緒微妙的變遷，則需要李滿倉這個親曆者的記憶來補充和印證。日報》關於價格闖關的社論和後續報道，”經濟組的負責人拿著一份打印出來的資料找到他，
“根據後續的經濟數據曲線顯示，此次改革引發了一定程度的通貨膨脹和社會波動。
資料庫中有一份內部評估報告提到了承受了陣痛，但語焉不詳。
以你未來的視角看，當時的決策是否存在更優解？關鍵的風險控製點應該在哪裡？”
李滿倉凝神回想，結合前世在底層掙紮的感受和後來看到的解密資料，緩緩道：
“初衷是好的，希望理順價格體係。
但當時對民眾心理承受能力和市場調節功能的預估可能過於樂觀。
配套的宏觀調控和社會保障措施沒有完全跟上。
如果當時能更漸進，或者在關鍵民生領域設置更長的過渡期和更堅固的防火牆，陣痛或許會減輕很多。”
他的話語沒有高深的理論，卻帶著來自民間的切身體驗和曆史的後見之明，讓經濟組的專家們頻頻點頭，迅速在分析報告上添加了關鍵的備注和風險推演。
科技組遇到的難題更為具體。
“滿倉同誌，這份2010年的《自然》期刊摘要提到了石墨烯材料的突破性進展，認為其是未來材料。
資料庫顯示我們國家在相關領域起步不算晚，但為何在產業化應用的關鍵時期，似乎落後了？
是技術路線選擇問題，還是受到了外部製約？”一位材料學泰鬥虛心地請教。
李滿倉沉吟片刻，回答道：“兩方麵原因都有。初期我們跟蹤很緊，也投入了不少。
但當時國際上有幾條技術路徑在競爭，我們可能在判斷上出現了一些偏差，資源分散了。
更重要的是，在試圖引進關鍵製備設備時，受到了嚴格的出口管製和技術封鎖。
等我們下定決心自主研發突破時，已經失去了一些先機。”他頓了頓，補充道，
“不過後來依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製優勢，還是追上來了，但在那個時間點，確實走了彎路。”
這樣的對話，每天都在各個課題組上演。
國際關係組的專家指著1999年關於“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件的報紙，詢問當時民間情緒的烈度和後續影響的深度。
指著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時的報道，探討中國應對策略中哪些是神來之筆，哪些是迫於形勢的無奈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