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的梳理和分析告一段落，浩如煙海的“未來”信息被分門彆類，提煉出的核心趨勢、關鍵警示與發展機遇，已然化為了數十份標注著“絕密”字樣的綜合報告，呈送到了最高決策層。
這些報告，將成為未來幾十年國家製定大政方針時，一份獨一無二、價值無可估量的“參考地圖”。
李滿倉在這兩個月中的表現，他所展現出超越時代的視野以及對諸多關鍵細節的精準把握，贏得了專家組乃至最高層的高度認可與信任。
他不再僅僅是被保護的對象和信息的提供者，其獨特的價值被賦予了新的定位。
在一個小範圍的會議上，老人親自宣布了一項決定：正式聘請李滿倉擔任國家經濟體製改革委員會體改委）的特邀顧問，並作為核心智囊，參與到一個新成立級彆極高的“改革開放前瞻規劃小組”工作中。
這個頭銜和職位，看似不如“全國人大代表”那般顯赫，但其實際影響力和接觸到的核心機密，卻遠超前者。
這意味著，李滿倉正式進入了國家最高決策的谘詢層，他將有機會直接影響這場即將席卷神州的偉大變革的進程與方向。
李滿倉沒有推辭，平靜地接受了這份沉甸甸的責任。
他深知，這正是他交出那些未來物品、坦陳重生秘密所希望達到的目的。
用自己的所知所學，為這個國家和民族，趟出一條更平坦、更光明的道路。
在新的工作崗位上，李滿倉並未提出什麼驚世駭俗、脫離實際的激進方案。
他的建議，往往立足於當下的現實條件，結合未來已驗證的成功經驗和慘痛教訓，精準地指向那些能夠“四兩撥千斤”的關鍵節點。
在“改革開放前瞻規劃小組”的研討中，他多次發言。
關於農村改革，他結合李家坳的成功實踐和未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推行過程中的一些波折，
提出在肯定“大包乾”激發農民積極性的同時，要特彆注意保留和扶持一部分有條件的集體經濟發展，
避免農村公共設施和服務的全麵萎縮，為未來的規模化、機械化經營留下火種和平台。
這個建議，使得後續的政策設計中，多了幾分審慎與遠見。
關於對外開放，他極力強調“以我為主”的原則。
他提醒小組成員，打開國門引進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至關重要，但必須設置清晰的“紅線”和“負麵清單”，
尤其是在關乎國計民生的關鍵領域和核心技術上，要避免重蹈未來某些行業“市場換技術”失敗、反而丟失陣地的覆轍。
他建議，利用未來信息中關於國際產業轉移趨勢的判斷，提前布局，主動引導外資投向國家急需發展的戰略性新興產業，而非僅僅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產業。
關於特區建設，他依據未來幾個經濟特區發展的得失，提出特區不應僅僅是政策的“窪地”，更應該是製度創新的“試驗田”和“高壓鍋”。
在給予特殊政策的同時，必須配套強有力的監管和法治建設，防止成為走私和投機倒把的天堂，確保改革成果真正惠及國家和人民。
他甚至根據未來信息中關於金融風險、房地產泡沫、地方債務等問題的預警，提出在改革之初，就要著手建立宏觀審慎的金融監管框架和風險預警機製，防患於未然。
這些在當時看來有些“超前”甚至“保守”的建議，因其立足於大量未來事實的支撐，引起了小組的高度重視，並被納入到頂層設計的考量之中。
李滿倉的存在和他帶來的確定性信息，如同給決策層注入了一劑強心針，也極大地減少了在黑暗中摸索的成本和可能走的彎路。
許多原本需要反複爭論、試點驗證才能確定的改革方向和力度，現在有了更清晰的路徑和風險提示。
在這種背景下，一項影響深遠的變化悄然發生，改革開放的整體時間線和推進節奏，被適度地、謹慎地提前了。
一些原本計劃在數年後才推出的試點政策，被提上了近期的議事日程；
一些關於吸引外資、下放企業經營權的法規草案，起草和論證的進程明顯加快；
對於科技研發和基礎教育的投入規劃，也根據未來產業競爭的需要，進行了大幅度的上調和時間前置。
整個國家機器，在李滿倉這隻來自未來的“蝴蝶”翅膀扇動下，開始以一種更加自信、更加穩健，同時也更加急迫的姿態，啟動了奔向現代化的引擎。
李滿倉忙碌於各種會議和研討之中，但他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
他知道，自己隻是提供了一個“劇本”，真正的“導演”和“演員”，是這個國家的人民和他們的領導者。
他能做的，就是儘己所能，讓這個“劇本”少一些悲劇，多一些輝煌。
而在忙碌的間隙，他偶爾會望向窗外。
他知道，外部那些隱藏的敵人，絕不會因為他在京城參與國是而停止活動。
暫時的平靜，往往預示著更大的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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