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城的晨霧還未散儘，工坊區已響起此起彼伏的吆喝聲。鐵匠坊的風箱“呼嗒呼嗒”地喘著氣，火星隨著鐵砧的敲擊濺起，落在青磚地上化作點點金紅；織布坊的機杼聲像細密的雨，“唧唧複唧唧”地織著晨光；木工坊的鋸子穿梭在木料間，拉出悠長的調子——這是三大體係落地後，華夏城尋常的清晨，每個行當都循著新定的規矩，在自己的軌道上有序運轉。
生產體係：行會立標，百工興邦
鐵匠坊的牆角新立了塊石碑，上麵刻著《鐵器行規》，墨跡尚未完全乾透。行會會長老王頭正帶著幾個徒弟逐字念：“凡鐵器鍛造，農具需淬三遍火，兵器需鍛七道紋，偷工減料者，逐出工坊，永不錄用。”他手裡握著一把剛打好的鋤頭，用卡尺量著刃口厚度，“你看這鋤頭，刃寬三寸二分，厚三分，正好符合‘深耕不卷刃’的標準，這才叫合格。”
旁邊的年輕鐵匠紅著臉低下頭——昨天他為了趕工，把鋤頭刃打得薄了半分，被行會查出來，不僅返工重打，還被罰了三天工錢。“以前東一榔頭西一棒子，憑著性子打，”老王頭敲了敲石碑，“現在有了規矩，咱鐵匠出的活，得讓全城人放心。”
織布坊的變革更顯眼。原本散亂在各家各戶的織機，如今集中在寬敞的大作坊裡，二十台織機排成兩列，織工們按“卯時開工、未時歇晌、酉時收工”的工時表勞作。行會首領張嬸拿著卷尺，檢查剛織好的棉布：“這布每寸得有四十根經線、三十根緯線，布麵要勻，不能有跳線。你這匹差了兩根經線，得拆了重織。”
織工們雖覺嚴格，卻沒人抱怨。因為行會不僅定了標準，還議出了公道價：每匹合格棉布能換兩鬥米，比以前零散售賣多了三成，手藝好的織工還能得“巧匠獎”，額外領一尺綢緞。“現在不用操心銷路，不用怕被壓價，”一個織工一邊踩著踏板一邊說，“隻要按規矩織好布，日子就踏實。”
木工坊最熱鬨，新落成的刨木台一字排開，上麵刻著精確的尺寸刻度。“以前做個桌子，高矮胖瘦全憑眼力，”木匠老李拿著圖紙比劃，“現在行會統一了‘方桌一尺八、圓桌二尺四’的標準，連榫卯結構都畫了圖樣，新手照著做也錯不了。”他手裡的八仙桌剛做好，桌腿的“燕尾榫”嚴絲合縫，用手推推，紋絲不動。
各行業的廢料也有了去處。鐵匠坊的鐵屑、織布坊的線頭、木工坊的木屑，都由行會統一收集，賣給肥料坊和燃料坊。“以前這些東西要麼堆著占地，要麼當垃圾扔了，”肥料坊的管事說，“現在鐵屑能回爐，線頭能做紙，木屑能燒炭，一點不浪費。”
規模化生產的好處很快顯出來。不到半個月，華夏城的鐵器就堆滿了倉庫，不僅夠城內用，還能運到城外換糧食；織出的棉布又勻又結實，連鄰村的人都跑來買；木匠做的家具供不應求，行會不得不擴招學徒。老王頭看著絡繹不絕來買鋤頭的農戶，捋著胡子笑：“這就是規矩的好處，心齊了，力就往一處使。”
治理體係：議會定策，法理安城
市議會的第一次選舉，就在議事堂舉行。清晨的陽光透過窗欞，照在二十張嶄新的木椅上——這是木工坊特意做的，椅背上分彆刻著“鐵匠代表”“織布代表”“鄉賢”“功臣”等字樣。
投票的是全城年滿十六歲的百姓，每人手裡握著一根竹籌，上麵刻著候選人的名字。李大叔是鐵匠，他把籌投給了老王頭：“他懂行，還公道。”張嬸是織工，選了同坊的巧手劉姐：“她知道咱織工的難處。”
最終選出的主事是曾帶領眾人築城的老石匠，司法官則是識文斷字、為人正直的老秀才。當選那天，老石匠站在台上，手裡攥著刻著“主事”二字的木牌，聲音有點發顫：“咱議會不搞一言堂，大事小事，大家坐下商量著來。”
城市法庭就設在議事堂西側，一間不大的屋子裡擺著三張桌子，原告、被告、司法官各坐一方。第一天審理的是“張家丟雞案”——張嬸家的雞跑到李家菜地，啄了菜苗，兩家吵到差點動手。
“按新定的《民約》，”老秀才翻開冊子，“牲畜損壞他人財物，主人需照價賠償；菜地主人若沒設圍欄，也得擔三分責。”他判張嬸賠李家半鬥米，李家則要在菜地邊紮上籬笆。兩人都服判，臨走時還互相說了句“對不住”。
更棘手的是“工錢糾紛”。一個瓦匠說雇主少給了工錢，雇主卻說瓦匠活沒乾好。司法官讓人去查驗屋頂，發現確實有兩塊瓦沒鋪嚴實，便判雇主給八成工錢，瓦匠得返工補好。“以前沒地方說理，要麼忍氣吞聲，要麼大打出手，”旁觀的百姓說，“現在有了法庭，啥理都能擺到桌麵上說。”
議會還定了“每月初一議事”的規矩。這天，二十位代表圍坐在一起，大到城外護城河要不要拓寬，小到街角的水井該不該修，都要一一商議。有代表提出來：“孩子們沒地方玩，能不能把東頭的空地改成操場？”大家紛紛點頭，當場就派木工坊去丈量、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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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石匠常說：“治理不是當官的拍腦袋，是大夥的事，得讓大夥說了算。”這話傳到百姓耳朵裡，人人心裡都亮堂了幾分。
教化體係：學堂傳智，禮義生根
學堂的木門上掛著塊牌匾，是老秀才題寫的“啟蒙堂”，三個字蒼勁有力。開學那天，十幾個孩子背著新做的布書包，怯生生地跨進門，看見屋裡擺著整齊的木桌木椅，牆上貼著“天地君親師”的字畫，還有一塊黑漆黑板。
授課的是從鄰縣請來的周先生，他捋著胡須，先教孩子們認字：“這是‘人’，一撇一捺，要站得直；這是‘家’，屋頂下麵有豬，說明五穀豐登、六畜興旺。”孩子們跟著念，聲音奶聲奶氣，卻透著認真。
除了識字，學堂還教“常識課”。農桑課上，老農李伯來講“春種秋收”，帶孩子們去城外田埂看麥苗；手藝課上，老王頭教孩子們認鐵器，說“鋤頭能種糧，鐮刀能收麥，勞動最光榮”；禮儀課上，周先生教孩子們作揖、問好，說“見了長輩要行禮，與人說話要和氣，這是咱華夏的規矩”。
最熱鬨的是“故事會”。周先生講“大禹治水”，說“人定勝天，靠的是團結”；講“孔融讓梨”，說“謙讓不是吃虧，是美德”。有孩子問：“先生，為啥要學這些？”周先生笑著說：“認字是為了明理，明理是為了做人，做人好了，家才好，城才好。”
學堂不光收孩童，晚上還開“成人班”。工匠們放下工具來學算賬，商戶們來學寫契約，連大字不識一個的張婆婆都來學認自己的名字。“以前記工分靠畫圈，現在學了字，自己就能記賬，”張婆婆拿著鉛筆，一筆一劃寫著“張翠花”，眼裡閃著光，“這字真好看，比畫圈強多了。”
一天傍晚，學堂的孩子們排著隊回家，路過工坊區時，看見鐵匠坊的學徒在偷偷學認字，就湊過去教他；看見織布坊的阿姨在算工錢，就幫著數算籌。周先生站在門口看著，忽然想起老秀才的話：“教化不是把知識灌進腦子裡，是讓它像種子一樣，落在心裡，發了芽，再長出去，串起一整個城。”
三司聯動，城郭生息
三大體係像三台咬合的齒輪，轉得越來越順暢。生產體係提供的物資，讓治理有了底氣——議會決定修操場，木工坊當天就能調出木料；教化體係培養的人，又反過來推著生產和治理進步——學堂教的算術，讓工匠們算料更準，讓議會的賬記得更清。
有回城外鬨蝗災，議會剛議出“組織人手滅蝗”，鐵匠坊就連夜打了幾十把捕蝗網，學堂的孩子們也跟著大人去田埂上幫忙，一邊撲蝗蟲，一邊念叨著周先生教的“眾誌成城”。沒幾天，蝗災就被控製住了。
傍晚的華夏城，工坊的煙筒冒著嫋嫋青煙，議會的燈籠在議事堂前亮著，學堂的窗戶透出暖黃的光。老王頭收工後，會去學堂接在那兒當雜役的孫子，聽孩子講今天學的“禮義廉恥”；張嬸織完布，會去議會門口看新貼的布告，知道明天要調糧食進城；周先生路過鐵匠坊，會停下來指點學徒認鐵器上的字。
天宇站在城牆上，看著這座日漸興旺的城。生產有規，治理有章，教化有方，就像人有了筋骨、血脈和靈魂。他想起剛築城時，有人擔心“規矩太多綁住手腳”，如今才明白，好的規矩從不是枷鎖，是讓萬物生長的土壤。
晚風拂過城牆，帶著工坊的煙火氣、學堂的墨香、議會的木柴味，混在一起，成了華夏城獨有的氣息。這氣息裡，有百工的勤勉，有百姓的安心，更有文化的根脈，在不知不覺中，紮得越來越深。
三大體係立起來的，不隻是一座城的骨架，更是一個族群的精氣神。當清晨的第一縷陽光照在“啟蒙堂”的牌匾上，照在議會的木椅上，照在鐵匠坊的鐵砧上，華夏城便在這日複一日的運轉裡，向著更堅實的未來，穩穩地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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