燭火微晃，我正批閱著三州紙坊的報單。書辦官立於案側，指尖沾墨，在冊上勾出江州與漢中兩地未達產額之處。
“柴薪不足，匠人短缺。”他低聲稟道，“成都一地尚可維持日出千張，另兩處每日僅得六百，十萬張配額恐難如期交付。”
我放下筆，目光停在“江州缺柴”四字上。千渠工程已近尾聲，餘下民夫尚在歸鄉途中，正可調度。
“即刻傳令。”我說，“抽調五百人專司伐薪運柴，軍屯柴場開放三月，燒磚緩行。另命陳良從驛站調派快馬，將成都熟手工匠送往兩地，每名配驛卒二人，五日內務必到位。”
書辦官應聲欲退。
我又道：“新紙優先北線。北方五道驛站文書不得斷檔，若有延誤，追責到工坊主事。”
他躬身退出，腳步未遠，陳良已自外入。袍角帶塵，顯然是剛從城外驛點歸來。
“先生。”他遞上一卷紙，“這是漢中新送來的試紙，用新方所製，尚未大批印行。”
我接過展開。紙色泛黃，厚薄已有準繩，指腹摩過，無毛刺，亦不滲墨。提筆蘸濃墨，在其上寫下“掃盲”二字，吹乾，揉作一團，再攤開——字跡清晰，紙麵雖皺，卻未破裂。
“可用。”我點頭，“準予量產。首批十萬冊《百姓識字冊》交印書坊，按《千字文》精編，配圖注音，以反切法標讀。”
陳良記下，忽有遲疑：“此冊若發至各鄉，誰來教？”
“寒門子弟。”我說，“科舉新錄百人，皆清貧出身，不受士族牽製。每人派駐一鄉，稱‘掃盲教諭’，俸祿由丞相府直發。”
陳良頷首，又問：“若地方官敷衍，隻掛牌不辦學堂呢？”
我站起身，走到牆邊輿圖前。圖上驛路如網，紅線已延至邊境。手指劃過巴郡、犍為、廣漢諸地。
“設硬令。”我說，“每鄉必設一所學堂，少一鄉，主官考評降等；兩年不改，免職查辦。”
陳良眼中微動。
我繼續道：“另設激勵——百姓每脫盲一人，獎糧一鬥，從地方節餘賦稅中支取。教會三人者，授‘啟蒙牌’，可換鐵鋤或水車零件。”
他低頭疾書，筆尖沙沙作響。
“還有一事。”我說，“教材不可手抄。錯一字，誤一村。啟用活字印刷術，成都設印書坊，日夜趕印。每冊成本壓至三文以內。”
陳良抬頭：“若士族阻撓？”
“他們怕的不是百姓不識字。”我落座文案之後，“是怕百姓識了字，能讀減稅告示，能看糧價公示，能算自家賬目。從此不再任人哄騙。”
他沉默片刻，終道：“屬下明日便啟程督產，確保紙墨如期送達各鄉。”
我點頭，又取出一份竹簡推至案前：“這是《掃盲令》全文，你帶回驛站係統，隨軍情文書一同下發，加火漆封條，收件人須親自簽押。”
他雙手接過，退出大堂。
燭光漸暗，我喚人添油。新紙堆在案角，厚厚一摞，尚未拆封。書辦官半個時辰後複返，手中捧著各地回文。
“巴郡回稟，已設學堂四十七所，報名百姓逾萬。”他念道，“犍為報稱，有老農自發組織夜學，稱‘白日耕田，夜裡識字’。”
我提筆批下：“速撥紙三千張，墨五百斤，由最近驛站即日發往。”
他又道：“梓潼縣令上書，言本地士紳聯名反對，稱‘民力用於耕織足矣，何必耗於識字’。”
我冷笑一聲：“這些人恨不得百姓永遠睜眼瞎。回文告訴他——令出如山，抗令者，以‘阻政’論處，抄沒家產三分之一，充作學堂經費。”
書辦官筆下一頓，隨即記下。
“還有。”他猶豫片刻，“有鄉吏問，若孩童識字，卻不識數，賬目仍不會算，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