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也納的深秋，金色灑滿美泉宮的花園，但也給這座城市蒙上了一層清冷的濾鏡。在維也納音樂學院那棟擁有百年曆史、牆壁上掛著曆代音樂大師肖像的主樓裡，采光極好的一間辦公室內，卡爾·格魯伯教授剛剛結束一堂關於貝多芬晚期弦樂四重奏的專題研討。
學生們抱著厚厚的樂譜和筆記恭敬地離開，辦公室裡恢複了寧靜，隻有牆角那座古老的落地鐘發出沉穩的滴答聲。格魯伯走到窗邊，望著院子裡幾近光禿的梧桐樹枝，手指無意識地摩挲著窗框上精致的雕花。他年近七十，頭發銀白梳理得一絲不苟，深色的三件套西裝熨帖平整，整個人像一尊凝固在十九世紀的雕塑，散發著經由時間沉澱的權威感。
《維也納音樂評論》的資深記者米歇爾·霍夫曼如約而至，他是格魯伯少數願意接待的媒體人之一。寒暄過後，訪談很快進入正題，話題圍繞著即將到來的薩爾茨堡夏季音樂節，以及格魯伯作為評委會重要成員對當代音樂發展的看法。
“教授，我們注意到，今年的音樂節邀請名單上，出現了一位來自華夏的音樂人，淩雲。”霍夫曼翻看著筆記，謹慎地引入話題，“他似乎在國內和國際的流行樂壇都引起了不小的轟動，一種被稱為‘夏國風’的音樂現象。您有關注到嗎？”
格魯伯的眉梢幾不可察地動了一下。他轉過身，走向自己的桃花心木書桌，動作緩慢而鄭重，仿佛每一步都丈量著某種尊嚴。
“霍夫曼先生，”他開口，聲音帶著老派德語區學者特有的低沉和清晰，“在音樂的聖殿裡，我們談論巴赫的結構，莫紮特的靈感，貝多芬的掙紮與超越。我們探討複調對位的精妙，和聲進行的邏輯，配器法的色彩。”他沒有直接回答關於淩雲的問題，而是先劃定了他心中的“音樂”疆域。
他拿起桌上的一份薄薄的資料，那是金代表的人“恰到好處”地提供給某些歐洲音樂評論人的“背景摘要”，裡麵“客觀”地提及了淩雲歌曲在商業上的巨大成功，以及其與官方文化戰略的“緊密聯係”。
“至於你提到的這位……淩先生，”格魯伯終於將目光落在資料上，語氣平淡得像在評價一件遙遠的、與己無關的物品，“以及他所代表的所謂‘夏國風’，我確實略有耳聞。”
他停頓了一下，仿佛在尋找最準確的措辭，那雙藍色的眼睛透過老花鏡片，看向霍夫曼，也仿佛透過他，看向整個急於尋求新刺激的音樂世界。
“基於我所聽到的有限片段，以及了解到的一些情況，”他緩緩說道，每個字都像經過精密校準，“我認為，那更像是一種……嗯……‘有趣的雜耍’。”
“雜耍？”霍夫曼下意識地重複，這個詞彙在音樂評論的語境中，顯得格外刺耳。
“是的，雜耍。”格魯伯肯定道，語氣裡沒有明顯的情緒，卻比直接的嘲諷更顯輕蔑，“它將一些東方的、異域的音色和符號，比如那種……彈撥樂器他可能指的是琵琶）和拉弦樂器二胡），與西方流行音樂的簡單節奏模式拚湊在一起。它依賴於新鮮感，依賴於某種對神秘東方的想象，或許還依賴於其本土市場的龐大和……特定的推廣力量。”
他輕輕將那份資料放回桌麵，仿佛那上麵沾著看不見的灰塵。
“它缺乏嚴密的和聲結構，缺乏真正的複調思維，更談不上對音樂本體語言的探索和貢獻。它停留在感官刺激和情緒渲染的淺表層麵，像一種精心包裝的‘文化快餐’，或許能滿足一時的好奇心，但無法提供真正的、持久的藝術滋養。”
格魯伯抬起手，指了指牆上那些沉默的大師肖像：“音樂，是通往至高精神世界的橋梁，是秩序的體現，是情感的淨化。而不是……”他搖了搖頭，沒有再說下去，但那未儘之語裡的否定意味，彌漫在整個房間。
“所以，您不認為他出現在薩爾茨堡音樂節，是音樂多元化的一種體現嗎？”霍夫曼試圖追問。
“薩爾茨堡，”格魯伯的聲音陡然嚴肅起來，“是莫紮特的故鄉，是福特文格勒、卡拉揚曾經執棒的地方！它代表著古典音樂的最高殿堂之一。邀請什麼樣的藝術家，關乎音樂節的格調和尊嚴。多元化，不等於沒有門檻，不等於可以降低藝術的標準去迎合……市場的潮流或者政治的正確。”
訪談在一種略顯凝重的氣氛中結束。霍夫曼離開時，心情複雜。他敏銳地意識到，格魯伯教授這番看似冷靜客觀的評價，一旦發表，將在歐洲古典音樂圈層內投下一塊怎樣的石頭。
幾乎在霍夫曼踏出音樂學院大門的同時，金代表安排在維也納的人，就已經將格魯伯的核心觀點——“有趣的雜耍”、“文化快餐”、“降低藝術標準”，迅速地傳遞了出去。
消息越過大洋，先是到了金代表那裡，他看著簡報，臉上露出了計劃得逞的冰冷微笑。隨即，經過一些“渠道”的發酵和擴散，這篇尚未正式刊發的訪談核心內容，被巧妙地“泄露”給了幾家關注東亞文化的海外媒體和網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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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蘇圓圓氣急敗壞地將外網報道鏈接摔在淩雲麵前的桌子上時，淩雲剛剛結束一天的排練。
“淩老師！你看這個老古董說的什麼屁話！‘有趣的雜耍’？！他聽過幾首你的歌就這麼大放厥詞？！”劉曉更是直接炸了，拳頭攥得咯咯響。
淩雲點開鏈接，平靜地看完了那篇充斥著格魯伯“權威觀點”的報道。報道裡，格魯伯的頭銜、地位，以及他所代表的維也納音樂學院和薩爾茨堡音樂節評委會的身份，都為他這番話賦予了沉重的分量。
沒有預想中的憤怒，淩雲甚至微微點了點頭。
“係統，調取格魯伯·卡爾的全部公開資料、學術著作及代表性音樂評論，進行深度分析，建立人物認知模型。”
“指令已接收。資料收集中……模型構建中……分析結果：目標人物‘格魯伯’為西方古典音樂體係守護者典型代表，其審美體係根植於德奧古典主義傳統，對非西方音樂體係及現代流行音樂存在係統性偏見。其批評邏輯核心：以西方古典音樂理論體係為唯一標尺進行衡量。威脅等級：高。其言論具備極強權威誤導性，可能影響歐洲主流藝術界對宿主接納度。”
係統的分析冰冷而精準。淩雲看著屏幕上格魯伯那張嚴肅、刻板的臉，明白這不再是李總那種資本層麵的打壓，也不是金代表那種陰險的抹黑，而是一種源於截然不同美學體係的、居高臨下的根本性質疑。
這種質疑，無法用商業數據反駁，無法用網絡罵戰平息。它矗立在那裡，像阿爾卑斯山的雪峰，冰冷，堅硬，代表著一種需要去征服的審美霸權。
他走到窗邊，看著華燈初上的城市。格魯伯的“雜耍”評價，像一根刺，紮進了他的心裡，也清晰地標定了他的終極目標。
這不是關於榜單，關於銷量，甚至不完全是關於文化輸出。
這是一場關於“什麼是音樂”、“什麼是美”、“誰有權定義藝術”的戰爭。
他需要站在薩爾茨堡那個古老的舞台上，用格魯伯能聽懂，卻無法否認的方式，告訴他，也告訴世界——
東方的聲音，不僅僅是雜耍。
華夏的韻律，同樣可以構建通往精神世界的宏偉橋梁。
戰爭的號角，已經由這位遠在維也納的教授，親手吹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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