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零年，秋，上海法租界。
華燈初上，百樂門舞廳內流光溢彩。
張宗興靠在真皮沙發上，指尖夾著一支雪茄，目光漫不經心地掃過舞池中扭動的腰肢。留聲機裡放著周璿的《夜上海》，歌聲甜膩婉轉，與他此刻的心情相去甚遠。
他來上海已經三個月了，還是沒能完全適應這個光怪陸離的時代。
霓虹燈取代了ed屏，電報代替了微信，黃包車夫的吆喝聲蓋過了汽車的鳴笛。
作為二十一世紀某跨國公司的亞太區總裁，他現在成了1930年代上海灘法租界的一位華人探長——同時，還是青幫弟子，以及東北少帥張學良的結拜兄弟。
這個身份讓他黑白通吃，也讓他如履薄冰。
“興爺，您的電話。”一個穿著侍者服的年輕人快步走來，壓低聲音，“是北邊來的專線。”
張宗興心頭一跳。北邊的專線，隻可能是一個人。
他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西裝外套，隨著侍者走向辦公室。
百樂門的二樓是他的私人領地，裝修奢華，電話就放在紅木辦公桌上。
拿起聽筒，他清了清嗓子：“喂？”
“宗興？”電話那頭傳來熟悉的東北口音，帶著幾分慵懶，卻又不失威嚴，“怎麼這麼久才接電話？又在哪個溫柔鄉裡打滾呢？”
張宗興笑了，緊繃的神經鬆弛下來：
“六哥說笑了。在上海這地界，哪比得上您少帥府邸溫柔鄉多。”
他與張學良結拜時排行老七，張學良排行第六，故以“六哥”相稱。
電話那頭傳來爽朗的笑聲：
“就你小子會說話！怎麼樣，在上海灘混得風生水起了吧？我聽說你現在是法租界說一不二的人物了，連杜月笙都要給你三分麵子？”
“托六哥的福，勉強混口飯吃。”張宗興謹慎地回答，手指無意識地纏繞著電話線，“您日理萬機，怎麼想起給小弟打電話了？”
電話那頭的語氣忽然嚴肅了幾分：
“有兩件事。第一，下個月我要南下南京開會，順道去上海看看你。給我留個好位置，我想看看你的百樂門是不是真如傳聞中那樣，是上海第一銷金窟。”
張宗興心中一緊。曆史上，張學良確實經常南下，但具體時間他已記不清了。
“六哥能來，是我的榮幸。一定給您安排得妥妥當當。”
“第二件事...”張學良的聲音壓低了，
“幫我查個人。一個日本商人，名叫山口隆一，最近在上海活動頻繁。聽說他和英國、美國的一些軍火商走得很近，但我懷疑他背後是日本軍方。”
張宗興的眉頭皺了起來。山口隆一這個名字他並不熟悉，但日本軍方在上海的活動，他再清楚不過——再過一年，九一八事變就要爆發了。
“六哥放心，我會查清楚這個人的底細。”他頓了頓，試探性地問，“不過，日本人最近在東北的動作也不少，您那邊...”
電話那頭沉默了片刻，再開口時，語氣中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疲憊：
“日本人？哼，跳梁小醜罷了。父親在世時常說，關東軍不過是在虛張聲勢，他們不敢真的動手。”
張宗興的心沉了下去。他知道曆史的發展，知道再過一年，東北就將淪陷。而他這位結拜哥哥，將成為全國人民口中的“不抵抗將軍”。
“六哥，”他斟酌著用詞，
“我在上海與不少日本商人打過交道，他們表麵上彬彬有禮，背地裡的手段卻狠辣得很。關東軍近年來不斷增兵，恐怕不是虛張聲勢那麼簡單。”
張學良輕笑一聲：“怎麼，去了上海幾個月，就成了日本通了？放心吧，東北有我在，翻不了天。你還是專心幫我查清楚那個山口的事情。”
張宗興知道再多說也無益，曆史不是那麼容易改變的。“明白。您來上海的具體時間定了嗎？”
“月底吧，秘書會提前通知你。”張學良的語氣又輕鬆起來，“對了，給我找幾個漂亮的舞女，要最紅的那種。好久沒放鬆了。”
“一定安排。”張宗興苦笑。這位少帥風流倜儻的名聲，果然名不虛傳。
又寒暄了幾句，電話掛斷了。
張宗興放下聽筒，站在窗前，看著樓下繁華的南京西路。霓虹閃爍，車水馬龍，一派歌舞升平。但他知道，這片繁華之下，暗流湧動，危機四伏。
“山口隆一...”他喃喃自語，將這個日本名字記在心裡。
敲門聲響起，沒等他回應，一個穿著黑色西裝的大漢就推門而入：“興爺，出事了。我們在碼頭的貨被扣了，說是違禁品。弟兄們和海關的人對峙著呢，可能要動手。”
張宗興轉身，眼神瞬間變得冷厲：“誰扣的貨？”
“新來的海關督察，姓王的，據說背後有英國人撐腰。”
張宗興抓起外套，從抽屜裡拿出一把勃朗寧手槍插在腰後：“備車。另外，查一個叫山口隆一的日本人，所有信息我都要。”
“是，興爺。”
走出辦公室的那一刻，張宗興已經完全進入了角色。
無論是為了生存，還是為了改變那段屈辱的曆史，他都必須在這個時代的上海灘，殺出一條血路。
少帥的結拜兄弟這個身份，既是護身符，也是催命符。
而他與張學良的這次通話，將是風暴來臨前的最後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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