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正是他擔憂的吏治弊病。
父皇和李斯丞相想必也看到了這些問題，所以在新政中試圖調整考課方式，但牽一發而動全身，何其難也。
“還有一個著名的例子，能同時說明‘沉沒成本’、‘損失厭惡’和‘激勵扭曲’。”
趙天成似乎談興愈濃。
“就是春秋末年，智伯瑤聯合韓、魏攻打趙襄子，引水灌晉陽城。”
“當時，晉陽城被圍困多年，沉灶產蛙，易子而食，形勢極其危急。但趙襄子手下民心不散，堅守不下。這時候，智伯瑤的‘激勵’出了問題。他過於驕橫，在巡視水勢的時候，當著韓康子、魏桓子的麵說：‘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這話什麼意思？汾水可以灌魏國都城安邑，絳水可以灌韓國都城平陽！他直接把未來的威脅擺在了盟友麵前。”
扶蘇點頭，這段曆史他亦熟知，智伯的驕橫是導致聯盟破裂的直接原因。
趙天成分析道。
“從智伯的角度看，他為了攻打趙氏，已經投入了巨大的兵力、物力，圍城數年，這是巨大的‘沉沒成本’。他極度厭惡‘損失’掉這次可能吞並趙氏的機會，所以他一心隻想儘快拿下晉陽，忽視了盟友的心態變化。同時，他對韓、魏的‘激勵’也完全扭曲了。他本該用趙氏的土地和財富作為共同利益來激勵韓魏，鞏固聯盟。但他卻用威脅來對待盟友，這等於告訴韓魏，跟著我智伯，今天打趙氏，明天可能就輪到你們了！這簡直是反向激勵！直接把盟友推到了對立麵。”
“反觀趙襄子，”趙天成繼續道。
“他身處絕境，反而沒有‘沉沒成本’的包袱，已經沒什麼可失去的了，對‘損失’的厭惡也降到了最低，最多就是城破人亡。他敏銳地抓住了智伯激勵扭曲帶來的機會，派人秘密聯絡韓魏，陳說唇亡齒寒的道理，成功策反了二者。結果就是韓趙魏三家聯手，反滅智伯，瓜分其地，奠定了三家分晉的基礎。”
“你看，”趙天成總結道。
“智伯敗亡，表麵是驕橫，深層是陷入了‘沉沒成本’的執著，對‘損失’攻城機會的過度厭惡，以及對盟友實施了完全扭曲的、甚至起反作用的‘激勵’。而趙襄子，則因為身處絕境，反而擺脫了這些心理枷鎖，做出了最理性的抉擇。”
牢房裡陷入了長久的沉默。
扶蘇的腦海中，閃過趙天成所列舉的一個個曆史場景。
邯鄲圍城、宋襄公恪守仁義、秦軍爭搶首級、郡守追求戶口數字、智伯瑤水灌晉陽……這些他原本熟悉的故事，在“沉沒成本”、“損失厭惡”、“激勵扭曲”這幾個概念的透視下，煥發出全新的、令人心驚的意味。
“先生……”良久，扶蘇才緩緩開口。
“今日聽先生一席話，學生……學生方知，讀史並非僅僅知曉興替，更需洞察這興替背後，那無形無影，卻又無處不在的……人性與製度交織的規律。”
他抬起頭，目光中充滿了前所未有的清明與沉重。
“沉沒成本令人固執於過去，損失厭惡令人畏懼於改變，激勵扭曲令人迷失於指標……此三者，若不能明察而規避，縱有強兵富國，亦難免決策失當，根基動搖。學生以往所思所慮，終究是過於膚淺了。”
趙天成看著扶蘇那副深受震撼、認真思考的模樣，難得地沒有出言嘲諷，隻是懶洋洋地重新坐回太師椅上。
“知道厲害就行。這些東西，說起來簡單，真要時時刻刻用在決策裡，難如登天。”
他仿佛看到了鹹陽宮中，父皇那孤寂而威嚴的身影，以及圍繞在他身邊，那些形形色色、各懷心思的臣子。
自己將來，如果……如果有可能站在那個位置，又該如何避免這些陷阱？
如何設計出更能“激勵相容”的製度？
如何讓自己和朝臣都能擺脫“沉沒成本”和“損失厭惡”的束縛？
“先生，”扶蘇抬起頭，目光灼灼地望向對麵那個仿佛能洞悉一切規則的趙天成。
“您屢次提及‘激勵相容’之重要，言其能引導人之行為，趨利避害。然則，學生愚鈍，尚有一問。是否存在一種……一種完美的激勵？能使個人謀求自身利益之行為，恰好亦能達成集體之目標？使上下同欲，官民一心？若有，此道何名？又該如何達成？”
趙天成聞言，原本半眯著的眼睛微微睜開，嘴角那抹標誌性的戲謔笑意再次浮現。
“嘿！蘇公子，你這問題，算是問到點子上了！從扭曲激勵跳到理想激勵了？有長進！”
“說白了，就是製度設計得好，讓你為自己打小算盤、奔自己前程的時候，捎帶手就把公家的事、大家的事也給辦漂亮了！不用誰拿著鞭子在後頭抽，也不用天天喊什麼忠君愛國的大道理，利益自己就會推著你往對集體有利的方向走。”
他看扶蘇眼中光芒閃爍，顯然極感興趣。
“說一個更早的，算是激勵相容的典範，”趙天成繼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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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在齊國的‘四民分業’定居政策。”
“管仲將國人劃分為士、農、工、商四大群體，讓他們分彆集中居住，職業世襲。比如‘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看起來是限製自由，對吧？但深層次看，這也是激勵相容的設計。”
“對於工匠而言，集中居住，同行交流，技術不易失傳，子弟從小耳濡目染，更容易掌握技藝。他們鑽研技術、提升工藝的直接受益者是自己和家族產品更暢銷，地位更穩固，而齊國則得到了更精良的武器、工具和器物，增強了國力。”
“對於商人而言，集中在市井，信息流通快，交易成本低。他們為了賺取更多利潤，自然會努力販運貨物，互通有無，這直接促進了齊國商業的繁榮和經濟的活躍。”
“對於農民而言，定居田野，專事耕作，心無旁騖，有利於精耕細作。他們為了自家收成更好，會努力耕種，這保證了齊國的糧食安全。”
“管仲通過這種製度安排，讓士、農、工、商四大群體，都能在追求自身利益和發展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地服務於國家的整體戰略目標。這難道不是一種高明的‘激勵相容’嗎？”趙天成反問道。
扶蘇恍然大悟，他隻知管仲治齊稱霸，卻未深思其“四民分業”背後竟有如此精妙的激勵邏輯。
“當然，有成功的，就有失敗的，或者說‘激勵不相容’的例子。”
趙天成話鋒一轉，開始剖析反麵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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