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去衡陽五）
城市在早高峰中蘇醒，嘈雜鼎沸。王建國卻像逆流而上的孤舟，每一步都陷在黏稠的焦慮裡。他問了好幾個人，輾轉了幾趟公交車，最終停在一棟莊嚴肅穆的建築物前。玻璃幕牆反射著冷硬的天光，國旗在高處飄拂。他攥緊了那個舊布包，手心的汗濡濕了布料。
門衛攔下了他，審視著他洗得發白的中山裝和拘謹的神情。他囁嚅著說明來意，聲音乾巴巴的。被指引到一個偏廳，那裡已經排著些人，臉上都掛著類似的茫然與急切。空氣裡彌漫著低聲的交談、咳嗽，還有某種無形的、沉重的期待。
等待的時間被無限拉長。他坐在冰冷的金屬排椅上，背挺得筆直，布包放在膝頭，雙手緊緊壓著。腦子裡反複演練著待會兒要說的話，又不斷被那歪歪扭扭的鉛筆字和李桂蘭絕望的哭聲打斷。
“王建國？”
一個工作人員站在櫃台後，麵無表情地喊他的名字。他猛地站起來，幾乎同手同腳地走過去。
窗口很高，他需要微微仰頭。裡麵坐著一位年輕的工作人員，製服挺括，神色是公事公辦的疏離。
“什麼事？”
“同、同誌，”王建國喉嚨發緊，把手裡的筆記本和身份證從窗口下塞進去，手指因為用力而微微顫抖，“我……我想找我女兒。她在……在美國。”
工作人員拿起身份證看了看，又瞥了一眼筆記本上那串抄錄的地址，眉頭幾不可察地蹙了一下。“您女兒怎麼了？”
“她二十年沒消息了……”王建國按照想好的說，聲音卻抑製不住地發啞，“就突然來了封信……我們怕……怕她出什麼事，就想……就想請你們幫忙問問，看看她人是不是平安……”他艱難地吞咽著，不敢提那封信的具體內容，不敢提那冰冷的支票和背麵的鉛筆字，生怕一個字說錯，就觸怒了那個未知的、會打人的男人，給女兒和外孫招去更大的禍事。
工作人員聽著，手指在鍵盤上敲擊了幾下。“有她的護照信息嗎？具體在哪個城市？隻知道紐約？”
王建國茫然地搖頭，又趕緊指著筆記本：“信是從那裡寄來的……地址，地址我抄了……”
工作人員拿起那張紙看了看，語氣平淡：“光有這個地址很難查。而且，女士官，如果您女兒是正常生活，沒有發生意外或涉及案件，我們原則上不方便直接介入她的私人生活。她已經是成年人，並且長期居住在國外。”
王建國的心猛地往下沉。“就……就問問她好不好，平不平安……不行嗎？”他幾乎是哀求了，身體不自覺地前傾，手扒著冰涼的台麵，“我們老了……就這一個念想……怕她……”後麵的話堵在喉嚨裡，變成一聲壓抑的哽咽。
工作人員似乎見慣了這種場麵，語氣緩和了些，但依舊程序化：“您的心情我理解。這樣吧，您把您知道的詳細信息，還有您的聯係方式寫下來，我們嘗試通過相關渠道了解一下情況。但需要時間，而且不能保證一定有結果。”
他推過來一張表格和一支筆。
王建國的手指顫抖著，幾乎握不住那支輕巧的筆。他趴在台麵上，一筆一劃，極其緩慢地填寫。名字，王瑤。出生年月。何時出國。最後一個已知信息。自己的名字，電話，地址。那串陌生的英文地址，他對照著筆記本，仔仔細細地謄抄上去，每一個字母都寫得無比艱難，像在雕刻。
寫完了，他小心翼翼地把表格推回去，像是交出了全部的希望。
工作人員收下表格，放進一個文件夾裡。“好了，有消息我們會通知您。回去等吧。”
“大概……要多久？”王建國忍不住問，聲音裡帶著一絲卑微的期盼。
“說不準。”工作人員已經準備叫下一個了。
王建國張了張嘴，還想再問點什麼，最終隻是佝僂下背，低低說了聲：“謝謝同誌。”
他轉身離開窗口，腳步有些虛浮。偏廳裡的人換了一茬，空氣依舊沉悶。他走出那棟莊嚴的大樓，站在熙熙攘攘的街頭，陽光刺眼，他卻覺得渾身發冷。
布包裡那張抄著地址的紙似乎還燙著他。他做到了他能做的極限，投出了一顆石子，卻不知道它最終會沉入哪片深不見底的海域，甚至能否激起一絲漣漪。
他慢慢地往回走，中山裝在人群裡顯得格外突兀和蒼老。他不知道要等多久，也不知道最終等來的會是什麼。腦海裡交替閃現著女兒十八歲時的笑臉、那冰冷的打印字體、還有那稚嫩的鉛筆字跡。
一種巨大的無力感，混合著無法消散的憂慮，像潮水般將他淹沒。他隻知道，除了等待，他什麼也做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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