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小城白山鎮。鋼鐵廠保衛科科長趙永革帶著七八個年輕工人，踹開了城西那座俄式小洋樓的鐵門。資本家屬實可惡，新中國都成立三年了，這魏世榮還藏著滿屋的西洋物件不肯上交人民。
“砸！給我狠狠地砸！讓這些資產階級的毒草暴露在陽光下！”趙永革振臂高呼，工人們一擁而入。
我在人群中跟著，那年我剛滿十八，是廠裡的學徒工。那是我第一次踏進魏家的門，也是第一次見到那幅畫。
小洋樓裡陰暗潮濕，散發著一股黴味與舊書香混合的怪味。紅木書架上擺滿了外文書，留聲機上的黑膠唱片碎了一地。魏世榮——那個戴著金絲眼鏡的瘦弱老人——蜷縮在角落，一聲不吭，隻是死死地盯著我們中的每一個人，仿佛要把我們的模樣刻進骨頭裡。
“科長，這玩意咋處理？”李二福在二樓喊了一聲。我們聞聲上樓，看見他正對著一幅油畫指指點點。
那畫掛在臥室最裡麵的牆上，約莫半人高，畫中是個穿暗紫色旗袍的年輕女子。她坐在一張藤椅上，手持團扇，眉眼低垂。奇怪的是，不管我們走到房間的哪個角落，她那哀怨的眼神似乎始終跟著你。
“資產階級的臭玩意，燒了算了！”李二福說著就要動手。
“慢著。”趙永革攔住他，眯著眼端詳那畫，“這畫...廠裡正在裝飾禮堂，缺這種有教育意義的展品。帶回去，讓群眾都看看資本家是怎麼腐化生活的。”
我離畫最近，趙永革便指派我負責搬運。當我伸手去摘畫時，一陣寒意順著指尖竄上脊梁。那畫框冰冷得不似尋常木頭，倒像一塊寒冰。不知是不是錯覺，在我觸碰到畫框的瞬間，畫中女子的嘴角似乎微微抽動了一下。
魏世榮突然在樓下嘶吼起來，聲音淒厲得像夜梟：“那畫不能動！她會跟著你們的！她會的！”
趙永革冷笑一聲：“封建迷信！無產階級不怕這些牛鬼蛇神！”
我小心翼翼地把畫從牆上取下，包裹好，跟著隊伍離開了魏家。臨走時，我回頭看了一眼魏世榮，他癱坐在地，眼神空洞，嘴唇無聲地蠕動著，像是在重複著什麼咒語。
畫被運回廠裡，但最終沒被掛在禮堂——工會主席說這畫“氣氛不對，影響工人積極性”。趙永革便自作主張，把它帶回了家。
趙家的厄運，從那時開始了。
趙永革的妻子王秀芹是廠裡的播音員，性格開朗，可掛畫不到一周，她就變得沉默寡言。她私下跟我母親抱怨，總覺得畫裡的女人在盯著她，半夜還能聽見女人的歎息聲。
“那眼神啊，像是憋著天大的委屈，看得人心慌。”王秀芹說。
更詭異的是趙永革十歲的小兒子鐵柱。自從畫掛上後，他整夜做噩夢，說有“紫衣阿姨”站在他床邊，輕輕摸他的臉。孩子一天天消瘦，趙永革卻罵他“膽子小，不像革命後代”。
我因住趙家隔壁，常被叫去幫忙修理家具。每次路過那幅畫，都不由自主加快腳步。畫中女子的表情似乎真的在變化——剛帶回來時是低眉順眼，如今卻微微抬起了眼，那眼神裡有說不清的哀怨，甚至有一絲若有若無的恨意。
最怪的是畫上的顏料。有一回我去趙家送廠裡發的白菜，正巧一束夕陽照在畫上，我清楚地看見畫中女子旗袍上的暗紫色似乎在流動，像是有生命的液體，緩緩地、幾乎難以察覺地蜿蜒而下。
寒冬臘月，白山鎮下了場五十年不遇的大雪。趙家出了事。
鐵柱突然高燒不退，胡言亂語，說什麼“阿姨要帶我走”。趙永革冒雪去請醫生，卻在半路摔進溝裡，摔斷了腿。王秀芹在照顧丈夫和兒子的間隙，精神終於崩潰，一天深夜竟赤腳跑出家門，尖叫著“她出來了！她出來了！”
鄰裡幫忙，把王秀芹送進了醫院。趙家一下子空了，隻剩下斷腿的趙永革和神誌不清的鐵柱。
我母親心善，主動幫忙照顧趙家父子。我也常去送飯打雜。每次進趙家，都覺得那屋子比外麵還冷，而那股寒意，似乎就是從畫上散發出來的。
一晚，母親讓我給趙家送餃子。推開趙家門，屋裡沒開燈，隻有月光透過窗戶，照在那幅畫上。我下意識看了一眼，渾身的汗毛都豎了起來——畫中女子的臉，竟轉向了我所在的方向！那雙眼睛不再是哀怨，而是充滿了憤怒和怨毒。
我嚇得奪門而逃，連餃子掉在地上都顧不上了。
第二天，我把這事告訴了躺在床上的趙永革。這個一向強硬的漢子終於動搖了。他喃喃道：“難道魏世榮說的是真的？”
鐵柱的病情越來越重，醫院查不出原因。眼看孩子隻剩一口氣，趙永革拖著斷腿，爬下床，對著那幅畫磕頭：“我錯了，我不該拿這畫，求您放過我兒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