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再供應免費的午餐”等等。——“跳樓甩賣價”、“超五星級”、“免費的午餐”這樣一些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才出現的詞，將它用在六十年代的現實語境裡、用在主人公的自敘“他知道”裡，語言上的粗糙自不待言，敘事上的說服力也隨之土崩瓦解。
這樣明顯的敘事漏洞，我還可以在今天的長篇小說寫作中找出許多。必須看到，小說的真實是在敘事中一點點地建立起來的，忽視細節，濫用詞語，都會導致敘事說服力的喪失沒有說服力，就無法喚起讀者對小說的基本信任——無“信”，就無“立”立不起來的小說，絕不會是好小說。
這讓我想起瞿世英在《小說的研究》中所說的:“小說怎樣才有好材料呢?最要緊的是一個‘信’字。”“材料不可靠，布局不會好的。”
秘魯作家巴爾加斯“略薩在《給青年小說家的信》一書中，也舉《堂吉訶德》和《變形記》等小說為例子，指出作家在講述的內容和講述的方式上的統一，才使得這些作品“被賦予了一種不可抗拒的說服力”。
這些都是寫作的金玉良言。摹寫現實的小說假若在材料情節和語言上無“信”，在敘事上。
四、要有“文章”的從容
當下的長篇小說大多數都寫得太緊張了，敘事缺乏耐心，寫人記事也不放鬆，過分強調故事和衝突，反而失了寫作的平常心小說雖然寫得好看，但沒有味道。
特彆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後，中國作家越來越受西方語言哲學和形式主義美學的影響，寫作的技術日益成熟，可寫作所要通達的人心世界卻越來越荒涼——小說如果隻是故事的奴隸，而不能有效地解釋人心世界的秘密，小說存在的價值也就變得非常可疑了。
近讀王蒙新出版的長篇小說《尷尬風流》，感觸很多。它裡麵的三百多個小故事，都是些閒散的生活筆記，這些閒心、閒筆，使《尷尬風流》看起來不像長篇小說，而更像是一篇篇“文章”。
我以為，這種“文章”傳統的恢複，恰恰是得了中國小說的神髓的。中國小說的敘事精神，從來不是隻跟著情節走的，它在製造故事的同時，往往也把小說敘事當作“文章”來經營。
比如，《水滸傳》第二十五回，寫潘金蓮毒死武大郎，這麼凶險、狠毒的場麵，可作者仍然不忘來一句“看官聽說”:“原來但凡世上婦人哭，有三樣哭:有淚有聲謂之哭有淚無聲謂之泣無淚有聲謂之號。
當下那婦人乾號了半夜。”——這就是寫“文章”時才有的閒筆，這就是一個小說家的從容。
中國古典小說中常常穿插詩詞歌賦，甚至故意將故事情節停下來，大寫一個人的穿著或者一桌酒菜的豐盛，其實就是為了緩解小說本身的緊張，使小說因為具有了“文章”的味道，而變得從容、沉著——這是中國小說獨特的敘事藝術，在今天，它差不多就要失傳了而《尷尬風流》的出現，再次提醒我們，中國當代小說的困境之一，就在於許多作家把小說寫得太像小說了。
為了滿足讀者的閱讀期待，作家在小說中不斷地加快敘事節奏，編造曲折情節，幾十萬字的小說寫下來，沒有一處是體現作者的閒心和閒筆的，也毫無“文章”該有的那種
從容、瀟灑的風采，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缺憾。
五、要對世界存一顆赤子之心
劉半農說，小說家最大的本領有二，“第一是根據真理立言，自造一理想世界。……第二是各就所見的世界，為繪一維妙維肖之小影。
《詩與小說精神上之革新》我想，聯係“理想世界”和“所見的世界……之小影”之間的繩索，就是作家的“心”。“心”是一部小說的魂靈。
張橫渠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由此引申，最好的文學，也該是找“心”的文學、尋“命”的文學，在作品中建立起了人心世界的豐富維度的文學。
這方麵，《紅樓夢》是最傑出的範本。曹雪芹寫林黛玉“淚儘而亡”，突出的正是她的心死。
在第四十九回，黛玉對寶玉說，“近來我隻覺心酸，眼淚恰像比舊年少了些的，心裡隻管酸痛，眼淚恰不多。”———以眼淚“少了”來寫一個人的傷心，這是何等深刻、體貼、動情的筆觸。
所以，脂硯齋指出，曹雪芹在寫林黛玉“淚儘而亡”的同時，他自己也是“淚儘而逝”。這點可在脂硯齋對“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這句的批語上看出:“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淚，哭成此書。
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儘而逝。餘嘗哭芹，淚亦待儘。”沒有一顆對世界、對人類的赤子之心，又何來“淚儘”、“淚亦待儘”這樣的曠世悲傷?
王國維讚李後主的詞“不失其赤子之心”，葉嘉瑩評李後主的詞“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說他一語直指宇宙之心，這些都和脂硯齋評《紅樓夢》有異曲同工之妙。
可是，當代小說能讓作者彈淚、讓讀者摸到作者的赤子之心的又有幾部?從新聞裡找材料，從影碟裡找靈感，從流行裡找元素，這幾乎成了當代小說寫作界的一大景觀。
寫作正在失去基本的誠實，作家之“心”正在死亡虛構成了和“心”無關的編造，寫作就越來越像是一種精神的作假。基於此，長篇小說寫作的理想出路，極為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恢複“一顆赤子之心，用心去寫。”
作者燈果寫作
來源簡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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