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確立八思巴對西藏的處置權，明代因俗封各級僧官，所以明代出使冊封，多用喇嘛。
這也是一個慣例了。清代則更進一步。
於謙想要派人去了解一下烏斯藏，雖然不是正式使節，但還是按照慣例，想選一個喇嘛，到了烏斯藏也好說話。
李文說道“西寧就有一位高僧。葛藏禪師，而今就在西寧休息。他本就是西寧當地人，多次奉朝廷之命去烏斯藏，並在北京修行了一段時間，而今年老，就回到了故鄉的寺院，想要終老。”
於謙對李文的話，倒是未必相信。
他估計讓這位高僧回鄉的原因，並不是年老，而是當今對佛道的態度。
當今不寵信一些佛道，當今掌權之後，北京城之中沒有多一處寺院，即便有新增的寺院，也沒有來自皇宮的捐贈。
畢竟想在北京城內建立寺院，沒有皇帝點頭是萬萬不可能的，北京大部分土地都是皇帝官府的。
朱祁鎮雖然沒有一副禁絕佛道的樣子，但是卻擺出了，你們想信就信，但是要讓政府或者皇室在某些事務上做出表示，卻是萬萬不可能的。
這樣一來，北京佛道發展趨勢就被壓製了不少。
道教到還好，畢竟道教沒有那麼大的傳教建寺院的動力，而且北京又不是沒有道觀，白雲觀不就是嗎？
但是佛教卻被壓製住了。
在宣德年間，以及正統初年一座接著一座建立寺院的場麵就不見了。
喇嘛因為特殊的政治地位，並沒有多大的撼動，甚至喇嘛廟還被朝廷撥款維修。但是更大的發展卻是沒有了。
在朱祁鎮看來大明養喇嘛，就是為
了安撫烏斯藏。態度到了就行，更多的傾向卻是不可能，更不要說，朱祁鎮大多數時間都飽受財政危機的苦楚。如果讓他給闡化王加一個尊號什麼的，朱祁鎮沒有不願意的。
但是要讓朝廷掏錢，卻是想都不要想了。
這樣的情況之下，喇嘛教在北京能有多大發展。
這位葛藏禪師，從北京回鄉也是自然的了。
於謙立即讓人去請葛藏禪師，李文見狀自然告辭，隨即準備去其他衛所召集各官員到西寧來。
而葛藏禪師也不敢拒絕於謙的召見，一會功夫就到了。
歌藏禪師身披有白色條紋的袈裟，看上去也有幾分寶相莊嚴，看上去比於謙好年輕幾歲，也不知道真年歲不高，還是保養的好。
於謙先與葛藏禪師談經論道，於謙雖然不虔心佛教，但是也並非沒有讀過佛教，畢竟而今的儒家早就不是漢唐的儒家，而是三教雜流，所以士大夫談禪，已經是基礎技能了。
隻是於謙與葛藏禪師談了幾句，就有些話不投機。
畢竟，於謙所讀的佛教，大多是中原佛教的，與喇嘛教的經義自然有抵牾之處，葛藏被稱為高僧，也不是沒有道理的，最少在教義一些問題上，葛藏是每天妥協的。
當然了，也許是於謙的好名聲，讓葛藏的膽子大了一些。
於謙發現這一點之後，在佛教教義上就說得少，聽得多了。除卻時不時問幾句不解之處，幾乎是在聽葛藏講經。
倒不是於謙說不過葛藏，而是於謙本來就沒有與葛藏爭辯的意思，他將來也要與烏斯藏打交道，多了解一些也是好的。
兩人談了小半時辰。於謙忽然發問，說道“大師所從的教義如闡化王所從的教義，有何異同。”
葛藏說道“一脈相承而已。”
這也是為什麼葛藏都多次被朝廷派做使者的原因。
畢竟朝廷養著這些僧人就是為了烏斯藏。而不是為佛教真意。
於謙說道“我接任三邊總督，改革茶法，關係到烏斯藏，唯恐闡化王誤會，想找一個人拜見闡化王，表述本朝之意，禪師可願意走一趟？”
葛藏說道“為朝廷奔走，是老衲的榮幸，隻是最近有講法大會，請大人榮老僧準備數日。老僧也想請大人到場論經。”
於謙說道“好。”
青藏道也是很難走的，數千裡路，自然要好好準備了。而且在西寧也要入鄉隨俗，這裡的藏傳佛教也是大明統治地方的工具，歸僧綱司管轄，於謙也要給幾分麵子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