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公使竇納樂得知卜克斯死訊，立刻向總理衙門遞交了照會。
要求必須采取切實措施，確保傳教士的安全。同時指定上海副領事甘伯樂帶兩個教士到濟南，監督對殺人凶手的審判。
過了幾天，殺害卜克斯的人犯解到。袁世凱令按察使胡景桂和濟南知府盧昌詒審理，他自己也親自審訊了幾次。
甘伯樂到來後，態度強硬、目空一切，提出四條處理意見第一、將凶手從嚴治罪，巡撫會同觀審，領事監刑。第二、將泰安知府和平陰肥城兩知縣革職，永不敘用。第三、照教會繪製的圖紙，在行凶的地方為卜克斯建立教堂，由教士選擇地方，官府撥款，並由民眾集資立碑。第四、恭錄上年十二月初四日著迅，將疏防的各官行參處的諭旨及辦案情形，由巡撫出告示曉諭，不得再發生此類事件。
袁世凱沒有像某些清廷官員那樣唯唯諾諾，表現得有理有節、不卑不亢。據理力爭，立即將巡撫會同觀審，和將泰安府和二知縣革職、永不敘用兩條駁回。雖然同意在行凶的地方建立教堂，集資建碑，但地方不能過大，投資不能超過一萬兩。完全答應的隻有第四條。
在對犯人協商量刑時，甘伯樂要求此為惡性殺人事件，主犯和從犯應一律斬首。
袁世凱怕激起民變，隻同意將兩個首犯斬首。而後又駁回了甘伯樂其它無理要求。
甘伯樂因理虧詞窮，隻能泱泱而去。
這個時候的清廷對義和拳的態度曖昧，分歧也很大。
當得知袁世凱堅決與義和拳為敵後，有人提議清不能讓袁世凱輕易出兵清剿，有人甚至提出把袁世凱換下來。
清廷也不同意采取簡單的高壓政策，發出廷寄告誡袁世凱遇有民教之案，持平辦理，化大為小，化有為無，不可徒持兵力，轉致民心惶恐。
三天後又下達一道措辭相當嚴厲的電旨“拳民聚眾滋事，自無寛縱釀禍之理。唯目前辦法，總以彈壓，解散為第一要義。如果尋擊官兵，始終抗拒，不得已而是以兵威，亦應詳查案情，分彆辦理，不可一意剿擊，致令挺而走險，激成大禍。
“著袁世凱相機設法，慎之又慎，嚴厲古燦升、馬金敘等隨機因應，各了各案，毋輕聽謠傳，任令營員貪功喜事，稍涉操切。倘辦理不善以致腹地騷動，惟袁世凱是問。”
袁世凱看完這些後，認為朝廷隻是擔心對義和拳的鎮壓，會激起更大的動亂。這些提醒和訓戒，沒有改變他對義和拳堅決鎮壓的態度。
隻是，他知道，對義和拳的進剿，不能簡單行事。而現在，他真沒多大的精力管義和拳的事了，因為眼下有更緊急的事，需要他來處理。
就是高密民眾阻止德國人修築膠濟鐵路的事。
一八九七年，兩名德國傳教士在山東曹州府巨野縣張家莊，因與當地村民發生糾紛而被殺。這本是當時教會與當地民眾矛盾不斷的大背景下，發生的一次偶然事件，德國卻以此為借口，出兵占領了膠州灣。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德國的軍艦在請軍毫無防備的情況下輕而易舉從棧橋登陸，隨後迫使清簽訂了《膠澳租賃條約》。這樣，一八九一年才開始建置的年幼的青島（當時叫膠澳）落入了日耳曼人之手。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德國經過跳躍式的發展已經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資本主義強國。經濟的強大促使德國向外擴張。霸占青島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
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德國就對中國東部沿海的澎湖、大鵬灣、廈門、舟山、膠州灣等港口進行過調查。其中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於一八六九年三月踏上了齊魯大地，開始了三個月的調查。
他對山東的礦產、物產、交通、港口等方麵做了詳細的調查，尤其對媒炭資源描述甚詳，通過考查得出以下結論山東地區極為富庶，有可供使用的豐富資源和大量廉價勞動力，並且有位置優越的可供作軍港和商港的膠州灣。
於是就有了德國人修築膠濟鐵路。
修鐵路，要占用耕地，甚至會通過墳地，經常和當地民眾發生糾紛。
這種矛盾到高密時形成了總暴發。
高密地形南高北低。北部本就常鬨澇災。
如果在東西方向再修一條鐵路，無疑是築了一條攔水壩，北部的水就更無法排了。
當地的村民要求多修幾座大橋能夠泄洪，但德國鐵路公司因為增加投資而不接受。
雙方矛盾因為發生幾次流血事件而越演越烈。
對德國人修築膠濟鐵路和山東高密民眾的衝突，為簡化起見我們不妨稱其為高密事件。
高密事件是很複雜的，多種矛盾交織在一起。
德國人修膠濟鐵路有對中國軍事侵略和經濟侵略的背景，也是一種投資行為。這條鐵路的修築，有貧弱國家受欺辱的成分，也有受益的方麵。毫無疑問，鐵路建成了，會帶來交通的便捷。
有人計算過，如果兩個人從濟南往青島人背肩扛運糧，到青島後有百分之八十會被二個人吃掉，更不要計算投入的人工等費用了。
而通了火車，肯定是大不一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