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庚子國難中，他和李鴻章同為與八國聯軍的全權代表，做通了列強的工作。沒追究庚子事變的首惡，保住慈禧的命，而又立了大功。
他一般不參與宮廷的內鬥，用他自己的話說，誰對我聽誰的；這或許是他能成為晚清政壇不倒翁的一個重要因素。
都說高處不勝寒，但身居高位的他好像從沒引起誰的關注。不過，現在不一樣了。因為，庚子國難中為保慈禧立了大功，越發得到慈禧地器重。
榮祿死後，他已經成了軍機處的領銜軍機大臣。他的兒子載振為商部尚書，父子俱貴，勢焰熏天。
奕匡和袁世凱其實沒有什麼共同誌向，兩個人關係好，主要是奕匡能貪，袁世凱能送。
比如榮祿病危時，袁世凱聽說奕匡要領銜軍機處，即派楊士琦給奕匡送十萬兩銀票。楊士琦曾告訴奕匡“這微數目，不過是作為王爺到任後零用而已，以後還得特彆報效。”
奕匡進入軍機處成為領銜大臣後，袁世凱越發殷勤，每個月，每逢年、節日都有禮奉送。
遇有奕匡和福晉的生日，甚至奕匡兒子的成婚，女兒的出嫁，孫子的滿月和周歲，所需開資都有袁世凱預先布置，不費王府一錢。
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袁世凱有什麼事，奕匡自然是儘全力。
兩個人之間的關係，在朝廷差不多是儘人皆知。很多人在背後議論，稱奕匡為袁世凱的傀儡，是袁世凱在朝廷的代理人。
奕匡伴隨著位高權重，更加貪得無厭，變本加厲。
特彆是任軍機處的領銜軍機大臣後，管理財政處、練兵處事務，集內外大權於一身。與其子載振、大臣那桐賣官鬻爵，被當時的人們譏為“慶那公司”。
大小官員都去賄賂他，慶親王府門庭如市。奕匡揮霍異常，但是尚能積蓄起巨款，在英商彙豐銀行存入一百二十萬兩私產。
光緒三十四年，奕匡七十誕辰，大開祝典。成了官員們攀緣交結的好時機，而奕匡更是大肆進財納賄。各地進獻者絡繹於道，王府門前車水馬龍，列起了長陣。這一次七十壽誕，奕匡所得現金達五十萬兩白銀之多，禮物價值更為百萬兩白銀以上。
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奕匡病死於天津租界，時年七十九歲。內務府大臣初擬諡“哲”，按諡號解，知人曰哲。
溥儀不同意，親選四字，讓內務府選擇，為“謬、醜、幽、厲”。
溥儀之父載灃聞此，終覺同為宗室，有所不忍，勸溥儀網開一麵。
溥儀仍不肯。後在親貴力爭之下，才賜諡“密”字，密者，“追悔前過”之意。
當時的民國大總統黎元洪頒令，允許其子載振世襲和碩慶親王的爵銜。
可見，在末代皇帝溥儀眼中，奕匡實為禍國之輩。當然，這是後話。
甲午戰敗之後，東三省就陷入日本和俄國的侵略威脅之中。進入一九零六年，形勢越發緊急。盛京將軍趙爾巽幾次奏請朝廷派人前去實地查看，共商應對之策。
這一年的十一月，朝廷派奕匡之子、商部尚書載振和軍機大臣徐世昌前去東三省查辦此事。
載振和徐世昌途經天津，停了幾天，袁世凱招待的極為熱情周到。並派親信，已經做了道員的段芝貴帶人隨行，主要是保護，也協助調查。
載振生長在驕奢淫逸的皇家貴族的豪門世家，是標準的公子哥，紈絝子弟，平日裡既好漁色獵豔，又特喜歡觀劇。
在中州會館看戲時，見到一個色藝雙豔、溫柔嫵媚、風情萬種的歌妓楊翠喜，載振這位公子哥立即為之傾倒。心蕩神搖、意亂情迷、不得自持。
段芝貴正在挖空心思攀高枝，見機會來了，馬上用一萬二千兩銀子將楊翠喜贖出，獻給了載振。
載振大喜過望，欣然接受。
不久，段芝貴又從天津商務總會會長王竹麟處借得十萬兩銀票，作為奕匡的壽禮送上，意在賄買高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