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從來把皇權看得比命都重，在她的虎視眈眈下，還能過多地苛求袁世凱和張之洞嗎？
社會物質生產和物質生活的進步，社會生活的變化，社會經濟在發展中對國家政治製度提出的改變的要求。在這個封建政權的內部，正在蠶食著這個製度本身。
這一期間的清廷，在立憲上取得的點滴成果，都應該鐫刻上兩個人的名字，就是袁世凱和張之洞。
這至少可以表明，兩個人不管政見有多少不同，是可以齊心合力地在一起做事情的。
我們說過，袁世凱是個乾事的人，不管是在什麼崗位上，也不管他管得是什麼事，他都是努力摸清情況，善於發現和解決問題。
同樣，他在外務部尚書的位置上，他也乾了很多的實事。
談到袁世凱在主事外務部的業績，首先應該提及的是美國退還了部分的庚子賠款。
庚子還歀曾經是壓在晚清貧困交加的中國人民身上的最為沉重負擔，可以說是壓得中國人民喘不上氣來。
有人說，在晚清對外關係中，英國是和中國結怨最早的，日本是和中國仇怨最深的，相對關係好一點的是美國。
袁世凱到任就聽說了一個情況，是中國駐美國公使梁誠。美國公使梁誠說他在和美國的各界人士接觸中，發現美國有很多有良知的政治家和各界人士，認為中國的庚子賠款過多，對處於苦難深重中的中國人民懷有著了深深地同情。
袁世凱對這件事引起了高度的注意。於是要求奉天巡撫唐紹儀，下功夫和美國駐奉天總領事的聯絡，加強溝通和合作。
一九零八年，袁世凱承諾，成立東三省銀行從美國借歀，積極回應美國方的關切。
同年，袁世凱派唐紹儀赴美進行秘密談判，此行的主要任務就是退還庚子賠款。
為促成這件對國家和民族至關重要的大事，有功之人當屬中國駐美公使梁誠，他曾經做了很多美國國會議員的工作。
還有一個人就是美國的在華傳教士明恩溥，他曾經通過和當時在任的美國總統的關係，寫信並當麵勸說過美國總統。
外國傳教士是近代最早接觸中國人的一個群體。他們在傳教過程中，得以與中國人近距離接觸，對中國人的性格有較為敏銳、細致的觀察。美國基督教公理會傳教士明恩溥自一八七二年來華，在中國生活了五十四年，著有《中國人的素質》一書，對中國人的性格進行了細致入微地剖析。
在明恩溥看來，勤勞刻苦是中國人的顯著特點，但並不是一個值得宣揚的優點。因為在勤勞刻苦的背後，則是持續的為“活著”而勞碌、奮鬥。這一現象說明，中國的生產力與生活水平都非常低下。隻有勤勞刻苦，才能維持基本的生活，那必定要勤儉節約才可做到，因此，“節儉”又成了一個衍生的性格，而在中國人看來，節儉也是一種傳統美德。
這種奇怪的邏輯讓美國人感到不解。明恩溥認為，中國人將“貧窮變成了一門學問”。
長期的貧苦，鍛造了中國人堅韌的性格，普遍具有高強度的忍耐抗壓特點。在明恩溥看來，忍耐是一種隱蔽，是一種小心謹慎，與漁夫和獵人有相似之處。但明恩溥又將這種忍耐等同於印第安人的消極忍耐。
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無論如何，我們應該記住這個人。現在，我們還是回到故事中。
經過各方的努力，美國國會終於在一九零八年，做出了退還已收庚子賠款的一半，用這筆錢培養中國赴美留學生。
而現在的清華大學，也就是當時赴美留學預備學校，就是用美國退還的部分庚子賠款建立起來的。
中國人不應忘記，一百多年前，列強加在中國人身上的屈辱和欺壓。但我們也應記得，有一個國家，在他們的很多品格高尚的政治家和各界人士的努力下，曾經真心的幫過災難中的中國人民。
袁世凱在外務部尚書的任內，還有一件做得很好的事就是廢除《接待教士五條》。
鴉片戰爭中國在戰敗後，在列強的壓力下，製訂了外國傳教士高人一等的《接待傳教士五條》。
條例規定，外國傳教士的身份在中國相當於地方官，這助長了某些人品很差的外國傳教士在中國為非作歹。
引發庚子事變的“教案”問題，與此不無關係。
一九零八年四月，袁世凱奏報朝廷，撤銷了這個不合理的條例。對於遏製不良教士的氣焰，緩和教民關係，具有積極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