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憂炭賤願天寒，可憐身上衣正單”，一家人靠這一車炭換成錢，去買“身上衣服口中食”。可皇宮來幾個人，無償就把這一車炭征用了，隻是把一塊紅綢布掛在拉車的牛頭上。
從這裡我們不難看出，正常商品交換的前提是買賣雙方的平等，也就是說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封建專製是不可能相容的。
時代已經變了，已經進入準備立憲的曆史階段，已經有了資政院，各省也都有了谘議局。把修鐵路從商辦變成國有，是需要走一定的流程的，但清廷沒有拿自己規定議事流程當回事。
對於民間先期的投入，清廷那邊也是儘了很大的努力做出相應地補償。
對於這些補償，我們不去討論合理還是不合理。國家的錢，歸根結底也是大家的，所謂取之於民，不是統治者自家的財產。
問題是，這樣的事你和被賠償方商量了嗎？沒有。
還有，和外國的銀行借錢修鐵路，我們現在叫做引進外資，這無論如何應該是好事；但這也有個認識的過程。
如果被解讀成用外國人的錢修鐵路，鐵路就是外國人的，這借錢的行為就被視做是賣國了，這又會引發愛國情緒。
於是，這所有的事情加到一起，就釀成了這場鐵路風潮。
首先起來反抗的是湖南人民，一九一一年五月十四日，長沙舉行了萬人群眾聚會。接著又舉行了長沙至株洲的萬人鐵路工人的示威，號召商人罷市、學生罷課，拒叫租稅以示抗議。
在湖南的帶動下，湖北、廣東等地也積極行動起來。保路運動很快發展成為武裝起義。
保路運動，也叫鐵路風潮，聲勢最大，事態最嚴重的是四川。
一九一一年六月一日，為了償還在上海橡膠股票風暴中向列強的借歀，郵傳部尚書盛宣懷和督辦大臣端方聯名向四川總督王人文發出電報，告以度支部決定的川漢鐵路股款處理辦法對公司已用之款和公司現存之款，由政府一律換發給國家鐵路股票，概不退還現金。
如川人定要籌還現款，則必借洋債，並將以川省財政收入做抵。
王人文原以為政府隻收路而不收款，至此方知是路款皆收。他收到電報後，知此電文一傳出，全省必定大亂，於是便把電文壓下。
盛宣懷、端方又致電川漢鐵路公司駐宜昌總理李稷勳，詢問是否見到電報，李即致電成都總公司索閱，總公司轉詢督署。
王人文便隻得抄示公司，電文公開，全省輿論大嘩。同時，端方、盛宣懷等又迭催王人文派員清查鐵路公司各地帳目，以便接收，查帳員遭拒。
十三日，四國借款合同寄到成都，羅綸起草文章，逐條批駁，並聯合二千四百餘人請求王人文代奏朝廷。鄧孝可也勃然大怒。他以《賣國郵傳部！賣國奴盛宣懷》為題著文，痛罵“盛大臣賣國奴”。
羅綸，字梓卿，又字梓青，原名晉才，字康候，四川西充人。清末四川省谘議局副議長，立憲派人士，四川保路運動主要領導人。
鄧孝可,字慕魯,四川奉節人。一九零三年赴日本留學,就讀於東京法政大學。在日本留學期間及歸國以後,鄧氏長期從事於立憲政治活動。辛亥四川保路運動時期,他出任四川保路同誌會文牘部長,主辦《四川保路同誌會報告》,對於四川保路運動的發展,起了較為重要的作用。
鐵路公司舉行緊急會議，決定馬上組織保路同誌會，不等通過特彆股東會，連夜即發通知，翌日即宣布成立。
成都嶽府街上水泄不通。成立大會開始後，羅綸、鄧孝可、劉聲元等相繼演說，聲淚俱下。
劉聲元，字立青，號鳳書，四川萬縣（今重慶市萬州）人。實業家、四川保路運動領袖之一，後為佛教僧人。
羅綸登壇，向滿場一揖，開口便說“川漢鐵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國也完了！”言罷大哭，頓時滿場號啕，連在場的警察也在哭。哭聲長達二三十分鐘。
隨後羅綸一拳砸在桌上，吼道“我們要誓死反對！我們要組織一個臨時的機關，一致反抗，反抗到底！商人罷市！工人罷工！學生罷課！農人抗納租稅！”台下同呼“讚成！”保路同誌會就此成立，會長舉蒲殿俊，副會長舉羅綸。下分四股辦事，為總務股、文書股、交際股、遊說股。
蒲殿俊，四川廣安人，辛亥保路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一九零四年參加殿試，中進士，被授職主事，一九零五年公派日本留學。一九零九年蜀人公推蒲殿俊任四川谘議局議長，同年八月北京成立全國谘議局聯合會，蒲殿俊被選為聯合會副主席。一九一零年創辦四川谘議局機關報《蜀報》，提倡民權。
大會臨時動議，與會人員全體到總督衙門向王人文請願，要求代奏。王人文出見群眾表示同情，說隻要於國計民生有關休戚的事，他無論怎樣也應當據理力爭。
十七日，王人文致電內閣“本日未前，各團體集公司開會，到者約二千餘人，演說合同與國家存亡之關係，哭聲動地，……惟哀痛迫切之狀，實異尋常”。
朝廷未作理會，也沒引起足夠的重視。
四川的局勢則越發嚴峻，越來越多的人投入到保路運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