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後，他又整頓了農林學堂，聘請日本農林專家多人授課，並添置了理化儀器。對太原乃至整個山西新文化的興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客觀上也為西方新思想的傳播，進一步創造了條件。
當省城太原教育蓬勃發展之際，學政寶熙感到教員供不應求，於是征得巡撫同意籌措經費保送學生留日學習。????第一批保送了三十名，其中多為山西大學堂中齋學生，武備學堂，農林學堂各有數名。除官費外，寶熙還鼓勵家資富裕的進步人士自備資金出國留學。
凡有自願申請者，寶熙則有求必準。
這樣，大批有誌青年紛紛赴日留學，接受新的思想，並有機會與在日的革命黨人聯係，接受他們的影響和熏陶。
寶熙（1871——1942），滿族正藍旗人，愛新覺羅氏，字瑞臣，河北宛平人。光緒十八年（1882年）進士，始任翰林院侍讀，一九零三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一九零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任山西學政。是個忠於職守，熱心新式教育，努力做事之人。他在學政任上，多有建樹。
省城太原各大中小學堂的創辦，不僅為傳播民主革命思想奠定了基礎，而且還為後來辛亥山西義舉培養了諸多革命黨人。
一所所學堂的創辦，一批批留日學生的派遣和陸續返回，使新思想和新文化向山西各地傳播。
加之一九零一年至一九零五年間，以知識分子為骨乾的愛國革命團體，在全國各地如雨後春筍般地相繼成立，各種形式的民主革命運動蓬勃開展，民主革命思想在山西也同樣迅速得到傳播。致使山西的政治生態，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全新的富有活力的精神風貌。
一九零四年（光緒三十年）山西派遣了第一批官費留日學生，共有五十人。其中山西大學堂二十名，師範學堂十名，他們到日本後差不多都是學習文、法、醫、農、實業或師範。另二十名是武備學堂畢業生，到日本進入了陸軍振武學校，專學陸軍。
一九零五年，孫中山先生在日本東京，聯合興中會、華興會、光複會以及其他革命團體，創立了中國同盟會後，山西留日學生積極參加。
第一批參加同盟會的就有穀思慎（神池縣）、王蔭藩（汾陽縣）、榮福桐（太穀縣）、景耀月（芮城縣）、王用賓（猗氏縣）、榮炳（陽曲縣）、溫壽泉（洪洞縣）、閻錫山（五台縣）、趙戴文（五台縣）、喬義生（臨汾縣）、王國祜（新絳縣）、焦純禮（忻縣）、張呈祥（趙城縣）、景定成（安邑縣）、何澄（靈石縣）等。
由於參加人數多，中國同盟會批準他們成立了同盟會山西支部。
山西的第一批民主革命的骨乾，在遠隔大洋的日本逐漸成長起來。
同盟會成立後，孫中山先生指示總會，選擇軍事骨乾二十八人，組成“鐵血丈夫團”（不參加一般的社會活動，保持秘密身份）作為回國後各省軍事運動的骨乾。閻錫山、溫壽泉、何澄、喬煦、張瑜等參加“鐵血丈夫團”，為後來回到山西掌握新軍力量奠定了基礎。
一九零五年十月，同盟會在日本出版了《二十世紀的新支那》雜誌。隻發行了一期，便被清政府勾結日本政府勒令停刊。
接著又於十一月另出刊《民報》，宣傳革命理論，並與保皇派（即後來的君主立憲派）展開了激烈的論戰。
在《民報》的影響下，同盟會山西支部也出刊了《????第一晉話報》，由景定成負責編輯。“晉話”即“進化”之諧音，有一詞兩用之意。
《????第一晉話報》在日本編印，在太原刊發，它積極地宣傳革命，鼓吹民主，反對封建專製，使閉塞的省城太原思想風氣為之大振。
同盟會的民主思想的宣傳和大力傳播，為即將舉行的辛亥山西義舉，做了輿論上和思想上的準備。
一九零七年（光緒三十三年）????第一批回到太原的留日學生有劉懋堂、徐一清、孟元文、蘭承業、趙戴文等，這些人又把新思想帶回山西。從此，中西兩齋及各學堂的學生遍布省城，加速了這古老土地上新思想的發育。
特彆是中齋留學生景定成、王用賓、景耀月、劉綿訓、穀思慎等都加入了同盟會，函件往來，鼓吹革命。
而梁啟超所辦的《新民叢報》及其所著的“飲冰室文集”大量運來太原，中西齋學生及其有關的親友，幾乎每人都存一部，這對省城新思潮有相當的影響。
後任大學監督的解榮輅（翰林，萬泉縣人），教務長劉盥訓（舉人，猗氏縣人）思想進步，膽略過人。領導兩齋學生團結一致，一麵進行教學業務，一麵鼓吹革命理論。這種思潮也逐漸影響到省城各大、中、小學堂。
由於山西地勢險要，又處於清廷肘腋之間，可在關鍵時刻予清廷以致命打擊。所以山西同盟會員都自覺地把“北應”的責任放在自己肩上，積極進行武裝鬥爭的準備工作。
在振武學校學習，準備進入士官學校的溫壽泉、閻錫山、張瑜、喬煦，除參加了孫中山在日本的軍事學員中發起組織的“鐵血丈夫團”外，學習體育的王建基等還組織了一個體育會，研究軍事學問，練習操法和射擊。
他們的抱負是，回國後在綏遠建立根據地，將來響應南方起義，出兵張家口，以拊清廷之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