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插話“昔人已乘黃鶴去，孫君今登黃鶴樓。”
逗得大家一陣大笑。
中山先生看到武漢被長江和漢水隔成三地，心中突然冒出一個大膽想法。自言自語地言道“要是有一天能在江底挖一條隧道，把三鎮連在一起，該有多好？”
黎元洪在一旁馬上附和“好主意！好主意！”
遂叫人取來筆墨，清中山先生以“開挖隧道”為題，寫一條幅以激勵後人。
中山先生略思索了一下，題筆寫下“溝通大洋之頂水點。”
中山先生在武昌逗留期間，除與黎元洪進行幾次長談外，還應邀在同盟會湖北支部，武漢報界聯合會發表演講，在同盟會支部發表演講時，對於黎元洪關於將武昌做為國都的建議給予了回應。
他說“欲求鞏固安全之策，非遷都南方不可……就南方而論，又有南京、武昌之爭，而兩地相交，乍看起來，好像沒什麼區彆。然而樞軸總攬水陸交通，西連巴蜀、滇黔，北控秦晉伊洛，武昌真是天下的根本重地，此中關係非同小可，希望大家認真研究。”
中山先生的這番話，黎元洪和湖北的這些人聽著，是很受用的。
中山先生於十二日離鄂去滬，臨行前給報界聯合會寫信一封。言道“聯合會諸君大鑒……文於武昌首義之地，心馳已久，故中道來鄂，既得承黎副總統之大教，且與我鄂中父老昆弟周旋於一堂。慰百戰之辛勤謀建設之端緒，誠知非數日間所能竣事，隻願以最鍛之時間，慰向來之渴望，其不儘之情，留待他日重來，再作詳述。報界諸公，當不此匆匆見責責也……臨楮神馳，肅此侯撰安!孫文謹啟。”
中山先生此次武漢之行，給他留下了美好印象。黎元洪及官方的盛情接待固然讓他感動，而更使他心潮澎湃的是，鄂之底層民眾的熱情和擁戴。
一個為民著想的，把老百姓記在心底的人，是會得到民眾真心實意的擁護和愛戴的，而來自人民群眾的愛戴，也能更使領袖人物對民眾更深懷敬畏之心，所謂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這一次，孫中山和黎元洪個人也結下了深厚情誼。兩個人惺惺相惜，大有相見恨晚之意。
後來，黎元洪第二次從大總統的位置上下來，眾叛親離，四麵楚歌，中山先生為安慰黎，特派汪精衛請黎元洪到廣州敘舊。
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偕夫人宋美齡北上，途經天津，在張園小往，黎元洪獲知後，即遇李根源前往拜會。
中山先生此時已重病在身，兩人再次見麵，百感交集，豈料這次見麵竟成永訣。
翌年，中山先生病逝於北京，黎元洪聞此噩耗，異常悲痛，持在自己天津的家中設靈堂祭奠，親自日夜守靈，使天津各界人土得知此事後大受感動。
這是兩個性格迴然不同的人，一剛一柔，一張楊一沉穩，一放蕩不羈一不露聲色，……他們這對偉人的友情，被很多人所稱道。或許，這就是所謂的剛柔並濟吧。
黎元洪提出的軍民分治的政策，因遭到南方革命黨人的幾個都督，李烈鈞、譚延闓、胡漢民、蔚文柏等人的反對，袁世凱無法推行。中山先生離開鄂後，黎元洪不忘先生“社會革命”的重托，決定在湖北，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身體力行推行“軍民分治”，在他看來這肯定是利國利民之策。
他的做法是，將總攬大權的軍政府撤消，代之以平行設置的都督府和民政各司其職，互不乾涉。
行政管理總需要富於管理經驗的人來擔任，民政長黎元洪選中了晚清老臣樊增詳做湖北的民政長。
樊增祥（1846—1931），原名樊嘉、又名樊增，字嘉父，彆字樊山，號雲門，晚號天琴老人，湖北省恩施市六角亭西正街梓潼巷人。光緒進士，曆任渭南知縣、陝西布政使、署理兩江總督。辛亥革命爆發，避居滬上。袁世凱執政時，曾任參政院參政。
樊增祥在文學上的成就更引人關注，做為同光派的重要詩人，詩作豔俗，有“樊美人”之稱，又擅駢文，死後遺詩三萬餘首，並著有上百萬言的駢文，是我國近代文學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高產詩人。著有《樊山全集》。
樊增祥為官，十分注意嚴法、宅心、平恕。由於他長期處於貧困的生活中，養成一種堅毅的性格，能自行其誌。他經世三十多年，精於人情世故，加之經常出入張之洞府，受張點撥，對文官從政之路十分精通，在執政時以果斷的作風、出眾的才能受到各方麵好評。
黎元洪早就對樊增詳在知縣、布政史、二江總督的政績有所耳聞，其為官給黎元洪的印象極佳。武昌首義後，樊一直住在上海，黎元洪於是派人帶著自己的親筆信去滬請樊出山。
樊對革命和共和可能沒多少好感，加之政局不穩，他意圖觀望而不想出山。對黎元洪能想著他還是很感動的，但還是婉言謝絕。
黎元洪於是求助於袁世凱，請他以大總統的名義，對樊加以委任，但樊還是堅持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