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風雲人物演義！
北京政府於民國六年三月十四日正式公告和德國斷絕外交關係，照會內容如下
“關於德國施行潛水艇新計畫一事，本國政府，本注重世界和平，及尊重國際公法之宗旨，曾於二月九日，照達貴公使提出抗議，並經聲明萬一出於中國願望之外，抗議無效，迫於必不得已，將與貴國斷絕現有之外交關係等語在案，乃自一月以來，貴國潛艇行動，置中國政府之抗議於不顧，且因而致多喪中國人民之生命。
“至三月十日，始準貴公使照複，雖據稱貴政府仍願議商保護中國人民生命財產辦法，惟既聲明礙難取消封銷戰略，即與本國政府抗議之宗旨不符，本國政府視為抗議無效，深為可惜。茲不得已，與貴國政府斷絕現有之外交關係，因此備具貴公使並貴館館員暨各眷屬離去中國領土所需之護照一件，照送貴公使，請煩查收為荷。至貴國駐中國各領事，已由本部令知各交涉員一律發給出境護照矣。須至照會者。”
中國政府宣布與德國斷絕國交同時，宣布收回天津和漢口的德國租界，解除中國境內的德軍武裝，停付德國賠款和欠款。對德國僑民則仍表示友好，在中國各部門服務的德國人一體留用，各地德國商人照常營業，傳教士照常進行宗教活動。德國公使辛慈下旗歸國時，黎元洪還贈給他許多珍貴的禮物。
辛慈於三月二十七日過上海返國時，上海官方還派人到車站迎送，兵士舉槍致敬，軍隊奏國樂如儀，一切禮節就和未絕交以前一樣，正應了中國一句傳統的俗語“君子絕交不出惡聲”。
對德絕交令下後，黎元洪鬆了一口氣，他認為對德的一篇文章已經做完了，可是在段祺瑞而言卻認為這個問題隻走一半的路，還有另一半宣戰問題沒有做。所以黎、段兩人的惡化關係，並未因對德絕交而緩和，反而因此更為惡化。
因為段認為對德絕交案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對德宣戰案。
梁啟超首先發表《絕交後之緊急問題》一文以鼓吹對德宣戰。可是，全國各地反對對德宣戰的空氣非常濃厚。
對德絕交前，孫中山曾電參、眾兩院，堅決反對參戰。
其他社會名流，如康有為、唐紹儀、譚人鳳、馬君武等均通電反對。
三月十四日張勳寒電，三月十六日王占元諫電，都是反對。康有為甚至在電報中激動地說“請懸吾目於國門，以視德艦之入。”居然以伍子胥自居。
上海商界聯合會通電反對參戰，全國各地商會紛紛響應。甚至各省軍閥，包括皖係北洋軍閥，也都因害怕調動他們的軍隊去歐洲而反對參戰。
馮國璋於十一日離京南返，也有電報來反對參戰。
段質問他為什麼出京後與在京時的言論前後不符，他回答說，業經查明，反對參戰的電報是由新聘秘書伍憲子擬稿發出的，不能代表他本人的意見。這是一件荒唐可笑的事情。伍憲子是康有為的門徒，可能受了康的指使，慫恿馮反對參戰，但是電報已經用馮的名義發了出去，又怎樣能夠說不能代表他本人的意見呢？
段祺瑞的本意也是為國家利益打算的他之所以堅持對德宣戰，是受了協約國必勝的影響，認為如果不參戰，戰後便分不到勝利的果實。
各地軍閥們反對參戰，是因為怕一旦參戰後，勢必要拋棄了地盤、權位、財富和嬌妻美妾，還要率兵遠赴歐洲打仗，敵人又是最能打仗的德國陸軍，所以軍人們都和段唱了反調。
黎元洪則是和段意氣之爭，他的左右告訴他的儘是不利於段的資料，這些資料也都是事實，所以黎對段的參戰案便持反對意見。
在社會輿論的影響下，國會的態度也有變化。民友社本來就反對對德絕交，隻因不占多數，所以國會通過了對德絕交案。商榷會大多數議員認為對德外交隻能到絕交一步為止，不能再宣戰。
段早已決心對德宣戰，並不重視總統的反對和國會中還有部分不同的意見，所顧慮的隻是北洋軍和北洋附屬軍將領的反對。
他認為，如果不把他們的態度改變過來，就引起北洋派的分裂和全國的混亂，從而動搖他的政權。
為了統一北洋係的意見，四月中旬段祺瑞急電召集各省督軍進京討論外交問題，並且說如果不能親身來京，請派全權代表參加會議。
段本來打算召集全國軍事會議，討論裁兵節餉的問題。這個會議，決定與討論外交問題的會議合並舉行。
眾議院議員黃攻素質問政府為什麼要召集軍事會議解決外交問題，於是段對外才不用軍事會議之名，可是實質上則確是軍事會議。
段原意想把馮國璋、張勳、陸榮廷三人邀來參加會議。他派靳雲鵬到南京迎接馮，並且一再電請張、陸兩人務必抽出時間北來。
可是馮上次到北京，就知道外交關係和府院關係都很複雜，他覺得已經受人利用，因此借口防務重要不能分身，改派代表參加會議。由於段一再來電催促，他就裝病向北京政府請假，他懂得在緊要關頭生“病”。
至於張勳也不願意在段的手下充當一個不愉快的配角，所以堅決拒絕北來。
陸榮廷前段時間到京，深切感受到了北京各方的惡鬥好不容易從左右為難的政治鬥爭場所脫身，來到風光明媚的西湖，自然也不肯再到北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