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校雖隻有十幾個學生，又大多是發起人的妻女，但其開風氣之先的社會影響力不容小視。也是蔡元培等人為中國的教育事業，以及婦女解放事業，做出的不可磨滅的貢獻。
1902年4月15日，在籌建愛國女校的過程中，由蔡元培、黃宗仰、葉瀚、蔣智由、林獬等議定並發起，成立了中國教育會。
共推蔡元培為會長，設本部於上海泥城橋福源裡，並定“置支部於各地”。
中國教育會的初衷是“擬集合力量，編訂教科書”。在其章程中宣布“本會以教育中國男女青年，開發智識而增進其國家觀念，以為他日恢複國權之基礎為目的。”
中國教育會所提倡的教育，是出於改造中國的政治目的，是為在中國建立民主共和的國家而辦教育。它激烈地反對封建教育和奴化教育，鮮明地揭示了民族主義、民主主義的教育宗旨。以造就共和的國民為其根本的宗旨。
為了實現這一宗旨，中國教育會設立了教育、出版、實業三個部，預備設立男女學堂、編印教科書、教育報，創辦商店、工廠、公司。
會中的激進分子成了愛國運動和革命運動的中堅。
1902年夏，蔡元培利用暑假到日本遊曆，同行的有高夢旦。
高夢旦1870年1936年，名鳳謙，字夢旦，長樂龍門鄉人。
夢旦上有胞兄二人，長兄鳳岐以桐城派古文學知名，考取禦史；次兄而謙留學法國巴黎大學，精通洋務，夢旦取兩兄之名上下各一字，自名鳳謙。
少從長兄讀書於福州九彩園，初學古文詞，並考取秀才。中法馬江海戰後，清廷日弱，遂無意仕途，厭倦八股文章。
在商務印書館近代館史中，公認有“兩興”首興於張元濟，再興於王雲五。但在這兩個炫目的名字身後，卻有一個常被人忽略卻又不可或缺的“賢臣”——高夢旦。
“五四”運動後，51歲的高夢旦自認對新學“所知不多”，主動辭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職務，並親赴北京，去邀請不滿30歲的北大教授胡適。胡適雖未到任，但推薦了他的老師王雲五。
王雲五當時毫無名氣，懷疑他才能的人，“商務書館內外皆有之”。高夢旦卻用了3個月時間，幫助他熟悉館中各項工作，在王接手後還儘力輔佐。
有商務元老感到不解，高夢旦解釋道“公司猶國家也。謀國者不可屍位，當為國求賢……國方得以長久。”
果不其然，1932年“一?二八”事變，商務印書館遭日機轟炸，幾成廢墟，王雲五僅用半載，便使“商務”恢複元氣。
多年後，胡適回憶起這段曆史，說道“他看中了一個少年書生，就要把畢生經營的事業付托給他後來又聽信這個少年人的幾句話，就把這件重要的事業付托給了一個他平素不相識的人。這是老成人為一件大業求付托人的苦心，這是大政治家謀國的風度。”
高夢旦識才，亦愛才如命。他提升青年沈雁冰任《小說月刊》主編，後者卻向他提出三條苛刻要求一是現存稿子都不能用；二是全部改用五號字；三是館方應當讓其全權辦事，不能乾涉編輯方針。
高夢旦全部應允。
這是蔡元培第一次跨出國門。
1871年，明治政府派出以右大臣岩倉具視為首的大型使節團出訪歐美，考察資本主義國家製度。在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的口號下，政府積極引進西方科學技術，以高征地稅等手段進行大規模原始積累，建立了一批以軍工、礦山、鐵路、航運為重點的國營企業。
與此同時，引進繅絲、紡織等近代設備，建立示範工廠，推廣先進技術；招聘外國專家，派留學生出國，培養高級科技人才。
由於過重的財政負擔曾經引起財政危機，80年代初政府把一批國營企業和礦山廉價出售給與政府勾結因而擁有特權的資本家（即所謂政商），以優厚的保護政策鼓勵望族、地主、商人及上層士族投資經營銀行、鐵路及其他企業。80年代中期起，以紡織業為中心，把產業革命推向高潮。
日本在明治維新中通過推行“王政複古”以達到天皇親政和議會政治，建立三權分立的新式政府。經濟上推動了財政統一，穩定幕府後期嚴重負債的國家財政；並推行殖產興業，掌握新式技術，實現國家工業化，生產力大幅提升。教育也進行了大規模改革，價值觀的西化也為日後的政治和經濟變化埋下遠因。
在外交上成功廢除了與外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繼續江戶時代以來對蝦夷地的開發，旁及琉球，並積極實現日韓合並，乃至於日後拓展海外殖民地等，日本出現了“脫亞入歐”的風氣，都源於此時國力大幅膨脹的變革，是日本近代史上的重要轉折點。
日本是中國的近鄰，路途很短。千百年來，日本一直都是中國的“學生”，然而近代以來通過向西方學習迅速崛起，竟然打敗了清朝的艦隊，這使得中國的有識之士在深感恥辱的同時，開始深刻的反省，謀求通過海外遊學，實地考察與學習，“獲取真經”，以此為舊中國輸送新血液，從而改變中國的命運。另外，與歐美先進國家相比，日本距離中國較近，遊學費用低很多，於是赴日遊學便成為晚清眾多士人的首選。蔡元培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