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三法司要不要調整，請陛下說明白些。”
“讓老臣心裡有底，方便三法司改製。”
不相信皇帝不調整地方三法司機構，袁可立詢問道。
朱由檢對地方三法司機構其實也有考慮，隻是因為對地方事務不熟，不敢輕易決定。
此時袁可立願意商量，他就試著說道：
“縣級就暫時不動，仍舊由知縣負責。”
“但是知縣隻能判決杖刑以下案件，徒刑、流刑案件要提交給法庭正式審判。”
“縣級使用笞刑、杖刑致人死亡和殘疾的，也要追究責任，不能讓他們妄為。”
這是在限製知縣權力，宋朝就規定知縣隻能判決杖刑以下罪犯，大明也規定犯徒流罪者、縣裡擬罪之後要提交給上級。
朱由檢更進一步，明確規定知縣沒有審判徒流罪犯的權力。而且在實行笞刑、杖刑時也要注意，不能打死打殘犯人，防止他們肆意使用刑罰殘民害民。
袁可立對這點同樣十分讚同，覺得應該限製知縣權力，又問道：
“地方法庭應該如何設置？”
“是在提刑按察使司，還是在州府？”
朱由檢想了一下，說道：
“府要設置法庭，由通判、推官負責。”
“州要分彆看待，省直轄的直隸州按照下府對待，由判官負責。”
“府屬州下轄五個縣以上的，同樣按照下府對待。低於五個縣的暫時不變，按照縣級對待。”
對大明省府州縣的設置，朱由檢實在頭疼。
大明開國時撤銷行省下麵的路，改路為府、改行省為三司，直接管轄府州縣，簡化行政區劃體係。
但是府州縣作為遺留問題，即使在後來多有調整，仍舊不儘如人意。
大明知府是正四品，級彆非常之高，隻比按察使低一品，相比被朱由檢降為正三品的布政使也隻是低一品。
有的府地盤非常大，能有二三十個縣。這些縣全部由府直接管轄，顯然管不過來。所以就有了從五品的州這一級，管轄一個到幾個縣。
例如河南開封府下麵，就有鄭州、禹州等屬州，一共四州三十縣。屬於省府州縣四級體係。
還有些州由布政司直轄，稱為直隸州。屬於省州縣三級體係。
至於那些沒有屬州的府，自然屬於省府縣三級體係。
單看這個，似乎還能勉強接受，但是布政司、按察司又派出官員分司諸道，分管督糧道、提學道、分巡道、兵備道等道。
這些道，在朱由檢看來就是後世省廳的作用。隻是大明在太祖朱元璋的打造下，屬於小政府模式，很多機構都沒有設置，連地方轉運衙門都沒有，戶部每年實際掌握的錢糧收入隻有幾百萬。
權力最討厭真空，而且按照中國的傳統，政府的責任又很多，天然就有救災等義務，要求有相應的權力。
所以隨著時間的推移，道的職責變得越來越多，把省裡沒有設置的機構責任接過來，權力越來越大。
後來演變至清朝，道就成了府的上級單位，幾乎可以說是省道府州縣五級體係。
雍正皇帝覺得這樣實在是亂，把屬州改為散州，不再轄縣，隻有直隸州才能轄縣。變成了省府縣、省府州、省州縣共存的三級體係，稍稍遏製了地方行政區劃複雜化的傾向。
但是這個做法，並沒有完全扭轉行政區劃的複雜化，道級仍舊不可避免地成為地方行政區劃。
後來民國推翻清朝，看這種亂糟糟的行政區劃實在不順眼，就有人提出把道府州都取消了，變成省縣兩級體係。
北洋政府因此廢府存縣、改州為縣，各種古意盎然的州府稱呼，自此成為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