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一開始，雙方還算就事論事，引經據典，圍繞著帝國禮製而展開辯論。那麼發展到後麵，就變成了人身攻擊，翻舊賬，扯爛事，朝廷的空氣立刻就變得汙濁起來。
事情的性質，也隨著影響波及範圍的廣泛，超越了“太妃追封”本身，徹底變成皇權與相權，“輔臣派”與“帝黨”之間的正麵衝突。
當這種針尖對麥芒的情況出現之後，魯王的“事敗”也就隨之發生。朝廷上下，那些擁護皇帝的人，未必從心裡敬服他，但是，站在皇帝這一邊，顯然是風險更小的選擇。而人趨利避害之本性，也會促使他們去追逐勝利者。
何況，朝廷內部的形勢本就複雜，形形色色的勢力交織在一起，利益訴求也各有不同。有愚忠皇帝者，有一心為國者，有有識之士，同樣還有幸進之徒，而想要求得快速升拔，顯然侍候劉文澎這麼一個年輕帝王要更容易些。
事實上，劉文澎這樣一個任性皇帝待在至尊之位上，有人感到擔憂，但同樣有人感到竊喜，畢竟，隻需要討得歡心，就能得到榮華富貴，這難道不比伺候一個勤勉英明的帝王，與那些老成謀國輔臣，要來得更加容易？
於是乎，魯王劉曖在平康四年的這場“追尊大議”中倒了台，這場皇權與臣權的鬥爭，還是以皇權的勝利告終。
劉曖這回是徹底失勢，在“折太妃”下葬陪陵之後，便被迫使離朝出海，前往南海島（菲律賓群島）封國去就國了。伴隨著的，是一大波“魯王派”被黜落，這倒一定程度讓劉曖在就國初期沒有人才短缺的煩惱。
而隨著劉曖的就國，維係了三年多的輔政格局徹底宣告崩潰，雍熙輔臣，向德明、李繼隆那是屬於掌控軍令、軍政的勳貴派，如非必要，是基本不參與朝政鬥爭的，這也是不管中樞如何鬥爭，帝國都沒有亂起來的原因之一。
而剩下的，如張齊賢、李沆者，雖然依舊是朝廷重臣、士林領袖，但是已徹底壓服眾多勢力派係。說到底，他們所代表的階層，在大漢帝國的統治階層並不占據核心地位，而此前能處高位、掌握大權，更多是因為世祖、太宗二帝需要用他們平衡朝局，並對帝國那龐大的勳貴及軍功地主階級進行了一定的壓製。
一個個輔臣的失勢、倒台、離開，太宗皇帝駕崩前設置的帝國中樞權力平衡被徹底打破，代表著屬於劉文澎的皇權的複蘇，伴隨著的，帝國功臣勳貴之家權勢的逐步攀升。
畢竟，劉文澎掌權，對於帝國上下的那些既得利益者們，壓製力與約束力實際上是大幅下降的。
當然了，劉文澎是看不到這些的，他還沉浸在正麵擊敗劉曖這個皇叔的喜悅中，為此，他還大封了一波“功臣”。
比如在大議中堅定支持皇帝的秘書監王欽若，便被提拔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參知政事，事實上承擔起魯王劉曖此前的權責，可謂一步登天。鹽鐵使董儼，晉為財政副使，其餘諸如劉規、王約、林特、陳象輿等在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功臣”，也都得到封賞。
比起他爹，在這些事情方麵，劉文澎可要大方多了。帝黨崛起之勢，自此不可阻擋，大漢帝國也真正進入到屬於平康皇帝的時代。
隻不過，在誌得意滿地行事皇帝大權的同時，種種矛盾也在潛然滋生發展。年輕皇帝的權威得到了重新樹立，但帝國政令卻不似從前那般統一，自上而下，由內而外，多有混亂，如此咄咄怪事，也是幾十年來第一次。
問題出在哪裡，顯然在皇帝。
有一個人不得不提，趙王劉昉，若說對折太妃之心最為純粹的，毫無疑問是他了。
而因為此事，劉昉也頭一次對皇帝產生了不滿。他並不在意太妃能否追封皇後，但他對劉文澎把政治鬥爭手段運用到此事上，讓太妃死後也不得安寧，還需麵對滿朝的議論，劉昉極其不滿的。
嘴上不說，但心頭是十分惱怒的。同樣的情緒，也針對魯王劉曖這個親兄弟，這也是從頭到尾，劉昉都沒有就此事發表任何言論，出手任何動作的原因。
大抵是心虛的原因，時候劉文澎倒是想起了劉昉這個四叔，還親自到邙山“誠廬”看望劉昉，並就此事進行道歉，訴說他的無奈。隻不過，垂垂老矣的趙王劉昉，耳不聰，目不明，反應遲鈍，讓劉文澎鬱悶而歸。
平康四年秋八月，隨著尚書令張齊賢被罷免，大漢帝國也真正迎來屬於皇帝劉文澎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