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則起義的爆發，本質上在於帝國貴族、官僚的腐化墮落，士大夫地主階級的不斷膨脹，導致對百姓壓榨剝削的加劇，當連續的天災降臨，食利階層趁機興風作浪，地方官府則處置遲緩失當，再在「彌勒教義」的蠱惑下，方在河北，這個漢帝國自建國以來便是核心統治區域的地方，爆發了一場規模龐大的叛亂。
為了平定河北叛亂，朝廷也耗費了巨大代價，調兵十數萬，前後靡費上千萬貫，官民死傷數十萬人，並且從事實上，打破了範仲淹對朝局的平衡協調，使他放棄了更為深入的改革改良。
到最後，範仲淹罷相，還與河北叛亂有直接關係
而在河北旱情終告緩解，叛亂逐步戡定的同時，在帝國繁華富庶的東南地區，在每年向京畿輸送大量財稅、糧米的江淮，也發生旱情了，嚴重程度，比之河北也不弱。
有河北之亂殷鑒在前，朝廷也再不敢有任何疏忽大意了，又分出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江淮救災賑民事務上。雖然這個過程中同樣醃臢事不斷，但在江淮諸統治階級有意識的防備與控製下，兩地方才沒有出大亂子。
而比起河北，發生在江淮的旱災，對帝國的影響實則要更大，從後麵的發展來看，深深地改變了帝國的政治態勢。南風壓倒北風，也正是以此次江淮大旱為轉折點。
東南地區，在帝國的財稅版圖中，一直占有重要支柱地位，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也有足夠的數據支撐。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然而，立國百年了，作為東南地區利益代表的帝國貴族、官僚、士族們，卻並沒有得到相應的政治地位，帝國最上層的統治資源，依舊牢牢地被傳統的北方軍功貴族與北士集團所占據。
這顯然是一個極其深重的矛盾，尤其在東南經濟發展日益抬頭，到北方集團都不敢側目、無法壓製的時候，就更尖銳了。
而江淮大旱在當時，最直接的影響便是，百萬人口的開封、洛陽兩京，開始缺糧了。京邑之中，糧價高企，民怨沸騰，朝廷也針對性地采取了措施，比如開放官倉，比如從兩湖、關內、川蜀調糧，甚至專門出台政策，鼓勵商賈從海外封國糴入糧米
但這些舉措，加大朝廷支出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造成關內、兩湖、川蜀地區百姓的負擔，中樞朝廷還是有節操的，但實在防不住一連串的人上下其手
牽一發而動全身，其他地方的社會、階級矛盾也隨之加深，尤其是關內道，而關內的影響是能夠輻射整個西北的，於是民情複雜的大西北，在安寧了幾十年後，又開始滋生動亂了。
當然，很多深層次的矛盾與影響，距離其爆發，總是需要足夠的時間發酵與相應契機的。而在正統十一年後帝國中樞，卻不得不因江淮大旱，好好算一筆政治經濟賬。
京畿缺糧，蓋因江淮大旱，東南輸京糧米減少，而朝廷解決的辦法，卻嚴重依賴於南方道州，包括從南洋封國購入的糧食，也主要是從江海關入關，再轉運進京。
因此，在範仲淹秉政後期，在帝國朝堂中樞，已經不得認真對待南方統治集團，不得不正視來自南方貴族、官僚、士族更多的聲音與訴求。
總結得來說，範仲淹秉政期間，在大漢帝國統治上層，南方正式開始蓋過北方，這是經濟與政治相結合帶來的重大變化。
且不提那些不斷南下，並在漫長的歲月中與當地結合的北方籍貴族帶來的影響，就範仲淹，他便是南臣，能夠當上尚書令，就已經說明趨勢了
而這種變化，對大漢帝國的統治影響，尤其對其統一性與穩定性，利弊如何，恐怕還需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