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仲淹秉政時期，也是大漢帝國迎來的一個真正的“庶族時代”，從中樞層麵，帝國“庶族”官僚第一次真正地蓋過了貴族集團。
在範仲淹的吏政改革中，黜落了一批屍位素餐之人，其中固然不乏庶族權貴，但更多的還是靠門第恩蔭而居高位要職者。
同時，也提拔了一大批人才，這就不可避免地提高庶族官僚的實力與影響，畢竟，經過上百年的發展與積累，思想理念、社會經濟都發生了巨大變遷，庶族集團的人才儲備與覆蓋麵都要遠遠超過那些功臣老貴。
當然，到了正統十一年，大漢帝國所謂的貴族與庶族之間，並非完全對立的兩派，早在太宗時期，雙方之間，就已經開始合流。
庶族之中，並不乏投身權貴，以謀晉身者，甚至有不少人得以躋身高位；而以家族世襲為傳承的功臣勳貴，尤其是那些軍功老貴，隨著降等世襲的壓力與日俱增，為保證家族的權力與影響力，也同樣在招攬門人，支持培養庶族人才。
因此，在大漢帝國的上層統治階級中，早就不單純以門第、出身區分立場派彆，各勢力集團的劃分實則很複雜。
宗室、外戚、門閥、學派、同年、改革派、保守派、皇黨、相黨、集權派、地方派，乃至單純各衙司在漫長歲月中誕生的利益集團，都極大地豐富了帝國的政治派彆。
相比之下，反倒是那些職權低下、目光淺狹的中下級官吏、士人，更加看重出身，計較門第，多少自命清高者，對那些“臭不可聞”的權貴、權勢，暗地裡羨慕極度，上趕著追逐。
而諸派係中的領袖人物，不論貴庶，實則都有一個共同身份——權貴，都屬於同一階級——統治階級，他們之間的群體劃分，隻是基於不同政治立場與利益的內部矛盾分化。
在帝國上層階級日益固化、保守、遲緩、墮變的同時，政治的穩定性，實則也是在不斷提升的，就在於一個平衡牽製。
或許有人、有派係能夠強勢一時，大權在握，但絕對擺不平所有人與勢力。這也是範仲淹秉政時期大漢帝國的政治生態，這也是他以一屆“寒門”、南臣的身份，在明顯缺乏皇權支持的情況下，卻能躋身百官之首，位居尚書令，將最大的一部分相權攬在手中的真正原因。
這種政治生態的的形成，不隻反映出新權貴的崛起，老勳貴的讓權，對皇權而言，也未必就是一件壞事。畢竟，列祖列宗們，需要費儘心機、使儘手段才能維持的一種平衡，經過百年滄桑，已然真正在帝國上層建立了。
既是約定俗成，也習以為常，可謂深入人心。看看皇帝劉維箴都做了什麼吧，仔細地列舉，他似乎什麼也沒做，就連一直想修的道觀，都被範仲淹阻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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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漢帝國的狀態，卻是風吹雨打，而不動如山！這就是帝國耗費百年時光，方才形成的政治體製與生態，帶來的一種根深蒂固的穩定。
隻不過，在上層建築越發趨於保守頑固的時候，難免產生一些問題與弊病，如範仲淹者，想要改變，扭轉那種有如逝者下流的自然趨勢、客觀規律，顯然是很困難的。
從正統六年回京之初的萬眾期待，滿堂歡呼，到十二年的“聲名狼藉”，非議不斷。這六年間，範仲淹的諸多改良措施、政策方針，在苦苦支撐，艱難維持建隆盛世餘暉的同時，也在不斷地篩選同道與同誌。
經濟上的整頓就不需多說了，清酒紅人麵，黃金動道心，動了人家的奶酪，人家自然視其為仇讎。但是，帝國的經濟場，水深且混，可供渾水摸魚，妥協、交易的空間也大。
關鍵在於政治上的措施，尤其是範仲淹的選材、用人思想，唯才是舉固然是政治正確，放諸天下都顛撲不破的道理，但也不能罔顧現實的政治環境。
因此，當範仲淹開始對恩蔭製度動心思，哪怕隻是一種改良，再加上一些限製，依舊引得群起而攻，並且注定了其失敗走人的結局，因為他觸及的是朝廷老貴、新貴所有人的利益，遠重於錢財的根本政治利益。
反噬在正統十二年，在河北之亂徹底平複之後才真正到來，都是發動者們深明大義，或者說抓的好時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