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即便改變不了深層次的、根本上的問題，範仲淹還是實現了一些對既有製度的重大撬動。比如，正是在範仲淹時期，文臣掌軍，第一次堂而皇之出現在帝國的軍政壇上。軍功貴族們對兵部的壟斷，已被打破幾十年了，到了正統年間，在範仲淹的主導下，在一乾庶族力量的支持下，趁著“石李之爭”，將軍功貴族對樞密院軍政大權的壟斷也給擊破了。
“石”指的是石元孫，“李”指的是李光輔，這二人一個是石守信子孫，一個是李筠曾孫，都是帝國根紅苗正的老牌勳貴之後。
在樞密使折惟昌病逝之後，為了爭奪樞密使的位置，各引援手，鬥得不可開交，引發了帝國軍令係統內的一次大洗牌。
最後，範仲淹聯合蕭氏，將世宗時期的名將蕭惠，推上了樞密使之職，但與此同時，時任西北巡檢使的富弼，被任命為樞密副使，這文臣第一次真正位居帝國武堂，即便是排名最末的樞密副使。
如富弼、韓琦等學院派士人，雖在世宗時期就有名聲，並得到充分的鍛煉，但也正是在範仲淹掌權後，才真正得到重用。
範仲淹稱富弼為王佐之才，若非其大力提拔，富弼得多走十年的仕途，方才能達到今時的地位。當然，富弼的出挑，與他的嶽父老相公晏殊，顯然也脫不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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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平定王則起義，雖然以樞密副使石元孫作為主帥，但作為安撫使的敬彥博也是文人出身，並且具備軍事指揮之權。在河北戰場，韓琦也作為河北轉運使、行營糧料使，負責大軍輜需供應，手下同樣有兵.
雖然早有征兆與趨勢，但經由範仲淹徹底發動，針對帝國軍令係統進行的改革，也顯然引發了大量功臣老貴的不滿。因此，這讓他們直接地感受到，自己對於帝國軍政影響力的動搖。
而關於範仲淹對軍隊“精兵簡政”的整頓提議，也同樣引發了大量不滿，即便他是出於嚴紀強兵的考慮，依舊讓人反感，直覺其手伸得太長。
包括自郭良平之後，勢力有所回落的海軍係統，都對範仲淹不滿，因為他試圖裁減由老樞密郭良平製定的“二十年造艦造炮計劃”。
範仲淹的倒台，讓後人產生了無數的遺憾，讓無數眷戀建隆盛世的人其意難平，但是，在正統十二年，他的倒台是注定的，這是由帝國統治階級集體發動的一次反撲，是一股時代濁流，其勢難擋。
而範公留下的諸多時代印記，真正為人所接受，並引發眾多統治階層效仿的，便是“義莊”。
早在建隆時期，範仲淹便首倡義莊，在其兄範仲溫的支持下，兄弟倆在蘇州建立了一座“範莊”，置辦土地，發展生產，用以安置、接濟那些窮困的範氏族人、親戚。
爭相效仿者很多，得名又得利，等到正統年間，全國各地，由權貴們建立的義莊已然在帝國諸道遍地開花。
大漢帝國的莊園經濟，迎來了一波蓬勃發展，而世祖、太宗皇帝曾經努力尋求限製與打破的人身依附關係，又再度在地主與佃民之間建立起來了，並且更加強勢與頑固。
曆史是個圈，兜兜轉轉，最終還是難免回到讓人熟悉的軌道上。也正是從範仲淹之後，曆代王朝興衰變遷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弊病與問題，也以一種顯著的、不可遏製的姿態，出現在大漢帝國身上，並且再難通過努力，恢複到曾經的清明。
隻不過，比起曆代王朝，大漢帝國的各種資本要更為豐厚一些，家產也能夠敗得更久一些。但具體能敗多久，除了要看帝國統治階級的墮變速度，也跟皇帝的素質與作為息息相關，畢竟，帝國還是一個君主製的國家，君父對國家發展的影響依舊重大。
同時，隨著商品經濟的大規模發展，海外貿易的蓬勃興起，內外交流的日益緊密，資本主義的萌芽也以一種可做期待的姿態，出現在大漢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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