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沒要數據核算過，但相信申時行肯定根據各地的定額進行過測算。
畢竟，田地不是統一一個標準征稅，分官田、民田，還有幾個州府征收重賦，這些都是要考慮進去的。
“大約四千一百萬石。”
果然，聽到魏廣德的問話，申時行馬上就說道。
魏廣德點點頭，看來傳言的可信度很高，應該是掌握數字的官員參與其中。
不過這也不算什麼，早晚也都是要公開的。
“我大明之前備受財政困窘之苦，既然有增加財稅的機會，當不應放棄。
何況據我所知，我大明田賦本就相對較輕，民田堪比前元。
如果以太祖定下稅基攤派，怕是民田隻用繳兩升就夠了，這也太輕了。
過輕，似乎也不利於百姓精耕細作，怕是反倒產量。”
這個問題，魏廣德前段時間聽到消息後就思考過。
稅這個東西，重了不行，過輕了也不行，得適中方可。
“藏富於民不好嗎？何況魏閣老所說怕百姓不精耕細作，也不過是一廂情願的猜想，當不得真。”
張四維馬上就反駁道。
他家雖然是商人世家，可也有不少田地，現在對外都自稱地主，他當然希望田賦輕點。
已經把土地交出來了，田賦輕點就能少繳稅，何樂而不為。
“子維還記得前朝舊事，前元稅輕，可結果如何？”
魏廣德笑道。
“那不一樣，前元雖然稅輕，可徭役重啊。”
張四維馬上反駁道，說出蒙元倒台的原因。
其實中國曆朝曆代中，元朝稅率是最輕的，即便考慮其把人分了三六九等，但攤薄下來，每畝田地收糧稅三升，真的沒有再便宜的了。
唐朝都收一鬥，元朝都是打三折收稅。
可以說，單從稅收角度，蒙元以寬容治天下的特點體現的淋漓儘致。
明初人葉子奇在《草木子》裡記載：“元朝自世祖(忽必烈混一之後，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輕刑薄賦，兵革罕用，生者有養，死者有葬，行旅萬裡，宿泊如家，誠所謂盛也矣!”
明朝修訂的《元史卷五十八》也記載：文宗至順元年，戶部錢糧戶數一千三百四十萬六百九十九，視前又增二十萬有奇，漢、唐極盛之際，有不及焉。
明末史學家談遷雲也記載道：“宋時畝稅一鬥；元有天下，令田稅無過畝三升，吳民大樂業，元統、至元之間，吳中富盛聞天下。
……蓋吳中之民，莫樂於元，莫困於明，非治有升降，田賦輕重使然也。”
由此可見，明朝人自己都認為明稅重，羨慕前元統治下百姓安居樂業。
甚至，連創立大明王朝的朱元璋都認為元朝滅亡的原因，“概因為太過寬容而失去天下”。
在其所著《皇明寶訓》中載，“朕觀元朝之失天下，失在太寬。昔秦失於暴，漢興濟之以寬，以寬濟猛，是為得之。今元朝失之於寬，故朕濟之以猛，寬猛相濟，惟務適宜爾。”
嚴格說起來明朝稅輕，輕在商稅，是商人喜歡大明。
彆覺得南宋是不是應該最為商人鐘愛，畢竟政治環境支持經商，實則不然。
宋朝中商賈，但對商賈征稅極重，而且宋朝插手商業活動，往往都是依靠政治權利壟斷上層利益，商人隻能分食下層蛋糕。
宋、元都不禁海，都支持商貿，但官府壟斷了各種關乎於民生的產業，甚至是官府還直接參與了航海、絲綢、茶葉、瓷器、酒類等等商業之中。
特彆是元朝，不僅僅是皇帝，還包括其他封君、地方官員，都有自己的“斡脫商”。
這些“斡脫商”不僅僅掌握了工匠、土地等第一手資源，他們還參與到放貸業和包稅業中。
就導致了一種畸形社會體係的出現，即繁華的商業背後，農戶、貧民階級苦不堪言。
所以當明朝建立之後，朱元璋對商人階級的打壓，是極為殘暴的，稅輕也是不得已在明初的需要。
隻不過他應該沒想到，明初過後商人實力死灰複燃，對朝政影響更大。
而在元朝，雖然天賦輕，但徭役過重，畢竟發展商業需要大量人工，何況從元朝起黃河也不安寧，所以後世也有說元朝是因為治水而失天下。
“記得一條鞭法裡可是準許百姓以錢糧抵徭役。”
魏廣德則馬上說道：“既然如此，為何不按太祖定下的田賦執行，而將超出千萬石稅糧看做百姓上繳抵徭役的銀差，戶部攤派徭役時減輕分攤。
之前商議一條鞭法時我就提出，朝廷應該取消力徭，改為朝廷就地雇傭百姓。
因此，役銀應該攤入各地田畝之中，百姓不再負擔徭役。
到現在，善貸依舊如此堅持，非如此不能減輕百姓負擔。”
魏廣德開口說道。
後世都說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把賦役、雜稅都攤入，其實不然。
一條鞭法隻是把天賦、雜稅和部分徭役攤入其中，丁稅和由丁稅形成的徭役依舊存在。
這也是為何到了清朝雍正時期，朝廷才推出“攤丁入畝”的原由，徹底把丁稅取消，攤入田稅之中。
魏廣德堅持的，就是把雍正推行的“攤丁入畝”加入其中，讓百姓徹底擺脫賦役，真正做到無地百姓不交稅，有地有財才繳稅。
魏廣德和張四維爭了幾句，張居正都是傾聽。
其實他最初清丈田畝，考慮的隻是補上失額，即所謂“明清丈之例，謂額失者丈，全者免。”
隻要地方上能足額上繳糧稅，其他都不重要。
隻是他也沒想到，清丈後田畝增加如此之多，反而生出紛爭，也就是到底按畝征稅還是按全額攤派。
毫無疑問，他希望朝廷財政富足，那按畝征稅擴充朝廷財源就是好事兒。
但如此做下去，百官那裡怕是阻力很大。
不說旁人，但就他老師那裡，擁有龐大田畝，還多是重稅田地，這交起來可不是個小數字。
鬆江府的田地，可是按照每畝八升征稅，僅此於抄沒的官田。
“善貸提議用增收的糧稅抵償徭役，確實可減輕百姓負擔，隻要把丁稅也編入，那失地百姓幾乎就不用再交稅了。”
張居正略一沉吟就說道，“失地百姓，本就生活無依，以糧稅抵償徭役倒也是良策。”
“可是如此，若朝廷興大工該如何？到時不還是得攤派徭役。”
張四維開口說道。
後世六七十年代，國家也主持興建大量工程，都是召集大量民眾，雖然算工分，但實際上還是類似於古代的徭役。
而這個時候，凡是朝廷有大工程，往往都會大肆征發附近百姓做工，解決人力難題。
“興大工時，朝廷依舊撥銀，雇傭百姓勞作就是了。
隻要做事，都該獲得工錢。
百姓其實苦的就是徭役，若是此事做成，我大明百姓將再不複因徭役而破家之禍。”
魏廣德開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