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賦役製度中國曆代王朝為鞏固國家政權而向人民征課財物、調用勞動力的製度。
賦，原指軍事上車馬軍需的征調，後指對土地的課稅，即田賦，有時還包括人頭稅和資產稅。
役，亦稱徭役，即在統治者強迫下，平民從事的無償勞動，包括力役、雜役和軍役。
古代役重於賦，封建賦役的實質在於鞏固地主階級的統治。
中國封建土地所有製的特點之一是通過土地自由買賣以進行兼並，在田賦征收上，長期以來是大戶的稅負遠輕於小戶的稅負，甚至大戶的稅負轉加於小戶身上，這就助長了大土地所有製的發展。
役政方麵，特權階級不僅自己不服徭役，並可蔭庇眾多投靠之戶，這正是曆代戶口逃亡的一大漏洞，逃亡戶的增多，未逃亡戶更受賦役的重壓，其結果是相率逃散，挺而走險。
從中唐以至明代的戶資列等問題，體現著特權階層以下各等級民戶在賦役負擔上的相爭相持，其結果隻能是上戶偏輕，下戶偏重，攤丁入地以後的大小戶矛盾仍集中於畝稅的征課。
先秦時期，百姓服役極重，《詩經》中不少篇章反映人民被迫服役的怨忿，《春秋》中有許多關於役民築城的記載，特彆是各國互相攻伐，軍役更為頻繁。
《周禮·大司徒》篇中規定各級地方官有召民應役的職責，為此應經常保持戶口及馬牛車輛等的實況登記，征調時貴者、賢能者及服公事者均免役。
春秋時期，土地私有製逐漸形成，國家對土地的粟米之征為“什一”。
春秋前期，管仲曾建議齊國試行“相地而衰征”，春秋後期，魯宣公十五年實行“初稅畝”即按平均產量規定一畝的稅率，以後成為以收益為基礎的田賦稅製。
秦統一中國後，徭役極為苛重，激發了以陳勝、吳廣為首的農民起義。
漢初采行與民休息政策，田租的征課，由十五稅一減至三十稅一，但徭役仍沿秦製。
男丁每年在郡縣服役一月之外，尚有正卒和戍卒的服役，不服役的納錢代役，稱為更賦。
魏晉南北朝時期，戰爭連綿，田租、戶調甚為混亂，兵役雜役尤極苛重。
隋唐前期，采用北魏至隋代已試行的均田製，在每丁受田百畝的基礎上，實行租庸調法。
租和調為三國以來田租、戶調的演進，庸則為役的絹、布交納。
同時，實行府兵製，減除了征調兵役的威脅。
但均田製亦如西晉占田製，規定王公以下各品官的永業田比平民的永業田多至十倍數十倍，加以豪強兼並，後來農民得不到授田，均田製名存實亡，從而租庸調法也不能繼續下去。
至唐代中期德宗建中元年改行兩稅法，兩稅為地稅按畝征糧，戶稅按每戶財產征錢，各於夏秋兩季征收，較能適應納稅能力。
但以後地方政府因軍政支出浩繁，對兩稅增添課額，加上各項徭役的派征，人民負擔日重，民戶大量逃亡，加速了唐王朝的崩潰。
到了宋元時期，或許因為田地落入大戶之手，他們對田賦有緊有寬，但賦役更為複雜，特彆是元朝時各種雜役苛派，看似田賦減少，但元代的賦役負擔較宋代更重。
到現在明代，賦役製度有所改進。
賦的方麵，在土地丈量基礎上，建立了黃冊和魚鱗冊相配合的戶籍地籍製，兩稅夏麥秋糧，帶征絲、棉織品，由糧長負責催征稅糧，減少胥吏的作弊。
後來糧長權勢漸大，明王朝采取了限製任期或一糧區內數人輪充糧長的辦法。
役的方麵，裡甲、均徭、雜泛三類差役原係按戶資人丁情況分戶等以區彆承役的先後重輕，而編審戶等積弊難除，戶類上下倒置，裡甲、解戶、庫子等役每因失職獲罪以致破家，於是投靠大戶以避苛役之風日益廣泛。
縱觀曆史，其實古代田稅都不算高，先秦時期十稅一已經是極限，之後二十稅一，十五稅一和三十稅一，已經將賦稅降到最低。
但王朝輪替依舊，根本原因還是役的攤派不均導致。
往往到王朝末期，各項徭役的派征讓百姓負擔日重，當最終無力回天時不得不鋌而走險。
按照張居正最初的設想，他並沒有把丁稅並入一條鞭法的想法，隻是把原來的裡甲、均徭、雜役等名目繁多的徭役合並在一起征收，把過去按戶丁出辦的徭役，改為據丁數和田糧數攤派。
魏廣德因為知道雍正時期“攤丁入畝”的政策，實際上這道政令也是善政，至少對於無產百姓來說，是真正可以緩解生活壓力的辦法。
魏廣德不想失去那上千萬石糧稅，於是才把役拉進來，強征這上千萬石糧稅充役。
說到底，就是要把徭役從按照丁口征派改成地主承擔，從田地裡出。
“再不複因徭役而破家之禍，魏閣老說得好，可這天下從古至今，就沒你這麼做的。”
張四維馬上反駁道，他聽懂了魏廣德的建議，這對於地主來說當然不是好事兒。
這等於是讓地主在承擔朝廷的賦稅之外，還要承擔起徭役的納銀。
以前佃戶出役，和地主是沒關係的。
你種不了地，那就換其他佃戶種就是了。
可現在不同，魏廣德要把役折銀攤進田地了，這怎麼行。
“魏閣老，之前丁銀是以六千萬人口男丁進行攤派，可現在顯示人口過九千萬，丁銀也會大增六七成，以後人口或許過萬萬，如何能編入一條鞭法？
難道以後每年都要根據丁口重新編製一條鞭法？”
申時行也皺眉說道。
之前張居正不考慮丁稅並入一條鞭法，主要就是因為人口的不確定性，所以隻編入依附田畝的徭役。
但之後魏廣德向他提出“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建議，也就是變相鎖定丁稅總額。
這個，其實當初朱元璋也做過，那就是恒定2950萬石糧稅，到現在大明朝廷每年收取的糧稅也就是在這個數字上下波動。
一般情況下，都是少上幾十萬石，但也無傷大雅。
其實從先秦時期到現在大明，不得不說的一個趨勢就是，役在賦役中的比重其實一直在減少，秦漢時期可以被認為是“役”最重的時期。
而之後的大部分王朝，除了王朝末期，役往往都不算重。
當初他隻是和張居正說過此事，現在張四維和申時行問出口，魏廣德看了眼張居正，見他微微點頭，於是就把之前向張居正說的話又說了一遍。
“滋生人丁，永不加賦？”
申時行反應比較大，他畢竟家族算不得豪門大族，雖然是商賈，但在福建並不算大商人，隻是個能勉強溫飽的小商人，對於丁稅自然有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