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篇激戰1860！
陳濟懷在其領導下的兩江發展大業中，要把教育改革放在最優先，最重要的位置。
而這也是一項長期，又極其艱巨的任務。
雖說在上海等地，陳家人已經有過幾十年的，成功創辦各類新式學堂的經驗，而且培養了很多人才。
這些人才就如同種子一樣，散落在兩江的各個領域。兩江早期的政界、軍界和經濟界的精英們，也大多出自其中。
但僅僅依靠過去的這些經驗，就想實現全域普及近代教育推廣新文化，卻是遠遠不夠的，將麵對的困難也是極其複雜多樣的。
這不僅涉及到範圍和資源的問題，更有同以科舉應試為核心的傳統教育之間，形成的尖銳矛盾。
要知道，作為曆代選才取士的基本製度，科舉製在這個古老國度中，已經奉行了超過千年。
在經過長期的演進之後，至大清朝時，科舉更是發展到了最為鼎盛的階段。
其體製已經完全成熟固化，考核內容以儒家經學義理為內核，以“八股文”為形式。
受此僵死一般的限製，科舉製度早已喪失了原本的積極性。又無法接受新的思想、學術和技術，極度缺乏革新精神，弊病甚多。
然而，長久以來，科考卻是華夏曆朝曆代最為公平的人才選拔形式。
特彆是對那些寒窗士子們來說，科舉製是扭轉個人和家族命運的唯一途徑。
就連陳家人在早年間，也是靠這條道路改變了家族的門楣，才有了如今的種種機緣。
更為重要的是，以科舉製度為基礎，經過千餘年來的發展，早已形成了一個十分龐大的士人階層，也是華夏獨有的精英社會群體。
所謂“士農工商”，在華夏曆代的傳統社會中，士人階層都排在四民最頂端。地位崇高的他們，擁有強大的影響力，甚至是統治力！
由於他們掌控著文化知識、輿論導向和鄉裡經濟等，從這些方麵出發，使得士人階層成為了民間的真正統治者。
對於這一點，曆代的朝廷皆是心知肚明，因此都把對士人階層的籠絡，放在治國理政的核心位置上。
如今陳濟懷要想在兩江推行新式教育，最大的難點之一，便是該如何處理好，與舊有的士人階層之間的關係。
其實由這場變革產生的鬥爭，在兩江剛剛自治時起，就已經開始了。
那時，因為自治必然會影響到，兩江地區的士子們繼續參加大清的科考。
所以在清廷明裡暗裡的鼓動下，很多偏守舊的士人階層，多選擇了離開兩江。
陳濟懷在那時候，對這些人采取的是放行的政策。現在看來，這對後續的各項變革來說，反而是十分有益的。
因為當初的那些離開者們，多是地方上最為保守的人群。少了這些勢力的存在，各項新政在推行中反倒少了很多麻煩事兒。
而在實現了全民普及教育之後，打破舊有的四民等級，造就人人皆平等，也才能水到渠成。
不過即便如此，在觸及社會根本的教育改革方麵，陳濟懷等人依然保持著謹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