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不去回不來！
“王村長，廷梅還好吧？”研究完工作，山椿問王村長。
“還行吧，我也好久沒去看她了。”王村長說。
“哦，她也沒回來？”山椿問。
“沒有。遠，難得走。還說是城裡信慣了，回鄉下不習慣。”王村長笑笑。
“哦，再不習慣也是自己的家吧，還是得回來看看才是。”山椿誠懇地說。
“那她的城市戶口落實沒有呢？”山椿又問。
“這個我還不清楚，下回見到她我問問。”王村長說。
“這個問題很關鍵，一個呢，是廷梅和你們家人的追求，二個呢，是關係到小孩子出生以後是農村人還是城裡人的事兒。”山椿說。
“城裡人小孩生下來不就是城市戶口嗎？”陳天安不解地問。
“這可不是哈，媽是城市戶口，小孩生下來才能上城市戶口。”山椿說。
“啊，還有這規定？”陳天安一臉的不信。
王村長一臉的懵。
“是啊，我堂姐，也是嫁到街上，先沒解決到城市戶口，是小孩都不敢懷，直到解決了，才懷了孩了。”山椿說。
“天安，葉家良有消息沒有？”從九支書那裡出來，山椿問。
“聽說是在廣東一個磚廠乾活兒，具體不清楚。”陳天安說。
“他家裡怎樣了？”山椿問。
“還是那樣子，那年你幫他家裡解決了困難戶，一年鄉上要幫點，還過得去。最近聽說葉家良也帶了點錢回來。”陳天安說。
“外出做工的人怎麼個情況？”山椿問。
“先是你鼓動那幾個出去了，過後又有人陸續出去，現在多了。出去了的，隻有少數幾個回來了就沒再出去，其他的都還算在外麵穩得起。”陳天安說。
“看這形勢，改革開放還要大整，以後外出的人還要多。”山椿說。
“這個是肯定的，我也是家裡走不了，不然我也出去了。”陳天安說。
“這下你有老婆有兒子的人了，就彆出去了，當好乾部，為大家服好務嘛。”山椿說。
“那個又不想多掙點錢呢，當這農民硬上惱火。”陳天安嘿嘿地笑著。
“農民不惱火，誰還願意背井離鄉的去城市？誰還願意住在城市裡連父母都不回來看？”山椿說。
“你彆信他的。”陳天安說。
“不信誰的？”山椿問。
“王村長啊，他廷梅一直住起在他家。”陳天安說。
“不會吧。”山椿不明白也震驚。
“先去了幾個月，懷了娃娃就回來住，說是那家人也窮，修鎖配鑰匙能掙幾個錢？就隻有回娘家養胎。生了頭胎是個女兒，不久又懷了二胎。城裡的計劃生育也追得緊，又回娘家躲娃來了。”陳天安小聲地說。
“哦，這就可憐了。”山椿說。
“就是，本想嫁城裡去享福，沒福享不說，還得娘家來養著。”陳天安說。
“在娘家養胎，沒人告王村長計劃生育嗎？”山椿問。
“沒人告。這計劃生育搞得是凶，可農村哪家不是生兩個三個的，對這些事，農村人是不會去告的。”陳天安說。
“哦，還是老百姓善良。”山椿感慨。
正月初三，胡仁昌來找山椿，幾年的打工生活，胡仁昌更加瘦弱，看上去還略有些蒼老，與他二十多歲的人不相符。
“還好吧。”從胡仁昌的外貌上山椿已看出不是很好，本不想問，但還是不自覺的問了出來。
“唉，好啥子喲。”胡仁昌擺擺手。
“怎麼，打工不順利？”山椿問。
“農民進城，那來的順利？”胡仁昌兩手一攤。
“憑力氣乾活，憑本事吃飯，還分城市農村？”山椿有些不相信。
“人啊，到了哪裡都分三六九等。”胡仁昌一臉的苦大仇深。
“山椿，山椿。”山椿正待問個明白，聽得山兵的聲音在外麵喊。
“喲，你們這一去幾年不回來，今年咋過全都回來了？”山椿笑著把山兵迎進了屋。
“這是胡仁昌，也在廣東打工。這是我山兵哥，和你一年出去打工的，也在廣東吧。”山椿給二人做了介紹。
“是的，我也在廣東。”山兵說。
“今年怎麼回來了？”山椿問。
“唉，前幾年吧，就在外麵下苦力，沒掙到幾個錢，想回來又舍不得那幾個路費，再說兩手空空，回來也沒麵子不是。”山兵說。
“為什麼掙不到錢？”山椿問。
“開始出去打工的，大多是城裡的待業青年，還有工廠的下崗工人，他們城裡人啊，世麵見得多，家底也比我們厚，出去時合包裡都揣著幾個。我們農民，最初出去的人就很少，一路省吃斂用到了廣東，四個合包一樣重，分紋沒有，舉目無親，看見城市就茫然，自己就低人一等了。”山兵說。
“就是那感覺，特彆不好受。”胡仁昌說。
“這些不好受也就算了，忍著吧。可城市裡沒有我們立錐之地，走到哪裡都不受待見。一見到我們這些鄉下去的，人人都一副鄙矣，一副不屑，讓你心裡涼嗖嗖的。”山兵說。
“讓人瞧不起也就算了，關鍵的是，找活乾難，掙錢難。經常是乾了活，不給錢，找個理由把你攆了。反正去的鄉下人多，老板也不怕找不到人乾活。”胡仁昌兩眼紅紅的。
“錢沒掙到，你在這城市裡還站坐都要錢。”山兵說。
“何止站坐要錢哦，撒尿拉屎你也得拿錢。”胡仁昌說。
“不會吧，撤尿拉屎也要錢？”山椿不信。
“當然，廁所是收費的。”山兵說。
“哦，廁所收費？”山椿問。
“那當然。”胡仁昌點點頭。
“亂收費吧，政府不管？”山椿問。
“人家私人或單位建的廁所，要收回成本，政府誰管？”山兵說。
“政府不僅不管撤尿拉屎收錢，政府也收錢。不論是政府還是單位，老板，私人都從農民打工仔手裡收錢，這樣整下來，打工的錢連吃飯都不夠。”胡仁昌說。
“政府收什麼錢？”山椿問。
“暫住費啊，治安管理費，清潔費，最初每人每月五塊，現在漲到十塊了，有的地方十五塊了。關鍵，你交了這個地方的暫住費，如果到另外的地方去，人家還不認帳，得重交。”山兵說。
“哦，這樣啊。”山椿聽明有點明白了。
“那打工還有意思嗎？”山椿說。
“有啊，至少我節約了一個人的口糧啊。還有這幾年下來，總還是能落下一點錢的。我家，婆娘沒口糧地，兒子沒口糧地，一個人的地，要是三個人吃，那不得餓死？所以我還得出去。”胡仁昌說。
“看你這身體，不太好吧。”山椿關心地問。
“唉，工地乾活，累。住的差，有時沒找到活乾，睡橋洞，睡路邊邊。有時為了趕時間，吃飯也沒個定準。為了省錢，有時下雨天沒開工，也就將就對付，整起病了。這都不算什麼，隻是老想著自己的命運，想著自己的父母，想著自己的妻兒，想著咱這農民為啥就這麼命苦，有時感到絕望，痛恨自己為什麼要來到這個世上，為什麼要投胎到這農村。這種想法越來越強烈。也許哪天我會在這絕望中滅亡吧。”胡仁昌兩眼空空，沒有一絲絲兒光，讓山椿看了心裡一顫，透心的涼。
“也不要那麼悲觀，事情還是在向著好的方向發展，打工的人越來越多，條件也在改善。”山兵也看出了胡仁昌的異樣。
“人是越來越多的去打工，活兒就會越來越難找，是吧。我們還得做最累的活拿最少的錢，我們還得低人一等，受人篾視。何時才是我們農民與城裡人平等的時候？”胡仁昌情緒有些激動。
“我看你狀態不是很好，還是在家呆兩年吧，等緩緩再出去吧。”山椿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