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
2推動思想解放運動。
在新文化運動中，最能激勵廣大青年知識分子的是個性解放與思想自由。胡適於98年月發表《易卜生主義》一文，極力宣揚易卜生關於充分《嘗試集》自序。
發展個人的個性與才能的主張，指出“社會最大的罪惡莫過於摧折個人的個性，不使他自由發展”。而要發展個人的個性，“第一須使個人有自由意誌；第二，須使個人擔乾係，負責任”。他特彆強調易卜生的一句名言“你要想有益於社會，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
個性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要解放人，就必須爭得社會自由。胡適主張，應當“極力提倡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養成一種自由的空氣”。920年8月，他同北大教授蔣夢麟、李大釗、高一涵等聯名發表《爭自由的宣言》。宣言中嚴厲抨擊北洋政府的假共和真；要求廢除一切破壞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遷徙及人身等項自由權的法律命令；切實保障人民最基本的自由權。這些要求在當時自然是與虎謀皮，但終究是一種自由主義的抗爭，是推動思想解放的有力舉動。
99年月，胡適發表《新思潮的意義》一文，這是新文化運動中真正具有綱領性意義的文獻。文中提出最中心的口號是“重新評定一切價值”，這是思想解放最徹底的宣言。從此出發，可以打破一切教條的束縛，根本改變人們對傳統道德、禮俗等等的看法，適應社會轉型的新要求，重新確立各種規範。胡適就家庭、倫理、女子解放等問題，發表了一係列文章，提出了許多新觀念，令人耳目一新，喚起廣大的青年男女，向往新的社會，新的生活。這對五四以後中國一代青年的思想和行動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3教育改革。
胡適是北京大學最年輕的教授，由於他學有根底，又富有新思想，了解國外教育的發展，加上在新文化運動中贏得極高的聲譽，使他對教育改革問題擁有最多的發言權。他在就任北大教授的頭一年就親自創辦了哲學研究所，給優秀畢業生深造的機會。他首倡在各係成立教授會來管理教學，造成教授治校的新風範。他提議實行選科製，有力地鼓勵了青年向學的主動性。他還參與創辦許多其他的研究所，倡辦學術刊物學生自辦文化學術團體，比如指導傅斯年、顧頡剛等創辦《新潮》雜誌等。這些，對改造舊北大官僚子弟沿襲下來的惡劣風氣，推動青年思想進步，奠定新式高等教育的基礎，皆有重要意義。
此外，胡適鼓勵和平民教育，特彆是倡導發展女子教育，在當時都產生巨大的作用。胡適還特彆致力於學製改革。由他主稿的922年的新學製方案，被政府采用，推行全國，一直沿用到五十年代初期，其對使中國教育體製近代化，與世界教育發展相聯係是至關重要的。關於中學教材改革、教育方法的革新，胡適同樣做了許多工作。
4傳播實驗主義。
胡適是實驗主義的忠實信徒，是在中國傳播實驗主義最主要的哲學家。
99年春，他發表《實驗主義》一篇長文，係統介紹實驗主義哲學，尤對杜威哲學作了更為詳細的介紹。因其文章的風格相當中國化而又通俗流暢，很得知識界的好感。不久，杜威來華講學，胡適陪他到各地演講，充當翻譯，更擴大了實驗主義的影響。胡適以實驗主義為基礎，總結中國傳統的治學方法，提出“大膽的假設，心的求證”的十字訣，雖在流行中不免有片麵性的流弊，但在當時學界還是產生了重要的積極影響。廣大青年知識分子從自己向上進取和奮鬥的需要出發，來領受實驗主義哲學中的積極因素，即它的懷疑的勇氣和力行實驗的精神。
實驗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中，總的來對思想解放運動發生了有益的影響。這一，瞿秋白和艾思奇都曾給予相當的肯定。
胡適初入北京大學，主要擔任中國哲學史、英文學、中國史等課程。他用新方法講授中國古代哲學，曾引起不的震動。終因他學有根底，方法新穎而取得學生們的衷心悅服。許多老教師對他也刮目相看。99年2月，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出版，為他在學術上的地位奠定了不拔之基。蔡元培為此書寫序指出，治中國哲學史，一方麵須有深厚的“漢學”功底，另一方麵又須有係統的方法。係統的方法在中國固有的學術傳統中無可借鑒，隻有借鑒西洋哲學史。然而懂“漢學”的人很少懂西洋哲學史的；而留過學，懂得西洋哲學史的，又多不具備“漢學”功底。唯有胡適，既有“漢學”功底，又懂西洋哲學史，故能成就此書。他還指出此書的四大特（）證明的方法；（2）扼要的手段；（3）平等的眼光；（4）係統的研究。近年學術界已公認，《中國哲學史大綱》是以現代學術方法治中國哲學史的開山之作。
胡適在學術上取得重要成功的另一個領域是對中國幾部著名的古典的研究。
920年7月，胡適寫成《〈水滸傳〉考證》一篇長文。他用嚴格的考證方法求出水滸傳故事的曆史演變，揭示出人物典型的形成與創造過程，以及成書之後的版本遞嬗等等。這種推尋曆史演化蹤跡的方法，是考證學的一種新的應用，它啟發了年輕的曆史學家顧頡剛提出著名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形成了一個曆史學中的新學派——古史辨派。
92年月，胡適又寫成《〈紅樓夢〉考證》。他打破清末以來種種附會的索隱派紅學的迷霧，第一次提出《紅樓夢》乃是作者自敘身世的一部寫實主義的。從而把《紅樓夢》研究引上學術研究的正途。這對中國史乃至中國文學史的研究都有積極影響。
在以後的七八年裡，胡適又相繼寫成十幾篇古考證的文字。經他考證和介紹的幾種，一時都成了暢銷書。又因為這些都是以較通俗流暢的白話文寫成的，因而也推動了白話文運動的開展。
胡適津津有味地做這些考證，是同他更大的工作目標相關聯的，這就是所謂“整理國故”。胡適指出，國故就是“一切過去的文化曆史”。整理國故“就是從亂七八糟裡麵尋出一個條理脈絡來；從無頭無腦裡麵尋出一個前因後果來；從胡謬解裡麵尋出一個真意義來；從武斷迷信裡麵尋出一個真價值來”。簡言之，“打倒一切成見，為中國學術謀解放”2。
在整理國故的過程中，胡適提出“疑古”的口號。他認為古史中傳的材料甚多，可信的甚少。學者需做考證的工夫。他主張“寧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在他的影響和鼓勵下，顧頡剛等一批具有新思想新方法的曆史學家，在一個時期裡專意從事辨偽書、辨偽事、辨偽史的工作。古史辨派一時大盛。
胡適在曆史學方麵的興趣始終以中國思想史為主。《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出版之後，他曾斷斷續續地寫作中國中古思想史。當寫到佛教的禪宗史時，他發現可信的材料太少，不得不擱筆以待新材料的發現。92年，《新思潮的意義》，《胡適文存》集卷四，第2頁。
2《胡適的日記》，922年8月2日。
《自述古史觀書》，《古史辨》第冊，第23頁。
他為中英庚款事去歐洲，得機會到倫敦大英博物館和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查閱敦煌寫經卷子，從中發現禪宗大和尚神會的語錄兩萬多字。中國原有關於神會的材料不過00餘字，這同神會在禪宗史上的地位極不相稱。胡適回國後，陸續整理他的發現，於930年出版《神會和尚遺集》，其中附了一篇2萬多字的《神會傳》。此書的出版，很受日本學界的重視。此後直到晚年，胡適對禪宗史的研究始終饒有興味，並與日本學者保持交往。
胡適的整理國故，實即是借鑒西方的學術方法整理中國的文化遺產，這是中西文化互相融通的具體實踐。因此，胡適把這看作是建設中國新文化的必要環節。在整個二三十年代，胡適親自主持了整理國故和編譯西書兩項大規模的學術活動。可惜，因社會的不安定，使這兩項工作無法長期堅持進行下去。
借鑒和學習西方文化，改造中國的舊文化，創造現代的新文化，這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基本目標。先進的中國人皆視為當然。但一部分保守的複古派或國粹派則另有主張。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浩劫，使西方一部分人，對自己的文明懷疑起來，歐美都出現了一股相當強烈的保守主義思潮。剛剛歐遊回國的梁啟超發表《歐遊心影錄》，其中有“科學破產”的話。於是頗有一些人也跟著懷疑科學，懷疑民主，懷疑個性解放的道理，以為重振中國固有的文明才是唯一的出路。保守主義思潮遂亦大為抬頭。92年，梁漱溟發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923年，張君勱在清華學校發表《人生觀》的演講，兩者都表現出對科學及西方文化懷疑和批判的傾向。胡適相繼發表《評梁漱溟先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和《〈科學與人生觀〉序》兩篇長文，嚴厲地批評了貶抑西方文化，吹捧東方古文化的保守主義傾向。他強調人類文化的同一性，強調科學與民主應是各民族現代發展的共同方向。92年，胡適又發表《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一文，集中批評那種把西方文明成僅僅是物質文明，中國文明才是精神文明的純主觀的法。他強調，任何文明都包含著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個方麵，物質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礎。西方文明承認人的物質享受的正當性，努力發展物質生產，提高人的生活水準，創造生活上的種種便利，以解放人的精神創造力，從而產生了高度發展的科學、藝術及各種文化設施，其道德與政治生活也跟著提高。從十八世紀的自由、平等、博愛，到十九世紀的社會主義，都是東方人不曾夢見的精神文明的產物。而中國固有的精神文明，其最高產物不過是士大夫的心性修養論。人們“越向內做工夫，越看不見外麵的現實世界；越在那不可捉摸的心性上玩把戲，越沒有能力應付外麵的實際問題”。結果是貧窮、愚昧、落後。這種中西文化的爭論，到三十年代再度爆發。935年月，有所謂“十教授”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聲稱已經“沒有了中國”，“沒有了中國人”，意即中國文化已被毀棄了，必須重建中國本位的文化。胡適在《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一文中評論道，此宣言表麵上持折衷主義，實質上是清末以來對抗新文化的保守主義思想的最新翻版，“是今日一般反動空氣的一種時髦的表現”。胡適指出，文化自身都有其保守性或惰性。而中國舊文化的這種惰性尤大。人們大可不必替“中國本位”擔心，這個本位是不會失去的。我們應該讓現代的新文化和我們固有的老文化充分接觸，借它的銳氣打掉一我們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氣。新舊結合所產生的結晶品當然仍是中國本位的文化，仍是中國人的文化，是毫無可疑的。
胡適在929年寫的一篇英文論文裡，不慎用了一個可被理解為“全盤西化”的英文單詞holesaleesterizatio，遂長期被認為他是一個“全盤西化”論者。其實，胡適用這個單詞隻是用以反對各種折衷的、主觀預設各種限製的中西文化觀，強調不同文化自由接觸、互相溝通、互相琢磨，從中產生出新的文化。這是他有關中西文化最基本的見解，但有時為一些盲目誇大的國粹主義言論所激，他也講過一些頗為偏激的話，如中國“百事不如人”，中國人“一分像人，九分像鬼”之類，頗引起人們的反感。直到他死前一年，還因發表一篇嚴厲批評中國舊文化的演講而遭致台灣政界、學界一些人的圍攻。
胡適是一個學者，但他和許多同時代的知識領袖一樣，麵對多災多難的祖國，終不能忘情於政治。97年剛回國的時候，他曾下決心“二十年不談政治”，力圖“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但五四運動把政治問題尖銳地提到每個人的麵前，胡適也不得不談政治了。99年7月，他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從他的實驗主義出發，主張漸進的一一滴的改革，反對各種所謂的“根本解決”。他的主張受到李大釗等人的批評。從此，在政治上，他開始與他的一批比較激進的朋友陳獨秀、李大釗等分道揚鑣了。
92年月，胡適與他最接近的朋友丁文江等組織起一個不公開的團體，叫做“努力會”。次年5月，又辦起《努力周報》，宣傳他們的和平漸進的改革主張。胡適邀集蔡元培、王寵惠等十六位教授名流，發表由他起草的《我們的政治主張》。基本內容是主張以建立“好人政府”，作為現階段政治改革的目標。“好人政府”的標準是實行憲政的政府，公開的政府，有計劃的政府。這篇宣言引起很廣泛的討論，但終隻限於紙上的政談而已，根本不曾收到什麼改革政治的效果。不久，胡適針對中國對於時局的聲明，寫了一篇《國際的中國》發表在《努力周報》上。文章著重表明當前並沒有國際帝國主義侵略的威脅，因此，現階段“隻須向民主主義的一個簡單目標做去，不必在這個時候牽涉到什麼帝國主義的問題”。
923年春，胡適到杭州煙霞洞養病。《努力周報》委托高一涵、張慰慈等幾個人維持。胡適對談政治越來越沒有精神了。到了0月，曹錕賄選當上總統，北洋政府的黑暗政治可謂達於極。胡適始承認“我們談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謂止了壁了。”《努力周報》隨即停刊。
927年5月，胡適從國外歸來，一時不能回到北京，乃在上海租屋定居下來，一度擔任私立光華大學的教授。928年4月，胡適就任中國公學的校長，同時和幾個朋友辦起《新月》雜誌。那時，剛剛取得統治權的國民黨人，正以“革命”的名義，大力誅除異己，氣焰正盛。胡適看不過去，於929年接連在《新月》上發表《人權與約法》、《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有憲法》、《知難行亦不易》及《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幾篇文章，激烈抨擊國民黨的，並涉及孫中山與蔣介石。這激怒了國民黨人。他們查禁《新月》，拒為中國公學立案，還組織一批黨內人士撰文圍攻胡適。胡適被迫辭去中國公學校長，在離滬重返北京大學之前，表明他批評國民黨，並非出於惡意，隻是“希望它自身改善”。
由於有這一段經曆，後來宋慶齡、蔡元培等組織民權保障同盟時，亦邀胡適加入，並請他組織北平分會。這其實是“曆史的誤會”。胡適是作為自《我的歧路》，《胡適文存》二集卷三。
由主義者而關注人權；而同盟的主要領導者則是出於反蔣的政治目的而提倡民權。有此根本區彆，難免發生分歧。果然，胡適入會不過一個月，於933年2月初，便與同盟總部公開發生分歧，遂“自由出會”。
九一八事變後，胡適在對日態度上與蔣介石政府頗相近，他主張對日談判，主張謀求國際支援，反對抗日。此後，他即以“諍友”的資格時常對政治、外交等問題發表意見，提出建議。932年5月，他同幾個朋友合作辦起《獨立評論》。他本人發表20餘篇文章，其中絕大多數是討論時局與外交的。他一麵擁護蔣介石政府，反對和地方反蔣勢力；一麵力倡民主政治，反對獨裁。曾在《獨立評論》上倡導關於建國問題的討論。在對日問題上，則堅持通過國際交涉予以解決。
抗戰爆發後，胡適轉而擁護抗戰，並受蔣介石之托，出訪歐美，作“民間外交”。938年0月，進而受命為駐美大使，以學者而充外交官，實非其所長。所幸他在美國朝野聲望頗好，加之他有卓越的演才能，對喚起美國輿論，同情中國抗戰，不無貢獻。942年9月，胡適卸去大使職務，在紐約租屋暫住，重回到他的學術生活。從這時起，考證“《水經注》案”成了他晚年主要關注的研究課題。
抗戰勝利後，胡適受命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歸國前由傅斯年暫代。94年夏，胡適自美歸國。不久，全麵內戰爆發，烽煙四起，教師學生都極不安定。他一麵國民黨的戰爭，一麵又抵製軍警特務對學校的乾預，常常奔走於南京、北平之間，在政府與學生兩麵壓力下精神困擾不堪，一度要求辭職而不果。隻有繼續考證《水經注》案，聊為寄托。這期間，蔣介石兩度敦促胡適從政，均被婉拒。948年2月，北平解放前夕，胡適乘蔣介石所派專機，匆匆飛離北平，不久去了美國。
胡適於949年4月2日抵舊金山。隔了一天，人民解放軍即解放南京。隨後，國民黨政府在大陸的統治即宣告結束。這一個大變局對胡適的打擊太大了。很長時間，他精神陷入極度苦悶，無心做學問，亦無顏見客，重新住進他原在紐約租住的寓所裡，過了將近0年的寓公生活。其間除一度在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圖書館工作兩年之外，隻是偶爾在一些大學臨時擔任講座，其餘大部分時間和精力均消磨於“《水經注》案”的考證。
所謂“《水經注》案”，是指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一部分學者，如魏源、張穆、楊守敬、王國維、孟森等，認為清代著名學者和思想家戴震偷竊了趙一清治《水經注》的研究成果這一公案。胡適最初治此案隻是為其同鄉前輩（戴震是安徽休寧人，休寧與績溪皆屬徽州）洗冤白謗。但此案涉及的材料太多，被學者們弄得相當複雜。胡適以近20年的心力對此公案作考證，留下了值得注意的學術成績。這主要是（）發掘大量史料，證明戴震不曾偷竊趙一清的《水經注》研究成果。其中有些證據可以視為“鐵證”。從而多少廓清了在這一問題上的許多偏見。（2）胡適第一個揭示出，攻擊戴震偷竊趙一清《水經注》研究成果這一公案，反映著清後期理學與反理學的鬥爭。（3）胡適以其地位和聲望，能得到各方麵的幫助，因而得見其他人不曾見到的《水經注》版本，加以認真比勘、考證，弄清各種版本的源流及其價值，因而對版本和目錄學是一大貢獻。
胡適埋頭考證的同時，與台灣知識界、政界仍有密切聯係。由他參與創辦的《自由中國》雜誌，於949年月在台北創刊，一直到90年始被迫停刊。其間，胡適一度擔任該刊的發行人。該刊的實際負責人是雷震。雷本是國民黨的高級官員，因不滿蔣介石的獨裁統治，積極推動民主運動。《自由中國》雜誌成為民主運動的一個中心，為此多次受到當局的乾預。胡適本人也屢次受到蔣家父子禦用勢力的攻擊。但權衡政治得失，蔣介石還是決定把胡適召回台灣擔任中央研究院的院長。
胡適958年4月到台北赴任。90年，雷震因醞釀組織反對黨而被當局投入監獄。此後，胡適再度陷入精神苦悶之中，且屢次複發心臟病。92年2月24日，在一次中研院歡迎新院士的酒會上，終因心臟病猝發而去世。終年7歲。
胡適一生著述甚豐，約略估計在2000萬字以上。目前流行的則隻有他生前自編的《胡適文存》三集和《胡適論學近著》一輯。他死後，台北遠流出版社出版《胡適作品集》37卷。此外，有台灣胡適紀念館編印的《胡適手稿》30冊，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耿雲誌編的《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42冊。
第四十一章梁漱溟梁漱溟，名煥鼎，字壽銘，早年曾用筆名壽民、瘦名，後又取字漱溟，有時將溟寫作冥。893年重陽節（光緒十九年九月初九）生於北京。梁家祖籍廣西桂林，但自849年梁漱溟的曾祖父進京會試中榜，做了直隸正定的縣令後，梁家便移居北京。梁漱溟有兄妹四人，上有哥哥煥鼐，下有妹妹煥潔、煥紳。
梁家本是名門望族，其始祖也先帖木兒是元朝建立者忽必烈的第五子和齊克之子。但傳至梁漱溟的父親梁濟時，梁家已經中衰。梁濟雖也中過舉人，做過幾年的京官，然其一生的大部分時間是在貧困與壓抑中度過的。據梁漱溟回憶，他家有時拮據得要靠典當母親的妝奩來維持生計。
898年，梁漱溟開始在家啟蒙受讀。由於父親梁濟早年受西方思想的影響，比較開明，他不僅過曾國藩、李鴻章等人主持的洋務新政，對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變法也表讚同，因此，當梁漱溟讀完《三字經》、《百家姓》後，父親就再也沒有讓他按照慣例往下讀儒家的四書五經，而是要私塾先生拿了一本介紹世界各國曆史、地理的《地球韻言》來教他，梁漱溟第一次從中知道了“歐羅巴、亞細亞、英吉利、法蘭西”。翌年，福建人在北京創辦的第一所新式學堂“中西學堂”首次招生，梁濟又立即將梁漱溟送到那兒學習。後來由於社會的動蕩和學製的混亂，梁漱溟又先後進“南橫街公立學堂”、“啟蒙學堂”、“江蘇學堂”學習，中間還有兩年時間是在家塾中度過的。
90年，梁漱溟學畢業，入“順天中學堂”學習。“順天中學堂”為福建人陳璧所創辦，它是北京地區最早的新式中學之一。梁漱溟在順天中學堂呆的時間較長，直到9年他中學畢業。中學時代對梁漱溟的一生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他在晚年時寫道“我自十四歲進入中學之後，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驅使我在兩個問題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問題，即人活著為了什麼；二是社會問題亦即是中國問題，中國向何處去。”“對人生問題之追求，使我出入於西洋哲學、印度哲學、中國周秦宋明諸學派間，而至後來被人看作是哲學家。對社會問題之追求，使我投身於中國社會改造運動，乃至加入過革命組織。總論我一生八十餘年（指十四歲以後）的主要精力心機，無非都用在這兩個問題上。而這兩個問題的開端和確立，便自中學時代始。”在梁漱溟進順天中學堂學習的時候，正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立憲運動日益高漲。受父親的影響，梁漱溟開始雖梁啟超等資產階級立憲派的。然而，當曆史進入9年後，由於清預備立憲的破產，梁漱溟放棄了原來君主立憲的立場，而站到了反清革命的隊伍一邊，成為京津同盟會會員，是辛亥革命的積極參加者。清帝退位、南京臨時政府北遷後，他被派到《民國報》任外勤記者。《民國報》是革命黨人的一份報紙，原創辦於天津，南京臨時政府北遷不久，遷往北京。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後，《民國報》又成了國民黨的機關報。
由於職業的關係，梁漱溟經常出入於民初各政黨團體的本部，參加各種政治會議，采訪各式政界人物，耳聞目睹了一幕幕政治醜劇。現實政治生活中的醜惡現象，與他所想象的政治理想的反差實在太大了。作為一個剛中學《梁漱溟問答錄》，湖南人民出版社988年版，第5—頁。
畢業步入社會並對未來充滿著幻想的青年，他對此深感苦悶和失望。他回憶“在此期間內，讀書少而活動多，書本上的知識未見長進，而以與社會接觸頻繁之故，漸曉得事實不儘如理想。對於‘革命’、‘政治’、‘偉大人物’皆有‘不過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徑，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學校所遇不到的，此時卻看見了；頗引起我對於人生感到厭倦和憎惡。”為了擺脫因對人生感到厭倦和憎惡引起的痛苦，93年春，梁漱溟辭去了《民國報》記者之職，回到家中，潛心於佛學，過起了隱居生活。
9年，梁漱溟在《東方雜誌》上發表了《究元決疑論》長文，此文分為“究元”和“決疑”兩大部分，其宗旨是“批評古今中外的各家學，唯獨推崇佛學一家”2。就內容來看，《究元決疑論》實際上是梁漱溟本人生活和思想的總結，是他為生活在大變動時代的人們的一幅醫治精神空虛而感到憂慮、不安和痛苦的藥方，即他在此文的“跋”中所“為世間拔諸疑惑苦惱”。儘管在理論上，《究元決疑論》並沒有什麼重大創見，但它那立論的方法，廣博的知識，尤其是對人們所普遍關切之人生問題的探索，獲得了學術界的好評。9年底，蔡元培應當時教育總長範源廉之邀，從歐洲回國接受北京大學校長一職。他途經上海時看到了《東方雜誌》上的這篇文章，讀後頗感興趣。不久，當梁漱溟經範源廉介紹前去拜訪時，蔡便當麵邀請梁漱溟這位年僅24歲的中學畢業生到北大教書，講授印度哲學。
梁漱溟當時任北洋政府司法總長張耀曾的機要秘書，儘管他接受了蔡元培的邀請，但直到97年0月他才到北大正式上課。到北大的第一天，他在校長室找到蔡元培和文科學長陳獨秀，問他們對孔子持什麼態度。蔡元培感到有些突然，猶豫了一陣回答，他們並不反對孔子，儒家學作為一門學問值得研究，至於孔子曆史上的影響和地位可以討論。梁則表示，他“不僅僅是不反對而已”，他“這次來北大除替釋迦、孔子發揮外，不再做旁的事”。因此，他在講授印度哲學之餘，又陸續開設了唯識哲學、儒家哲學、孔子鐸旨等課程，並出版了《印度哲學概論》（98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和《唯識述義》（920年由北大出版）兩書。當時思想文化界圍繞什麼是東方文化，什麼是西方文化，東西文化孰優孰劣，中國文化的出路是東方化還是西方化等問題，爭論得十分激烈。為了研究這些問題，梁漱溟於98年0月在《北大日刊》上登了一則廣告，征求有誌於研究東方學的人。但由於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人們大都醉心於西學，對東方學無大興趣，因而“應者寥寥”。梁漱溟隻好在哲學研究所開辦了一個“孔子哲學研究會”，將自己的意思“略微講了一個梗概”。“孔子哲學研究會”隻維持了一段時間，到這年月底，因父親梁濟自殺的影響，便擱置下來。但梁漱溟對東西文化的研究仍在進行。920年秋，他開始在北大講“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部分講稿陸續在《少年中國》上刊載。92年暑假，他應山東省教育廳的邀請，到濟南作了40天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演講。是年秋，演講稿整理出版。這是梁漱溟第一部有重大影響的著作。在此書中，梁漱溟“批評東西文化各家學，而獨發揮孔子哲學”，從文化淵源和人生哲學上對五四新文化運動進行了全麵的清算，“並指出世界最近未來將是中國文化的複興”。《東西梁漱溟《我的自學史》，見《我的努力與反省》，漓江出版社987年版，第3—37頁。2《梁漱溟問答錄》，湖南人民出版社988年版，第33頁。
文化及其哲學》的出版標誌著梁漱溟“從青年以來的一大思想轉變”。此書認為，文化是“生活的樣法”，而生活是“事的相續”，“事的相續”又是“意欲”活動的結果，由於意欲的不同，產生了人生三大問題，即人與自然，人與他人，人與宇宙間的因果法則。與這種問題相適應，便形成了人類的三大文化路向，即“向前麵要求”、“調和持中”和“反身向後去要求”，這三大文化路向的代表分彆是西方、中國和印度，它們之間的一切差異就在所走文化路向的不同。書中依據中國的陸王心學和西方的柏格森生命哲學，對孔子哲學進行了新的詮釋，建立起中西合璧的“新孔學”。梁漱溟既反對“全盤西化”，也在理論上不讚成中西文化的互補調和，而主張“對西方文化是全盤承受而根本改過”，同時“批評地把中國原事態度重新拿出來”。他通過對西方社會經濟、思想、學術之“變遷”的考察，得出“世界未來的文化將是中國文化的複興”的結論。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一年之內就連續再版了5次，盛況空前。梁漱溟本人也因此成了現代中國著名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和新儒學的開啟者。
924年秋，為了實踐自己對教育問題的“新認識”、“新設想”，梁漱溟辭去了北大教席，前往山東擔任曹州六中校長，並負責籌辦擬議中的曲阜大學。猶如北京大學是中國新式教育的中心一樣，擬議中的曲阜大學將是中國傳統教育的中心。但梁漱溟在山東沒有呆很長的時間，925年春他就辭去了曹州六中校長的職務，回到北京。先居清華園，編刻他父親的遺文《桂林梁先生遺書》，後移居什刹海，與追隨他來北京的十幾個曹州六中學生同住共讀，從事講學。
927年5、月間，梁漱溟應他的老朋友李濟深的一再邀請去了廣東，其目的是實驗他的“鄉治”計劃。所謂“鄉治”，按梁本人的解釋，“即從鄉村自治入手，改造舊中國，建立一個新中國”。據梁，這是他經過幾年的煩悶思索而得來的“最後覺悟”。開始，梁漱溟打算在廣州招收一批學生，仿“農民運動講習所”，開辦一個“鄉治講習所”。為此，他利用自己代李濟深為國民黨廣州政治分會建設委員之便，擬了一份《請示鄉治講習所建議書》，報請廣州政治分會和國民黨中央審批。由於國民黨中央各機構相互推諉，開辦鄉治講習所之事不了了之。
929年2月，梁漱溟離粵北上，一路參觀考察了陶行知的曉莊鄉村師範，黃炎培的中華職業教育社在江蘇昆山辦的鄉村改進會，晏陽初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在河北定縣辦的鄉村改革實驗區，以及閻錫山的山西地方自治。後來他把自己一路所見所聞和感想，寫成《北遊所見紀略》，發表在《村治月刊》上。
本來梁這次北上參觀考察的目的是為回到廣東辦“鄉治”積累經驗，但他離開了廣州不久，政局發生了重大變化。這年3月，因蔣桂矛盾激化，李濟深被蔣介石軟禁於南京。因此，梁沒有再回廣東。時值他的老朋友王鴻一、彭禹廷、梁耀祖等人正在北方大力提倡“村治”。929年月，王鴻一得到閻錫山的資助，在北平創辦《村治月刊》。930年月，王鴻一、彭禹廷等在馮玉祥及其部下、河南省主席韓複榘的下，創辦河南村治學院。梁漱梁漱溟《我的自學史》，見《憶往談舊錄》，中國文史出版社987年版，第2漱溟問答錄》，第50頁。
溟先後出任《村治月刊》主編和河南村治學院教務主任。930年0月，韓複榘由河南調往山東，河南村治學院停辦。
河南村治學院關閉後，韓複榘表示歡迎梁漱溟等人到山東繼續他們的鄉村運動。93年月，梁漱溟等到了山東。他們改“鄉治”、“村治”為“鄉村建設”。據梁解釋采用這個名稱的原因是“因為當時人們都提倡建設，建設有許多方麵，我想我們搞的工作是鄉村的建設工作，所以用了鄉村建設這個名稱”。
93年月，梁漱溟等創辦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作為從事鄉建運動的機關。院長是梁耀祖，梁漱溟為研究部主任。不久，梁耀祖離去，由梁漱溟繼任院長。院下設研究部、鄉村服務人員訓練部、鄉村服務指導處、社會調查部等機構和實驗縣。該院從創辦到937年山東淪陷而關閉，年間，為鄉村建設培養了大批人才。其中研究部共辦了兩期，培養學生58人；訓練部共辦了3期，培養學生040人；其他短期訓練班4期，培養學生300人；共計2400人。實驗縣開始隻鄒平一處，933年又辟菏澤為實驗縣，最後實驗工作擴展至許多縣。在實驗縣，普遍設立鄉農學校，實行教育機關與政權機關合一，以此改造鄉村組織。此外，在培養良種、推廣農業技術改革、舉辦各類合作社等方麵，鄉村建設研究院也做了大量工作，並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在從事鄉村建設實驗的同時，梁漱溟還完成了《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932年由北平村治月刊社出版）、《鄉村建設理論》（937年由山東鄒平鄉村書店出版）和《答鄉村建設批判》（94年由重慶中國文化服務社出版）等著作的寫作。
《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一書，是從文化的角度來闡發鄉村建設的意義。梁漱溟認為，由於中國曆史文化的特殊性，因此，隻有“村治”或“鄉村建設”才能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成為中國文化出路的唯一選擇。從該書對中西文化的總體認識及其所得出的結論來看，實際上它是對《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理論觀的進一步發揮和運用，在有的方麵顯然更為保守。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他主張在複興儒家人生態度的基礎上吸取西方的民主與科學，但這時他卻認為中國人不能運用西方近代的民主製度不是一時的現象，西方民主製度在中國是無論如何也建立不起來的。
《鄉村建設理論》（一名《中國民族之前途》）是梁漱溟正麵闡述他的鄉村建設理論的著作。全書分為甲、乙兩部分，甲部“認識問題”，主要談的是鄉村建設的曆史原因和現實原因；乙部“解決問題”，具體論述了鄉村建設的主要內容、方法以及鄉村建設在解決中國政治和經濟問題上的重要意義。該書認為“中國問題並不是什麼旁的問題，就是文化失調——極嚴重的文化失調。其表現出來的就是社會構造的崩潰，政治上的無辦法。”具體來，中國本是“倫理本位，職業分立”的社會，不同於西方的“個人本位，階級對立”。自西洋風氣傳入後，舊的社會構造被破壞了，但中國並沒有走上西方社會的道路。“東不成，西不就”，“舊轍已經脫失，新軌未得安立”，這就是文化失調，就是中國各種各樣問題的根源所在。這種“文化失調”論，可以是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的基本出發。既然中國問題就是“文化失調”，就是“其千年相沿襲之社會組織構造既已崩潰，而新者未立”，那末，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就不是對誰革命，而是改造文化，即“中國固有精神與梁漱溟《回憶鄉村建設》，見《憶往談舊錄》，第2頁。
西洋文化的長處二者為具體事實的溝通調和”，建設一種“新的社會組織構造”、“新的禮俗”。“此溝通調和有了，中國問題乃可解決”。梁漱溟尋找到的這一“溝通調和”，就是鄉村政權機關與教育機關合而為一的“鄉農學校”。
935年4月，新知書店出版了千家駒、李紫翔主編的《中國鄉村建設批判》論文集。此論文集對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全國興起的鄉村建設運動，包括梁在山東從事的鄉村建設運動，從理論到實踐都進行了批判。梁漱溟的《答鄉村建設批判》一書，就是對這些批判意見的總答複。
937年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解散後，梁發表《告鄉村工作同仁同學書》和《鄉村工作人員抗戰工作指南》，號召鄉村建設工作者團結一致積極投入抗日救亡活動，動員和組織民眾密切配合正規軍與遊擊隊同日寇作戰。他本人則被南京國民政府委任為國防參議會參議員。國民參政會成立時，梁又被選為參政會駐會委員。938年初，他曾隻身前往延安與領導人會談。939年初，又赴魯豫蘇皖抗日遊擊區視察抗戰情況。
939年0月，為了形成界於國共兩黨之間的“第三者”的立場和力量，更有力地調停國共兩黨爭端，梁漱溟同沈鈞儒、黃炎培、張瀾、左舜生、李璜、曾琦、羅隆基、章伯鈞等在重慶發起成立了統一建國同誌會，通過了《統一建國同誌會信約》和《簡章》。月29日，梁漱溟麵見蔣介石明成立統一建國同誌會的動機及該會的性質。蔣以不組織正式政黨為條件，允許成立。
皖南事變後，國民黨不僅大肆，而且對民主人士也實行高壓政策。
為調解國共之間的關係，力爭中間黨派的生存和發展，940年2月下旬，梁漱溟與黃炎培、張君勱、左舜生等在重慶多次秘密集會，討論時局，以為“廣大中間人士如吾儕者，不容自輕責任，必當慷慨而起，聯合同心，進而推動兩黨團結抗敵”，並決定將統一建國同誌會改組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94年3月9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重慶上清寺特園召開成立大會，通過了《同盟政綱》、《敬告政府與國人》及同盟簡章，選舉了中央領導機構。梁漱溟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會後受同盟委托，梁漱溟前往香港創辦同盟機關報，以爭取社會輿論的。同年9月8日，同盟機關報《光明報》在香港創刊。0月日，《光明報》發表梁漱溟起草的社論，宣布同盟為“國內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黨派一初步結合”，要“以言論以理性去活動，爭取大眾的同情擁護”，“培養起中國政治上的民主勢力”，“奠定國內的永久和平”。同盟的公開活動，引起了國內外廣泛注意，對之熱情。《解放日報》以“中國民主運動的生力軍”為題發表社論，指出該同盟為民族獨立、民主政治而奮鬥，順應了全國人民的要求，並祝願其“所負使命得迅速實現”。
94年2月香港被日軍攻占後，梁漱溟在地下組織的幫助下撤回到國內。自942年起，他在廣西一麵寫作《中國文化要義》，一麵從事民主政團同盟的組織活動。944年9月，民主政團同盟改稱中國民主同盟，梁漱溟仍被選為常務委員，並任國內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
94年月0日，根據國共“雙十協定”的有關規定，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開幕，梁漱溟是民盟出席會議的9名代表之一。在會議期間，他與其他民主愛國人士一道，主張和平民主建國，反對國民黨發動內戰。94年5月初，他出任民盟秘書長，積極調停國共兩黨爭端，為國內和平奔走儘力。7月，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李公樸、聞一多先後在昆明被國民黨特務暗殺，梁漱溟以民盟秘書長身份發表談話，憤怒地指出“刺殺李公樸、聞一多先生是特務所為。”並“有第三顆子彈嗎？我就在這裡等待著！”“我個人極想退出現實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像今天，我卻無法退出了”。“我要連喊一百聲‘取消特務’，我倒要看看國民黨特務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殺光。我在這裡等待著他！”8月日，梁漱溟偕同民盟副秘書長周新民自重慶飛抵昆明，調查李、聞被刺真相，2日發表《中國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報告李、聞暗殺案調查經過》，以大量事實揭露了國民黨特務的法西斯罪行和國民黨當局對李、聞慘案調查的百般阻撓。
是年月，因國共和談破裂，內戰全麵爆發，民盟失去了調停者的作用，梁漱溟於是辭去民盟秘書長一職，到重慶北涪勉仁國學專科學校講學，並繼續他的《中國文化要義》的寫作。949年月《中國文化要義》一書完稿，同年月，由成都路明書店正式出版。
《中國文化要義》全書共23萬字，分為4章。就其主要內容及最後結論來看，正如梁在本書的“自序”中所言，它與此前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和《鄉村建設理論》三書“在思想上”是“一脈衍來，儘前後深淺精粗有殊，根本見地大致未變”，隻是側重有所不同而已。如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重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比較，《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和《鄉村建設理論》重在對鄉村建設興起的原因、內容、方法及其意義的探討的話，那麼，《中國文化要義》一書則重在對中國曆史和文化的分析，其特是強調中國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
949年月底重慶解放後，、周恩來邀梁漱溟到北京共商建國大計。2月，梁攜眷離開北涪北上，於第二年初回到他闊彆近四分之一世紀的北京。95年0月，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梁漱溟是949年後留在大陸的極少數拒絕對自己以前的思想作認真檢討的老一輩學者之一，因此遭到一係列的思想批判。953年9月，他在政協常委擴大會議上的發言，受到的激烈批評。從此在中國政治舞台和學術思想界銷聲匿跡達27年之久。十年動亂中，梁漱溟和許多民主愛國人士、老一輩學者一樣遭到迫害，他被抄家、遊鬥，夫人被毆打。然而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梁漱溟也沒有停止對人生問題（“人活著為了什麼”）和中國問題（“中國向何處去”）的思考，先後寫了不少這方麵的文章和著作（這些文章和著作大都未能在當時發表或出版），其中最能體現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的是《人心與人生》和《東方學術概觀》兩書。
梁漱溟立意寫作《人心與人生》一書已久。早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出版後兩年，梁就開始認識到該書的重大錯誤之一，“便是沒把孔子的心理學認清”，而要改正這一錯誤，關鍵在“辨認人類生命（人類心理）與動物生命（動物心理）異同之間”。92年5月、927年2月和934年前後，他曾以《人心與人生》為題作過三次講演，92年5月還寫有一篇《人心與人生自序》。時隔20多年，到90年，梁正式動筆寫作，至9年夏，寫出了前七章。這時文化大革命開始，他所收集的有關資料和參考用書在動亂中儘失，寫作隻好停止。從970年起，又重理舊緒，寫作不輟，975年7月終於完成了全部寫作。又越9年，即984年，此書由學林出版社出版問世。這部書共分2章字，主要講的是“以理性為體，本能理智為用”的文化心理學。梁漱溟的這種文化心理學，在三十年代已見雛形，在《中國文化要義》中又有進一步的論述，但係統闡發，則是在《人心與人生》一書之中。
《東方學術概觀》是由《儒佛異同論》、《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和《東方學術概觀》三篇文章組成的一本論文集（98年由巴蜀書社出版）。《儒佛異同論》寫於9年“文化大革命”中，是在沒有一本參考書情況下寫成的。顧名思義，該文談的主要是儒、佛兩家的異同問題。《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寫於974年。當時正在開展所謂批林批孔運動，徹底否定孔子，並把的所作所為歸罪於孔孟之道。梁漱溟不同意這種做法，於是著文表示自己的態度。在他看來，孔子是中國四五千年文化史上承前啟後的關鍵性人物，其功過應視中國文化在世界史上表現出的成功失敗而定之，總的來看，是功大於過，就是過，有的也是後儒之失，而孔子不任其咎。《東方學術概觀》初稿寫於五六十年代，975年寫完《人心與人生》的全書後，對初稿作了“重新寫作”。梁認為，東方學術包括儒、釋、道三家。三家均重在修證，重在人生實踐，並非僅是一種哲學；哲學隻是其實踐中所得之副產物。儒家肯定人生，佛家否定人生，道家肯定人生，卻又主張出家修煉，三家人生態度各不相同，但出發均為“人”，具有以下共同特征心力之用向內不向外；學者自願真切，有不容己；為學要在親證離言。
進入八十年代，由於改革開放和“左”的影響的被排除，梁漱溟又重新恢複了他的政治和學術活動，980年他被推選為全國政協第五屆常務委員會委員和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憲法修改委員會委員，他的一些著作如《人心與人生》、《東方學術概觀》、《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國文化要義》以及《梁漱溟教育文錄》、《我的努力與反省》、《憶往談舊錄》、《朝話》等文集也先後出版或再版。八十年代中，他不顧自己90餘歲的高齡，又重返大學講壇，出任中國文化書院院務委員會主席，多次給學員講授《中國文化要義》、《略論孔子及其後儒學術傳衍流布的分歧與它的時盛時衰》等大題目。當然，由於年事太高，除了整理、修改一些舊著外，這一時期梁漱溟沒有什麼新的論著問世。
988年月23日，這位現代中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和政治活動家，走完了他漫長曲折而又帶有傳奇色彩的人生旅程，在北京逝世，享年95歲。梁漱溟逝世後，他的遺文被編為《梁漱溟全集》（共8卷），由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四十二章郭沫若郭沫若，892年月日（清光緒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生於四川樂山觀峨鄉沙灣鎮。乳名文豹，學名開貞。“沫若”是他99年9月日首次在《學燈》上發表新詩時所用的筆名，取他故鄉沫水（大渡河）和若水（青衣江）兩河合龍之意。
郭沫若祖籍福建汀州寧化，於78年定居沙灣。至其父郭潮沛時，他家發展為一個兼營商業的中等地主。郭潮沛重視子女的教育，對郭沫若及其兄弟的成長起了重要作用。大哥郭開文（877—93），是四川第一批留日學生之一，較早接受資產階級維新思想，對郭沫若有較深的影響。
897到905年，郭沫若在私塾讀書。905年考入嘉定高等學堂，907年升入嘉定中學堂，一直到909年。這期間，他開始向文學方麵發展。課餘時間他閱讀了梁啟超翻譯的《經國美談》、《意大利建國三傑》，嚴複譯的《天演論》等外國作品。這對他後來的文學發展及思想傾向都有重大影響。郭沫若在學生時代就具有反抗的個性。909年0月嘉定中學有學生和營防軍發生衝突，學生被打成重傷，郭沫若以學生代表身份要求學校出麵交涉，被校方開除。次年2月插入成都高等學堂分設中學丙班就讀，又因為代表班級參加全市罷課鬥爭，於9年月被學校開除，由於他大哥郭開文是該校教員，才得以繼續在該校就讀。
辛亥革命和中華民國誕生，喚醒了郭沫若革命民主主義的意識。但他不能忍受辛亥革命後的黑暗現實，渴望到外地去尋找新的生活。促成他離鄉遠行的，還有奉父母之命，與張瓊華成婚的不幸婚姻。93年底，他東渡日本留學。
94至923年，郭沫若先後就讀於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岡山第六高等學校、九州帝國大學醫科。這0年是郭沫若學生時代最勤勉的一段。除學習日、德、英幾門外語外，醫學功課非常繁重，但他很刻苦，獲得了醫學士學位。後來他之所以放棄行醫，走上了文學的道路，是因為得過傷寒，留有後遺症，兩耳重聽的緣故。
留學日本對郭沫若一生的發展十分重要。日本帝國主義於95年5月向北京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條”。為此，郭沫若與幾個同學回國抗爭，雖未成功，卻充分表明了他的愛國熱情。99年5月中旬，郭沫若與夏禹鼎、徐誦明等幾個同學組織了一個愛國團體——“夏社”，翻譯日本人仇華消息，或自己動手寫些排日的文章，向上海各報館投寄。接著，他又與鬱達夫、成仿吾等一起於92年月下旬成立了創造社。郭沫若不僅推動了創造社的成立，而且在實際工作中發揮了核心作用。前期創造社先後辦了3個刊物，即《創造》季刊、《創造周報》和《創造日》。《創造》季刊雖然由上述三人輪流編輯，但郭負責最多。《創造周報》則主要是郭負責。
99年下半年至920年上半年，是郭沫若的新詩創作的爆發期，他自認是“最可紀念的一段時期”。92年8月出版的《女神》，除《序詩》外，共5首。這些詩歌的思想內容十分豐富，有強烈的反帝思想和推翻軍閥統治的要求。923年出版的《星空》是他的第二部詩集，共收詩3空》的格調比較低沉，反映了郭沫若思想的苦悶。他自認為《星空》是五四退潮後的一些“微波”，在這裡“像產生《女神》時代的那種火山爆發式的內發情感是沒有了”。詩集《前茅》共收入郭沫若詩作23首，大部分寫於923年。這時我國工農革命運動出現了新的高漲，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日益擴大，郭沫若的思想也有了較顯著的變化。在這裡詩人不再隻是迷戀自然、頌揚自然，而是敢於正視人生，正視人世間的苦樂，有些詩甚至就是工農革命的戰歌。此外，他的詩集還有《瓶》、《恢複》等。這期間他還創作了《卓文君》、《王昭君》等詩劇，寫了一些曆史題材的和自傳體，在外國文學的翻譯和介紹方麵也作出了一定成績。特彆是《卓文君》、《王昭君》兩劇，充分體現了五四時代“人”的覺醒，歌頌了人格獨立、人人平等、婚姻自主的五四精神。
留日十年，特彆是從五四到923年這幾年，可以是郭文學活動的全盛時期。他的詩作和其他文學作品，對我國新文學運動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郭沫若是我國現代文學的奠基者之一。
從924到92年北伐前，郭沫若逐漸減少了文學活動，主要投向了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問題的探討。這使他實現了向者的轉變。翻譯日本經濟學家河上肇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一書，使郭沫若對社會主義有了較係統的認識。這部著作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社會主義革命的必然性及其過程，社會主義向前進的途徑。儘管它在論上有個彆錯誤，但總體上還是遵循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和唯物史觀的。從事這部著作的翻譯，使他在理性上開始認識了馬克思主義。他在《孤鴻——致成仿吾的一封信》中“我從前隻是茫然地對於個人資本主義懷著憎恨，對於社會革命懷著信心，如今更得到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感情作用了。這書的譯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個轉換時期。”924年，郭沫若攜妻兒由日本回國。對郭沫若的思想發展產生很大影響的是五卅運動。925年5月30日那天，郭沫若目睹了上海工人、學生為抗議日本資本家殺害工人顧正紅往工部局示威請願，慘遭外國巡捕屠殺的情景。工人階級浴血奮戰的精神深刻地教育了他。他積極投身於反帝鬥爭的洪流。他參與組織“四川旅滬學界同誌會”，並為該會起草《五卅案宣言》。他多次在群眾集會上發表演，指出必須與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侵略。鬥爭的實踐激起了他創作的衝動，曆史劇《聶嫈》就是在五卅中寫成並上演的。
五卅運動後，他“中止了前期創造社的純文藝活動，開始轉入了對於辯證唯物論的深入的認識”，“從以前的浪漫主義的傾向堅決地走到現實主義的路上來”，“更由文藝界跳進革命運動的浪潮裡去了”。郭沫若的這個轉變，也是前期創造社能夠轉向中期創造社的一個重要原因。由於成仿吾南下，鬱達夫北上，在上海的創造社元老郭沫若，自然就成為中期創造社的實際指導者。他以《洪水》為陣地，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武器，積極撰文批判國家主義派的、反蘇、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言論。
92年3月，經瞿秋白的推薦，廣東大學（中山大學前身）聘請郭沫若任文科學長（文學院長）。在進步師生的下，他大膽地整頓了文科學院，將的前清翰林清除出校，新聘了不少左派教授。他還積極學生運動。在廣東大學高師部學生畢業典禮上，他發表講話，勉勵畢業生“在社會裡頭，《序我的詩》，《沫若文集》第3卷，9年版，第2頁。
《沫若文集》第0卷，人民文學出版社959年版，第289頁。
無論做什麼事情，一定要拿革命的手段，努力為群眾利益前途奮鬥”。5月間，他應邀請，到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作報告，並兼任第六屆廣州全國農民運動講習所教員。此時，他應邀出席第三次全國勞動代表大會和廣東省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聯合舉行的馬克思誕辰08周年的紀念大會，並發表演。
92年7月下旬，郭沫若投筆從戎，與陽翰生、李一氓一起從廣州出發隨國民革命軍北伐。0月間到達武昌城下。在這期間，他由宣傳科長、宣傳處長、秘書長升任政治部副主任；軍銜由中校升為中將。月上旬北伐軍占領九江、南昌後，他接到鄧演達電令，立即組織精乾人員趕赴江西，主持政治工作。927年3月，浙江、安徽、江蘇、上海都被北伐軍占領，孫傳芳的勢力迅速崩潰。這時蔣介石公開背叛革命，先後製造了贛州慘案，南昌、九江事件和安慶慘案。當時，郭沫若先在南昌後又到安慶主持政治工作，蔣介石曾多次用高官厚祿收買他，任命他為“總司令行營政治部主任”，每月另加300元大洋津貼，但是，郭沫若目睹一係列慘案的發生，洞察了蔣介石叛變的部分內幕，在革命與反革命生死搏鬥的嚴重時刻，置個人安危於不顧，密電武漢中央，揭發蔣介石的叛變行徑，並秘密離開蔣介石到達南昌。到達南昌的當天，即3月3日，他便寫下了著名的討蔣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及時地揭露了蔣介石叛變革命、屠殺革命者、製造安慶慘案的罪行。他的文章產生了很大影響。4月4日，他到達上海，向周恩來報告了蔣介石一手製造九江、安慶慘案的經過。隨後，郭離開上海去武漢，出席了武漢國民政府舉行的第二次北伐誓師大會。不久，又赴河南參加北伐戰爭。
7月中旬，武漢的國民黨進行“分共”活動，郭即去九江。8月日南昌起義時，他雖沒到南昌，但他是由25人組成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委員，由7人組成的革命委員會主席團成員，並兼任宣傳委員會主席和總政治部主任。8月4日，郭到南昌後的第二天，隨軍撤離南昌。部隊轉戰到瑞金時，經周恩來、李一氓介紹，郭加入了中國。起義部隊在汕頭失敗，郭沫若等4人在當地農民協會的幫助下，於927年0月經香港到上海。後於928年2月24日離開上海去日本。南京國民政府下令通緝郭沫若。郭沫若到達日本後，幾經搬遷，最後定居在市川市須和田。在這裡，郭沫若成就了他一生中具有重大意義的學術事業。
這段時期，郭沫若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包括哲學、經濟學、曆史學等。他思考如何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的實際結合起來。他認為，“要使這種新思想真正地得到廣泛的接受，必須熟練地善於使用這種方法，而使它中國化”。於是他著手翻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928年7月，他開始撰寫《中國古代社會研究》，930年3月彙集出版。這部著作用大量史實闡述了中國古代社會由原始公社向奴隸製發展的過程，論證中國古代存在過奴隸製社會，從而明中國社會發展史同馬克思、恩格斯所的人類社會發展史的普遍規律相一致。這部著作被史學界公認為“第一部馬克思主義中國古代史著作”。
除此之外，郭沫若依靠日本和國內朋友的幫助，克服了政治上不自由、李江《魯迅與畢磊》，《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第5輯，上海文藝出版社980年版，第2—27頁。
《海濤集·跨著東海》，《沫若文集》第8卷，958年版，第3頁。資料缺乏和經濟窘迫的困難，寫出了如下一批富有創見的史學論著《甲骨文研究》、《兩周金文辭大係》、《金文叢考》、《金文餘釋之餘》、《卜辭通纂》、《古代銘刻彙考》、《古代銘刻彙考續編》、《兩周金文辭大係圖錄》、《兩周金文辭大係考釋》、《先秦天道觀之進展》、《殷契粹編》等。這些論著的發表，使郭沫若成了世界上著名的學者。著名曆史學家白壽彝“史學界的同誌，無論是否同意郭老的觀，無論是否有獨到的創獲，但沒有例外，都是隨著郭老開辟的道路，隨著郭老首先在史學領域裡舉起的馬克思主義的旗幟前進。”在日本0年間，郭沫若還創作了許多、散文和自傳體文學，如《我的童年》、《反正前後》、《黑貓》、《創造十年》、《創造十年續編》、《北伐途次》等。他的曆史都是運用現實主義的原則，著力刻畫各種不同性格的曆史人物，並通過他們來批評或讚揚今人，不僅起到了為現實服務的作用，而且加強了左翼文壇的力量。這期間他還有大量翻譯作品問世，如美國作家辛克萊的《石炭王》、《屠場》、《煤油》三部巨著，《日本短篇集》，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還有自然科學方麵的《生命之科學》等等。
應該明的是，郭沫若流亡日本一年後，由於創造社被國民黨政府封閉，他的每月00元生活費資助就斷絕了。為了不使古代史研究中斷，他的妻子安娜儉約持家，同時，郭沫若也不得不把部分精力轉移到彆的文字的寫作和翻譯上來，以便掙一些稿費維持生活。
郭沫若在日本研究中國曆史，並沒有忘記祖國的社會現實。而且應該，他研究古代曆史正是為了改變祖國的現實。他時刻以“我是中國人”來勉勵自己，要求自己“無論在怎樣環境中，你得拿出勇氣和耐心來，更堅毅地生活下去，你雖然離開了祖國，離開了工作崗位，你不應該專門為全軀保妻之計，便隱沒下去的”。正是這種精神力量，支配著他在逆境中長期在古代浩繁的文獻中，在難識費解的甲骨文、金文中刻苦地研究。他雖然遠離祖國，卻一直關心著祖國的革命鬥爭。他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50多位發起人之一。為了“左聯”，他捐贈了《少年維特之煩惱》譯著的版稅，作為“左聯”的基金。他還“左聯”東京分盟主辦的幾個刊物，經常為它們撰稿。抗日戰爭爆發後，經過各方麵的努力爭取和安排，937年7月25日郭沫若秘密離開日本返回中國。
937年7月27日，在朋友的幫助下，郭沫若住進了上海法租界的新居。7月3日，蔣介石迫於形勢取消了對郭沫若的通緝令，並隨後在南京召見他，這使他在上海的活動減少了一些麻煩。
在上海期間，郭沫若主要從事群眾性的抗日救亡活動。由於他的聲望，他成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的實際領導人，並以救亡協會為中心，團結廣大文化工作者和愛國青年，組織了3個戰地服務隊和2個救亡演劇隊，從事抗戰的宣傳和服務工作。他不顧個人安危，馳騁在戰火紛飛的戰場上，慰勞士兵、訪問將帥，把人民的敵愾帶到前線，把前線的勇敢傳到後方。郭沫若還是《救亡日報》社的社長。這個報紙在初期上海抗戰中發揮了很大作用。938年月，郭沫若與於立群正式結婚。2月，他在武漢接受了曾被他白壽彝《深切懷念開辟新曆史的偉大旗手》，《光明日報》978年月2濤集·我是中國人》，《沫若文集》第8卷，第337頁。
拒絕過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的職務。由於郭出麵邀請，三廳集結了當時優秀的文學、戲劇、音樂、美術等各方麵的進步文化人，被譽為“名流內閣”、“人才內閣”。經過緊張的籌備，4月日第三廳正式辦公。儘管受到國民黨種種禁令的限製，三廳還是開展了不少抗日救亡群眾性活動和工作，如舉行震動武漢三鎮的大規模的“擴大宣傳周”和七七周年紀念會。它采用了歌詠、戲劇、漫畫等多種手段宣傳抗日，推動了人民愛國熱情的空前高漲，群眾紛紛為抗戰出力、獻金。又如組編了9個抗敵演劇隊，4個抗戰宣傳隊和個孩子劇團，活躍在抗日前線和後方，從而培養出不少優秀的文藝工作者。
939年以後，政治形勢逆轉，國民黨政府先後發動了三次“”。在這種形勢下，遷至重慶的三廳無法正常開展工作。國民黨對三廳施加種種限製，由改組、縮編，至940年9月終於下達了撤銷令。月，國民黨在政治部之下設立一個“文化工作委員會”，任命郭沫若為主任委員。國民黨對文委會的管製甚多，但在郭沫若領導下，住國民黨的壓力，仍開展了不少抗日宣傳和進步文化活動。有一次，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張治中到文化工作委員會演講，文委會是“租界”，成員有“左翼作家”，又都不是國民黨員，因此他要求“取消租界”，要求大家都加入國民黨。對此，郭沫若，加入國民黨本來不成問題，他自己也曾做過國民黨員。不過為三民主義而奮鬥，重在行動上，形式上加入不加入並不是重要問題。並且打了一個比方，相信佛教的不一定做和尚，做了和尚的不一定都相信佛教，所以不一定加入。至於“租界”雲雲，那就請部長“收回”吧。文委會衝破限製，竭力開展一些進步文化活動，如舉辦各種報告會、講演會、座談會、大型音樂會、美術展覽和木刻展覽等，出版了多種報紙副刊。
郭沫若從來沒有停止文學創作，但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側重。94年皖南事變後由於實際政治工作受到很大限製，他又把主要精力轉向創作和研究，尤其是曆史劇創作和史學理論的研究上來。在曆史劇方麵，從94年2月到943年4月不到一年半時間內，連續寫出了《棠棣之花》、《虎符》、《屈原》等六部劇作。史學理論方麵，這時期出版了很有影響的論文和著作，如《青銅時代》、《十批判書》、《甲申三百年祭》。
在抗日戰爭後期，郭沫若積極參加國統區的民主運動。945年月，中國民主同盟發表要求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和成立聯合政府的宣言。國統區的文化界2月22日在《新華日報》發表了郭沫若起草的有372人聯合簽名的《文化界時局進言》，猛烈抨擊國民黨的法西斯獨裁統治，提出建立由各黨派代表組成的聯合政府和實行民主的一係列要求。國民黨反動當局不僅對簽名者進行分化、威脅和組織反簽名運動，而且還於3月20日下令解散了文化工作委員會。
抗日戰爭勝利後，郭沫若努力宣傳新民主主義的綱領和政策，站在反對國民黨獨裁、內戰鬥爭的前列，為爭取民主和解放而鬥爭。
94年月0日，郭作為社會賢達代表，出席了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會後，重慶各界在較場口召開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大會，國民黨特務公然搗毀會場，毆打大會總指揮李公樸，郭沫若上前阻止，亦被打傷。事後，他充滿憤慨地譏刺王世傑、陳立夫打我的人，“我相信，他就站在我的麵前，他也不敢公然承認他是親自下手或唆使人打我。那種心懷內咎而不得不呈出一副偽善者麵孔的勾當，我不相信是怎樣好過的事情”。
94年5月8日，郭沫若到上海。當時上海報刊僅《文彙報》一家掌握在進步人士手裡。當《文彙報》實行改革時，郭幫助他們設計出7個周刊，並親自參加其中《新思潮》與《新文藝》的編輯工作，使之成為當時國統區最受歡迎的報刊。947年2月，百貨職工召開抵製美貨、用國貨演講會，國民黨特務搗毀會場，打傷職工。當天下午，郭和沈鈞儒代表中國學術工作者協會，到醫院慰問受傷職工，到警察局抗議，將被捕的受傷者保出就醫。947年7月和5日，民主人士李公樸、聞一多相繼在昆明慘遭國民黨特務殺害。郭沫若在上海多次發表文章以示哀悼，憤怒抨擊國民黨反動派的法西斯罪行。0月4日，上海各界人士為李、聞召開追悼會，郭發表講話，並在《祭李聞》一文中，揭露國民黨反動派橫逆暴戾的種種罪行。由於在民主運動中的威望和影響，他在上海的住所成了進步文化人經常彙集的地方。一些重要的集會，如進步文化人為朱德0壽辰舉行慶祝會、揭露美蔣假調處真進攻的罪行招待會等，都是在這裡舉行的。
947年下半年，郭沫若離開上海去香港，領導中國藝術工作者協會香港分會和中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的工作，他以《華商報》為主要陣地，發表了許多政論和雜文，向國內和華僑中的知識分子宣傳的主張，鼓勵他們獻身人民解放事業。948年月，他響應中央提出的關於召開新政協、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離開香港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一道前往解放區。949年月，出任新政協籌備會副主任。7月，由他發起的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北平召開，會上，他被選為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主席。9月，他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被選為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
新中國成立後，郭沫若擔負著繁重的國家事務的領導工作。他先後擔任過政務院副總理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主任，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長，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全國文聯第二、三屆主席，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主席，中日友好協會名譽會長等職務。他是中國第九、十、十一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至第五屆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政協全國委員會第一屆委員，第二、三、五屆副主席。
在國際事務活動中，郭沫若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多次率團出國訪問，跋涉亞非歐美各洲，對發展中國人民與世界各國人民的友誼，加強與各國的聯係和合作，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郭沫若一生先後在日本生活了20年，對日本人民一直懷有親切深厚的感情，把日本稱為“第二故鄉”。在中華民族受到日本法西斯侵略時，他就寄希望於日本人民的覺醒，並大力日本人民反戰同盟的建立。新中國成立後，他更致力於促進中日友好。95年，他在英文雜誌《人民中國》上發表《致日本人民的公開信》，反對美日單獨媾和複活日本軍國主義。952年春，他和宋慶齡一起電邀日本的和平團體參加這年秋天在北京舉行的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954年，他發表《關於促進中日關係正常化》的談話。次年5月，邀請日本學術會議中國考察團訪問中國，開拓了中日學術交流的道路。接著，他率領中國科學院學術考察團對日本進行回訪，這是戰後我國第一個訪日團體。93年0月4日，中國日本友好協會在北京召開成立大會。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也沒有間斷加強中日友好的工作，多次陪同周恩來總理，或自己單獨會見來中國訪問的日本朋友。954年，他將抗日戰爭結束時日本東亞同文書院大學留在上海的4萬張辭典卡片送還愛知大學，使這個學校的《華日大辭典》得以出版。他把自己在須和田的藏書300多冊，贈送給日本的日中文化研究所。後來，這個研究所以此為基礎成立了沫若文庫，並根據他的建議擴大為亞非圖書館。郭在日本人民心目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日本人民對他促進中日友好給予很高的評價。日本友人為他在日本生活過的四個地方建立了詩碑，以作紀念。
郭沫若長期領導我國科學文教工作，在團結科學家、調整科研機構和科研隊伍、開展各項科研活動、製定辦學方針、培養青年科技人員、參與製定十二年科研遠景規劃等等方麵都作出了重要貢獻。郭沫若特彆重視文物考古事業的建設，積極組建文物考古研究機構，大力倡導和文物考古工作乾部的培訓，並孜孜不倦帶頭從事古籍整理、考古研究，使我國文物考古工作日新月異地發展。郭非常關心漢字改革工作，主張中國文字拚音化。他建議成立專門的文字改革機構，對漢字進行整理和簡化。他主張書籍報刊文字改為左起橫排。95年月日，《人民日報》改為橫排，帶動了全國出版行業的改革。
郭沫若一直關心我國文學藝術事業的發展，並不間斷地從事自己的創作活動。作為全國文藝界的最高領導人，他發表的許多文章、談話，都被認為是我國文藝運動的指導性言論。這些文章大多收在《雄雞集》裡。這個時期他寫的詩很多，編成集子的有《新華頌》、《百花齊放》、《長春集》、《駱駝集》、《東風集》和977年編定的《沫若詞選》。他逝世後，於立群又將他在粉碎“四人幫”以後寫的詩文編為《東風第一枝》出版。據粗略統計，郭沫若建國後寫的詩有900多首，比他在解放前寫的多了將近一倍。此外，郭沫若繼續創作曆史劇、撰寫史學論著，為新中國建設服務。959年和90年，為了替曹操和武則天翻案，應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要求寫了《蔡文姬》和《武則天》兩個劇本。93年，為了紀念民族英雄鄭成功光複台灣300周年，應八一電影製片廠之約，創作了電影文學劇本《鄭成功》。這時期他最重要的史學著作是《奴隸製時代》。97年0月出版的《李白與杜甫》，是他留給人們的最後一部學術著作。
作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和偉大的文化戰士，郭沫若對“四人幫”借“批林批孔”之名，把矛頭指向從中央到地方黨政軍一大批負責乾部，指向周總理的罪惡陰謀，早就有所察覺。他拒絕寫為“四人幫”吹捧的文章，為此，受到了“四人幫”的圍攻。97年月8日，周總理逝世，他懷著極其沉痛的心情，帶病去向總理遺體告彆，並參加了周總理的追悼會。9月9日，的逝世，給了他又一個沉重打擊。當傳來粉碎“四人幫”的消息時，他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創作了“大快人心事”的詩詞，並帶病參加了首都人民在廣場舉行的慶祝大會。他還抱病出席了科學大會的開幕式，並預言中國科技春天的到來。978年月2日下午，郭沫若與世長辭，終年8歲。
第四十三章鄒韜奮鄒韜奮，原名鄒恩潤，乳名蔭書，祖籍江西餘江沙塘村。韜奮是他後來主編《生活》周刊時所用的筆名。他曾對好友“韜是韜光養晦的韜，奮是奮鬥的奮。一麵要韜光養晦，一麵要奮鬥。”他之所以選用這個筆名，意在自勉延誌，“這就是他改名的意義。”895年月5日（清光緒二十一年九月十九日），鄒韜奮生於福建永安一個日趨破落的官僚地主家庭。祖父鄒舒予，號曉村，曾考中前清拔貢，先後做過福建永安、長樂知縣，官至延平知府。父親鄒國珍，號庸倩。母親浙江海寧查氏，係當地一大家族之後，5歲出嫁至鄒家。生育三男三女，鄒韜奮居長。
900年，鄒韜奮的祖父年老告退，父親帶著家眷在福州市做候補官。此時鄒家家道已趨沒落，生活拮據。作為長子，鄒韜奮從便領略了生活的艱辛與困苦。
鄒韜奮剛滿歲的時候，便由父親“發蒙”，讀“三字經”，在“牢獄”般的私塾環境中，開始了幼年的封建啟蒙教育。這種教育與熏陶，對鄒韜奮早期的思想發展，有過一定的消極影響，但也培養了他堅實的文學基礎。909年春，在父親“實業救國”觀念的推動和影響下，鄒韜奮考取了福州工業學校。兩年之後，又被送往上海南洋公學附屬學。父親希望他“將來能做一個工程師”。但鄒韜奮認為他的天性，“實在不配做工程師”。他在這裡，從學、中學，一直讀到大學電機科二年級，雖然學習刻苦，成績優異，但終因對數學、物理一類的科目不感興趣，未能遂父心願——實現做工程師的夢想。99年9月，鄒韜奮破格考入上海聖約翰大學文科三年級學習，開始了他人生之路的一大轉折。
92年7月，鄒韜奮在聖約翰大學畢業，獲得文學學士學位。他想進入新聞界，但一時得不到機會。恰逢上海厚生紗布交易所需要英文秘書，鄒韜奮走馬上任，成為工商界的一名職員。這以後，鄒韜奮又在上海職業教育機關兼職，做些寫作、翻譯之類的事情。
922年，鄒韜奮擔任中華職業教育社編輯股主任，主編《教育與職業》月刊。他參與該社發起的職業指導運動，曾和同事一起先後去寧波、南京、武漢、濟南等地考察。這是鄒韜奮第一次深入社會進行調查研究。親身的實踐和感受，加深了他對於社會和現實的了解與認識，逐漸窺探到中國政治的和社會的黑暗。
92年0月，原《生活》周刊主編轉入銀行界任事，《生活》周刊改由鄒韜奮擔負編輯責任。鄒韜奮如願以償，得以從事自己夢寐以求的新聞出版工作了。從此，他全力以赴，投入到工作中去。鄒韜奮決定根據社會和讀者需要，從內容到形式，對《生活》周刊進行一次大幅度的革新。他確定該刊的宗旨為“暗示人生修養，喚起服務精神，力謀社會改造”。隨著時間的畢雲程《鄒韜奮先生五周年祭》，原載949年《世界知識》第20卷第期，見《韜奮的道路》，三聯書店958年版，第83頁。
鄒韜奮《工程師的夢想》（93年月日），見《韜奮全集》第7卷，上海人民出版社995年版，第34頁。
《我們的立場》（930年2月3日），《韜奮全集》第3卷，第25頁。流逝，《生活》周刊從單純討論“職業教育”和“青年修養”轉而討論社會問題。
鄒韜奮在辦刊物的過程中，十分注重聯係群眾。他總是抽出時間，仔細閱讀、答複讀者的每一封來信，認真傾聽讀者呼聲，反饋讀者信息。由於《生活》周刊文字樸實、親切自然、貼近生活，又敢於麵對現實、伸張正義，成為群眾傾訴衷腸的熱心夥伴，很快，它就贏得了廣大讀者的信任和熱愛。在鄒韜奮主持該刊的7年裡，《生活》周刊從一個不起眼的刊物，一躍發展成為“風行海內外，深入窮鄉僻壤的有廣大影響的刊物”；發行量最高達到55萬份，“創造了當時期刊發行的新紀錄”2。為滿足日益擴大的讀者需求量，930年，鄒韜奮又在原來經營規模的基礎上，成立了“書報代辦部”，專辦讀者服務業務，以後逐步發展成為在全國擁有分支店及辦事處達五六十處之多的生活書店。《生活》周刊自鄒韜奮接辦的那一天起，就敢於同邪惡、黑暗勢力作鬥爭，力圖“求有裨益於社會上的一般人”3，對於社會上的貪汙腐化等現象，不免要迎頭痛擊，予以無情的揭露和批判，久而久之，在鄒韜奮的經營下，它漸漸變為“主持正義的輿論機關”，因而，鄒韜奮為黑暗勢力所不容，經常受到國民黨當局的威逼、利誘和恐嚇。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國難當頭，民族危機空前嚴重，充滿一腔愛國熱情的鄒韜奮，按捺不住心中的忿懣和悲痛，接連在《生活》雜誌上發表文章，痛陳國事，號召全國未死儘人心的人“組織起來，擴充起來，共同奮鬥，共同製裁已死儘人心的人之行為”。他積極各地的愛國運動，並以實際行動為十九路軍等愛國誌士籌集資金，奔走呼喊。此外，他還以犀厲的筆鋒，對國民黨當局的妥協退讓政策及其賣國行徑進行猛烈抨擊。《生活》周刊高舉“抗日救國”的旗幟，成為以宣傳團結抗戰、譴責投降賣國為中心內容的輿論陣地。933年初，鄒韜奮加入宋慶齡、蔡元培等發起組織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被選為執委，之後，他便積極投入到爭取民眾自由權利的民主運動中。
鄒韜奮的愛國民主言行，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仇視和忌恨，鄒韜奮及《生活》周刊遭遇的迫害接踵而至。933年月8日，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卓越的領導人之一楊杏佛，被國民黨藍衣社特務暗殺，鄒韜奮也名列黑名單，不得不於7月流亡出國。是年底，《生活》周刊被國民黨政府查封。933年7月4日，鄒韜奮乘坐意大利油輪“佛爾第號”離開上海，前往歐洲，開始了他的第一次流亡生活。此次出國，他自謂目的在於考察“世界的大勢怎樣？”“中華民族的出路怎樣？”為此，他一路奔波，不辭辛勞，先後考察了意大利、瑞士、法國、英國、德國、蘇聯和美國，搜集了大量寶貴材料，並就沿途中的所見所聞，作了許多心得筆記。經過反複的學習、思考及研究，鄒韜奮終於對上述兩大問題，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他在《萍蹤寄語》三集弁言中指出“現在的世界，除蘇聯外，很顯然的現象是生產力的進步已和生產工具私有的社會製度不相容我們在歐洲的所謂‘列強’的國家裡麵所見的社會現象一方麵是少數人的窮奢極欲，生活異常闊綽；一方麵是多數人的日趨貧乏，在饑餓線上滾！”因此，要徹底2鄒嘉驪《韜奮的新聞道路》，見《編輯記者一百人》，學林出版社985年版，第252頁。3《〈生活〉周刊究竟是誰的？》（928年月8日），《韜奮全集》第5卷，第44頁。《〈不愛江山愛美人〉編者按》（93年月4日），《韜奮全集》第3卷，第48頁。解決這種不相容的問題，“隻有根本改造束縛這生產力的社會組織，代以為大眾福利儘量利用進步生產力的社會組織。要能夠為大眾謀利儘量利用進步的生產力，生產的動機必須為供給大眾的需要，而不是為少數人謀利潤”。談到中華民族的出路，他，中華民族是受帝國主義壓迫和剝削的民族，因而要想擺脫奴役，“最重要的當然在努力於民族解放的鬥爭”。但是，鄒韜奮強調這一鬥爭，“決不能倚靠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和附生蟲；中心力量須在和帝國主義的利益根本不兩立的勤勞大眾的組織。”此外，他還看到資本主義的腐朽和墮落，認為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將勝利；主張中國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才有前途和光明。這樣，經過漂流海外兩年的實地考察和參觀學習，鄒韜奮的思想有了很大的進步和提高，他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比較中，逐步將立場、觀和方法轉到馬克思主義方麵來。
正當鄒韜奮遠在異國，為國家和民族前途憂思竭慮，尋求出路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新的變化，日本侵略者的鐵蹄正逐步深入華北腹地。935年5月，發生了“新生事件”，國民黨政府封閉了《新生》雜誌，並逮捕了主編杜重遠，鄒韜奮對此深表不滿，毅然決定回國。935年8月，鄒韜奮離開美國，回到了闊彆達兩年之久的故土。看到祖國已是滿目瘡痍，不禁感慨萬千，淒然淚下，決心以更頑強的戰鬥姿態，為中國的民族解放事業儘獻綿薄之力。從此，鄒韜奮全身心地投入愛國民主運動中。是年月日，他在上海創辦了《大眾生活》周刊。在《創刊詞》中明確提出，“力求民族解放的實現，封建殘餘的鏟除，個人主義的克服”三大目標，從而徹底拋棄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將自身事業融進國家和民族解放的時代洪流中來。不久，一二九運動爆發，《大眾生活》以其鮮明的政治立場和無畏的戰鬥風格，對這場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運動給予了強有力的和援助。鄒韜奮在報刊上接連發表評論，痛斥國民黨當局的賣國行徑，並對學生的愛國救亡運動，進行大力宣傳和熱情。他高度讚揚了學生救亡運動，認為“這是大眾運動的急先鋒，民族解放前途的曙光！”呼籲凡是確以民族解放鬥爭為前提的人們，應該“共同擎起民族解放鬥爭的大旗以血誠擁護學生救亡運動，推動全國大眾的全盤的努力奮鬥！”2《大眾生活》因此受到廣大民眾的熱烈歡迎，銷售量達到20萬份，超過原來的《生活》周刊，創造出我國雜誌發行的最高紀錄。2月，鄒韜奮又與沈鈞儒等人，組織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國會，鄒韜奮當選為執行委員。次年5月3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鄒韜奮又被選為執委。《大眾生活》實際上成為救國會的會刊，它有力地推動了全國救亡運動的發展，為民族解放事業的實現作出了重大貢獻。
鄒韜奮及《大眾生活》的正義言行，再度激起國民黨政府的惶恐。他們又使出種種計謀，扼殺《大眾生活》。一方麵，對鄒韜奮本人進行人身攻擊，四處散布謠言，誣陷、誹謗鄒韜奮；另一方麵，嚴格限製《大眾生活》，禁止它在各地發售及從郵局郵寄。國民黨政府還接連派出政壇客，拉攏、利誘鄒韜奮屈從就範。對於這些軟硬相施的卑劣行徑，鄒韜奮義正辭嚴，予以了無情反擊。他明確表示“不參加救亡運動則已，既參加救亡運動，必儘鄒韜奮《萍蹤寄語》弁言，生活書店93年月版。見《韜奮全集》第卷，第8們的燈塔》（《〈大眾生活〉創刊詞》）（935年月日），《韜奮全集》第卷，第495頁。2《學生救亡運動》（935年2月2日），《韜奮全集》第卷，第50—5頁。力站在最前線，個人生死早置度外。”93年2月29日，《大眾生活》出至第期，被國民黨政府查封。鄒韜奮決定暫避鋒芒，於93年2月出走上海，前往香港。
鄒韜奮一生最大的願望，就是創辦一份人民的報紙。為了能夠公開發表抗戰救國主張，傳播各地信息，他到香港後不久，就開始和好友金仲華一起，著手籌辦《生活日報》。經過幾個月的日夜苦乾，鄒韜奮終於克服人力、財力等種種困難，於月7日出版了《生活日報》。在發刊詞中，鄒韜奮明確提出“本報的兩大目的是努力促進民族解放，積極推廣大眾文化”，力求“從民眾的立場，反映全國民眾在現階段內最迫切的要求”2。該報問世後，積極宣傳抗戰救亡思想。《生活日報》發行後不到兩月，影響所及甚遠，有力地推動了西南的愛國救亡運動。但鑒於香港偏安一隅，地利不便，信息閉塞，鄒韜奮遂根據讀者要求，宣告從8月日起移至上海出版。
93年7月3日，鄒韜奮和沈鈞儒、陶行知、章乃器等四人聯名發表《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的公開信，進一步闡發了救國會的抗敵救國主張。文中分析了國內形勢，指出國難當頭之際，全國各黨派各方麵，應該停止紛爭，“共同聯合起來抗日救國”。他們特彆對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表示讚同和，呼籲蔣介石及國民黨政府，“應該趕快起來促成救亡聯合陣線的建立，應該趕快消滅過去的成見，聯合各黨各派，為抗日救國而共同奮鬥。”該信對抗日救亡聯合戰線的建立起了重要的宣傳和推動作用。8月份，移至上海的《生活日報》，因國民黨政府的種種乾涉而未能複刊。鄒韜奮便根據實際情況，將該刊副刊“星期增刊”複刊，並加以擴充，更名為《生活星期刊》，繼續在上海高舉抗日救亡的大旗各地的抗日愛國運動。
93年月22日深夜，國民黨政府以“危害民國”罪，逮捕了鄒韜奮和救國會的其他領導人沈鈞儒、李公樸、沙千裡、史良、章乃器、王造時共七人，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國民黨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和不平，各地紛紛組織遊行、集會等活動，聲討國民黨政府，強烈要求釋放關押入獄的7位愛國人士。在243天的獄中生活裡，鄒韜奮始終以一個堅強的愛國民主戰士的姿態，同反動派針鋒相對，“戰而不屈”，表現出無畏的革命風範及英勇的鬥爭精神。七七事變後，在全國人民的強大壓力下，937年7月3日，國民黨當局不得不將鄒韜奮等7人釋放出獄。麵對國人的和努力，鄒韜奮心裡十分感動，他由衷地表示“我們報答之道，隻有更努力於救國運動，更致力於大眾謀福利的工作。”8月9日，鄒韜奮在上海創辦了《抗戰》三日刊，次年7月該刊與柳湜主編的《全民》周刊合並，更名為《全民抗戰》三日刊。為了滿足全國各界朋友的愛國民主要求，他還先後出版了《全民抗戰》戰地版五日刊和《全民抗戰》通俗版周刊，在上海出版了《抗戰畫報》六日刊。這些刊物均以宣傳抗戰救國，爭取民主權利為中心內容，波及範圍之廣，影響力之大，在當時均屬罕見。《全鄒韜奮遺著《患難餘生記》第一章《流亡》，韜奮出版社94年5月版，見《韜奮全集》第0卷，第837頁。
2《〈生活日報〉創刊詞》（93年月7日），《韜奮全集》第卷，第72頁。《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93年7月3日），《韜奮全集》第卷，第708、73頁。鄒韜奮著《經曆》五一《前途》，三聯書店出版社958年版，見《韜奮全集》第7卷，第259頁。民抗戰》銷售量突破30萬份，居全國刊物發行量之冠，有力地推動了愛國民主運動的發展。
鄒韜奮出獄後的愛國活動，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惶恐和惱怒，從939年4月起，國民黨特務陸續對生活書店分店進行封閉或迫令停業；所出圖書，一律禁止或沒收，甚至連經過審查及在內政部注冊的，也無一例外。到94年2月，除重慶分店外，生活書店在國統區內的50餘家分店，全部被國民黨當局封閉，所有職工均被逮捕或遣散。鄒韜奮對此怒不可遏。他接連向國民黨政府提出強烈抗議。94年2月23日，在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會議行將開幕之際，鄒韜奮憤然辭去國民參政員之職，隻身一人，離渝赴港，決心“願以光明磊落的辭職行動，喚起國人對於政治改革的深刻注意與推進”鄒韜奮到達香港後，更積極致力於政治活動，為實現民主政治奔走呼喊，他對於陰謀出賣國家，破壞抗戰之惡勢力，“則一息尚存，誓當與之奮鬥到底”2，表現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誓與惡勢力鬥爭到底的決心。5月7日，鄒韜奮在香港重辦《大眾生活》。在複刊詞中，他大聲疾呼“擺在全國人民麵前的緊急問題，就是如何使分裂的危機根本消滅，鞏固團結統一，建立民主政治，由而使抗戰堅持到底，以達到最後的勝利。”3月7日，鄒韜奮與救國會留港代表茅盾、長江、金仲華等9人聯合發表了《我們對於國事的態度和主張》一文，進一步表達了要求進行民主政治改革的強烈願望。該刊發行後，受到海內外讀者的熱烈歡迎，銷數很快達到0萬份。除主持《大眾生活》外，鄒韜奮還經常以撰稿人身份，在《保衛中國大同盟》英文半月刊和救國會同仁所辦的《救國叢書》上發表文章，陳述自己的政治觀。此外，他還根據親身的經曆和感受，撰寫出長篇史料《抗戰以來》，意在以光明磊落的公開言行，為著中國政治的光明前途，為著中國抗戰建國的光明前途，“喚起國人對於政治改革的認識和努力”4。鄒韜奮在香港期間發表的言論，“是他在抗戰時期言論的精華。他把國民黨反動派從937年七七事變以來因為被迫抗日所積蓄起來一些欺騙人民的政治資本，徹底加以清算，還它一個法西斯的本來麵目”。
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日本帝國主義加緊推進“南進”政策。94年2月25日，香港淪陷，鄒韜奮無法駐足香港，隻得再度流亡。在中國的幫助下，鄒韜奮前往東江、蘇北抗日根據地。他悉心考察了抗日根據地的狀況，參觀、訪問了許多學校，並和當地群眾、部隊一起生產、勞動。親身的感受和體會，使他感慨萬千，倍受鼓舞。他深情地“過去十年來從事民主運動，隻是隔靴搔癢，今天才在實際中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2這時，鄒韜奮不幸患耳癌，被迫回上海就醫。患病期間，他忍受耳癌襲來的陣陣刻骨的疼痛，伏在床上，趕寫了《患難餘生記》一書（未完成的遺著）和《對國事的呼籲》一文。談到關於考察蘇北根據地的印象時，鄒韜奮在書中由衷地寫到“當我在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親眼看到民主政治鼓舞人民向上精《抗戰以來》七五《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的前夜》，《韜奮全集》第0卷，第372頁。2《我們對於國事的態度和主張》（94年5月3日），《韜奮全集》第0卷，第385頁。3《〈大眾生活〉複刊詞》（94年5月7日），《韜奮全集》第0卷，第47、48頁。4《抗戰以來》序，《韜奮全集》第0卷，第7頁。
範長江《韜奮的思想的發展》（955年8月日），《韜奮全集》第4卷，第3—耐秋《韜奮的流亡生活》，三聯書店出版社979年版，第7頁。神，發揮抗戰力量，堅持最殘酷的敵後鬥爭，並團結各階層以解決一切困難的情形，我的精神極度興奮，我變得年輕了。我對於偉大祖國更看出了前途光明我正增加百倍的勇氣和信心，奮勉自勵，為我偉大祖國與偉大人民繼續奮鬥。”3鄒韜奮一生正是抱著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執著信念，為了祖國和人民的偉大事業鞠躬儘瘁，貢獻了自己畢生的精力。彌留之際，鄒韜奮口授遺囑，鄭重提出加入中國的申請“請中國中央嚴格審查我一生奮鬥曆史。如其合格，請追認入黨。”表達了他一生不懈的政治追求和誠摯願望。944年7月24日，鄒韜奮帶著對祖國，對人民的無限眷戀和深情，離開了親人，離開了他心愛的新聞出版工作，離開了他畢生致力從事的偉大的愛國民主事業。享年50歲。
鄒韜奮逝世的消息傳出之後，舉國哀痛。中國領導下的各抗日民主根據地紛紛舉行追悼大會，隆重紀念這位傑出的政治活動家和新聞記者。0月7日，《解放日報》發表了中央9月28日致鄒韜奮家屬的唁電，追認他為中國黨員，並對其一生及其從事的偉大事業，給予了崇高的讚譽和評價。電文寫道“韜奮先生二十餘年為救國運動，為民主政治，為文化事業，奮鬥不息，雖坐監流亡，決不屈於強暴，決不改變主張，直至最後一息，猶殷殷以祖國人民為念，其精神將長在人間，其著作將永垂不朽。先生遺囑，要求追認入黨，骨灰移葬延安，我們謹以嚴肅而沉重的心情，接受先生臨終的請求，並引此為吾黨的光榮。韜奮先生長逝了，願中國人民齊頌先生最後呼籲，為堅持團結抗戰，實行真正民主，建設獨立自由繁榮和平的新中國而共同奮鬥到底。”2領導人也親題挽詞，表示深切哀悼。的題詞為“熱愛人民，真誠地為人民服務，鞠躬儘瘁，死而後已，這就是鄒韜奮先生的精神，這就是他之所以感動人的地方。”朱德在挽聯中熱切地稱他為“愛國誌士，民主先鋒”。
鄒韜奮，作為一位傑出的新聞工作者和偉大的愛國民主戰士，永遠地離開了我們。但鄒韜奮“舍己為公，用他的一枝筆為革命利益奮鬥一生的精神，永遠活在人民心裡”2。
3《對國事的呼籲》（944年0月8日），《韜奮全集》第0卷，第8—8韜奮遺囑》（944年9月2日），見《鄒韜奮年譜》，複旦大學出版社982年版，第7頁。2《中央電唁鄒韜奮先生家屬》，944年9月28日，見《韜奮全集》第卷卷首。、朱德題詞見《鄒韜奮年譜》，第3頁。
2宋慶齡題詞，見《鄒韜奮年譜》，第3頁。
第四十四章陶行知陶行知，原名文濬，早年改名知行，後又改名行知，還曾用不除庭草齋夫等筆名。89年0月8日（清光緒十七年九月十六日）出生於安徽歙縣西郊十裡地的黃潭源村，祖籍浙江紹興會稽縣陶家灣。父任潮，曾經營醬園，有田四畝，醬園停閉後以務農為生，入不敷出，則由母親給人縫洗輔以度日。陶行知5歲時，常隨父識字，本村塾師方秀才見他資質優異，免費收為蒙童。5歲那年，母親在省城歙州耶穌教堂幫傭，他經常挑菜進城，順便探母，或者助母乾活。教堂主教兼崇一學堂校長英人唐俊賢，喜愛他聰敏勤快，於90年讓他免費進學堂就讀，908年因學習優異提前一年畢業。畢業後，他滿懷“醫藥救人”的心願，考入杭州廣濟醫學堂。學習半年後，方知非教徒須自費見習，他憤然退學，離杭去蘇州。90年秋，還是受唐俊賢的資助，考入南京金陵大學文學科學習。在這裡，他邊學習邊任金大學報《金陵光》中文版編輯。9年辛亥革命爆發前後，在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運動影響下，他利用《金陵光》宣傳革命思想，擁護民主共和。他敬佩明代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學，常用筆名陶知行發表文章（97年正式以陶知行為名）。93年以全校總分第一名的成績提前一年畢業。在畢業典禮大會上他宣讀論文《共和之精義》，指出“教育實建設共和最要之手續，舍教育則共和之險不可避，共和之國不可建，即建亦必終歸於劣敗。”這些話表明了他對教育立國的堅定信念。
94年夏，陶行知得到金陵大學師友多方麵的資助，學校保送他去美國留學。他先入伊利諾大學攻讀市政學，和孫科同學，95年夏獲政治學碩士學位。同年秋轉入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研究教育學，為杜威和孟祿的學生，和胡適同學，頗受杜威教育思想的影響。97年獲都市學務總監證書後回國，同年9月他受聘於南京高等師範學堂，曆任教員、教授、教務長等職，除主講各門教育學科外，經常去市郊作教育調查。正是通過這些調查研究所得到的啟示，他才逐漸離開大學，從事平民教育。
97年冬，陶行知回國執教的時候，國內提倡民主與科學，抨擊封建舊製度、舊文化，傳播新思潮的新文化運動已經興起。98年夏，他發表了《生利主義的職業教育》，主張“職業教育應以生利為主義”；應發展“生有利之物”，“生有利之事”以“利群”的職業教育2；造就生利人物，則“國無遊民，民無廢才”3。這種將職業、教育和生活、國家利益相聯係的設想是他的生活教育思想的表現，也是他積極從事平民教育運動的思想基礎。
五四運動爆發後，陶行知積極投入反帝愛國運動，痛斥賣國的“二十一條”，發表演強烈要求歸還青島。與此同時，他一麵繼續進行校內的教育改革，將教學分離的“教授法”改為“教學合一”的“教學法”；一麵又陪同應邀來華的杜威在南京、上海等地講學（以後又陪著孟祿做調查研究），借以宣傳新教育。
92年，教育界的三個團體（實際教育調查社、新教育共進社、新教育華中師範學院教育科學研究所主編《陶行知全集》第卷，湖南教育出版社983年版，第5頁。2《陶行知全集》第卷，第80頁。
3《陶行知全集》第卷，第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