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德四年（1429年），明宣宗製《猗蘭操》賜給廷臣，諭以薦賢為國之道。
明宣宗在成祖、仁宗的基礎上，進一步改革政治機構，實行休養生息的政策。
明宣宗保留了明仁宗時期的政府結構，讓許多傑出的官員繼續效勞。
但是他在政治製度方麵和行政實踐中的確作了某些變動。
這在內閣作用的改變和宦官參與行使行政權方麵表現得很明顯。
明宣宗即位後則進一步繼承和發揚這一廣開言路、納諫的風尚。
他對大臣說：“漢、唐諸君，文帝、太宗能納諫，文帝幾致刑措，太宗致貞觀之治，亦皆受善之效。”
明宣宗即位後，不僅繼續輕刑措，而且注意教化。
宣德五年（1430年）二月，為減少不必要的支出，停止工部采木。
頒發寬恤之令，省災傷，寬馬政，免除各類積欠。
招撫流民，免除賦稅和徭役一年，停罷朝廷的采買，減官田舊科十分之三等，又戒諭法司減少刑獄。
六月，明宣宗修預備倉，出官錢收入糧食以備荒年。
六月，遣官到近畿地區撲殺蝗蟲，並下諭戶部，往年捕蝗的使臣對農民的殘害不低於蝗蟲，戶部應該知曉這個弊端，因此作《捕蝗詩》示之。
他深知“民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在他統治的期間內，體恤民情，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
“坐皇宮九重，思田裡三農”，這的確是關心農業生產、農民生活的朱瞻基的真實心態。
他繼續推行洪武朝以來的招人墾荒的政策，發展農業生產。
宣德七年（1432年）三月庚申，明宣宗下詔行寬恤之政。
並於同月下諭禮部，認為官田賦重，應該十減其三。並戒諭各部貫徹施行。
六月，停罷中官入西北邊境賣馬的政策。
同月，明宣宗作《官箴》三十五篇，以約束警示示百官。
秋天，明宣宗還減免了因遭受水災的嘉興、湖州等地。
宣德八年（1433年），也減免了不少災區地區的賦稅。
對外方麵，宣德五年（1431年），明宣宗以以外番多不來朝貢為由，命令鄭和再次出航。
返航期間，鄭和因勞累過度於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裡去世。
船隊由太監王景弘率領返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返回南京。
第七次下西洋人數據載有人。這也是最後一次下西洋。
宣宗朝文有“三楊”、蹇義、夏原吉；武有英國公張輔，地方上又有像於謙、周忱這樣的巡撫，真是人才濟濟。
這使得當時政治清明，百姓安居樂業，經濟得到空前的發展，出現了繼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之後的著名的“仁宣之治”的盛世局麵。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明宣宗病重不能視朝，命群臣在文華殿拜謁皇太子朱祁鎮。
同月崩於乾清宮，遺詔國家重務都由皇太後張氏處置。
當時外廷傳言，張太後欲立襄王為新帝。
張太後立即在乾清宮召見閣臣楊士奇、楊榮等，宣布太子朱祁鎮為新皇帝。
楊士奇等人都呼萬歲，張太後立襄王的言論才得以平息。
朱瞻基登基之後，擺在他麵前最大的問題就是明成祖時期削藩不徹底的遺留問題。
明宣宗馬上著手整頓軍務，準備迎接來自強藩的挑戰。
漢王朱高煦經過精心的準備後扯起了“清君側”的大旗，矛頭直指五朝老臣夏原吉。
早已準備就緒的明宣宗在大臣楊榮的建議下禦駕親征，在聲勢上一下就壓倒了漢王叛軍，以前同意與朱高煦共同起兵的幾路兵馬也都按兵不動。
明軍很快包圍了樂安城，見大勢已去，朱高煦隻得棄城投降，這次戰役以明軍的大獲全勝，生擒朱高煦而告終。
得勝之師回到北京後，朱瞻基馬上傳召給另外一個皇叔朱高燧，暗示他交出兵權，高燧懼，奏請交還常山中護衛。
群臣紛紛上奏，請求將朱高煦明正典刑。
朱瞻基不許，還把彈劾奏章給朱高煦看。
朱瞻基將朱高煦父子廢為庶人，關押在皇城西安門內，還親自把平息朱高煦叛亂一事編寫成《東征記》，昭示群臣。
逆黨王斌等人伏誅，同謀伏誅者六百四十餘人，因故意放縱和藏匿反賊而被處死或戍邊的計一千五百餘人，發配到邊遠地區的計七百二十人。
後來，朱瞻基去探視朱高煦，卻被朱高煦故意絆倒。
朱瞻基大怒，命人用三百斤重的銅缸將朱高煦扣住。
朱高煦勇武有力，竟將大缸頂起。
朱瞻基又命人在銅缸周圍點燃木炭，把朱高煦活活炙死在銅缸內。
朱高煦的幾個兒子也全都被殺。
此後，楚莊王孟烷、蜀靖王友堉、肅康王瞻焰相繼交還一至二護衛。
諸王護衛軍被削，此後不再增設。
藩王失去軍力，難以再謀反亂。
宣宗進而頒布禁令，對諸王權力多方限製。
分封宗室是太祖定製，勢難變改。諸王經多方控製，失去軍政權力，或寄情詩文，優遊自處，或廣置田產，貨殖經商。諸王子孫繁衍，多成豪富。
明王朝每年還要給與宗祿和賞賜，也是朝廷財政的極大負擔。
宣宗為了滿足自己的娛樂需要，不惜破壞用人製度。
《萬曆野獲編》中雲：“蘇州衛中武弁，聞尚有以捕蟋蟀比首虜功，得世職者。”
捕蟋蟀與軍中取首級為同等功，可以取得“世職”，竟成為升官發財之道，被後世戲稱為‘蛐蛐皇帝’。
宣宗對藏僧的濫封現象就更為嚴重，不僅有大國師、國師等封號，而且還有品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