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宗論征曲先、安定功，大國師為秩四品，國師為五品，禪師為六品。
濫封藏僧，嚴重破壞了正常的官員選任和晉升製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明代政治黑暗。
宣德元年（1426年），明宣宗下令，設置“內書堂”，指定翰林學士教導宦官們讀書。
後設司禮監秉筆太監，司禮監掌印太監。
雖然這種做法一定程度上使辦事更加迅速和有效率，但也促進了宦官勢力的崛起。
主要的原因是明宣宗需要信得過的奴仆去處理他私人的文件。
其他的集團都不能提供這樣的忠誠和機密性。
每當明宣宗並不簡單地采納大學士們提出的決定，宦官的關鍵性作用就突出起來；這時司禮監的宦官被指望代表皇帝采取適當的行動。
此外，各部一般不能與明宣宗一起討論和複審宦官的建議，那些轉遞文件的宦官就能在明宣宗不知情的情況下上下其手。
此措施導致明朝的宦官取得空前的機會去濫用皇帝的特權。
宣德年間宦官的崛起是以前行政發展的結果。
就明宣宗而言，似乎能夠控製宦官勢力的擴張。
他不但屢次下令減少宦官的采購和諸如伐木和造船等宦官的指導活動，而且他處決和嚴懲了那些犯有重罪的宦官。
但是，由於提供了正規教育和使用他們處理公文，明宣宗無意地為他們濫用權力開辟了道路。
當後來的某個皇帝寧願怠忽職守或不問政事時，宦官濫用權力的情況變得最為嚴重。
明宣宗繼位時都察院貪汙成風，明宣宗製定改革措施，並為都察院規定了新的職能。
宣德三年（1428年）八月，明宣宗任命顧佐為都禦史。
並罷免了北京和南京都察院的43名不勝任的官員，接替者都要經過嚴格考查。
明宣宗對都察院的辦事程序和組織都加以規定，都察院的職責也被擴大。
新增的兩個主要職能：重建兵員名冊和視察邊境各省。
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至宣德九年（1434年）期間，專門規定了一些禦史監察的任務，並在以後加以製度化。
它們包括視察軍屯、建設項目和京營的情況，以及監督南直隸的征稅和通過大運河至北京的漕運。
監察工作滲透到明朝中央和地方各級行政以及外廷和內廷的所有領域；它的活動遍及民事、軍事、財政和司法幾個方麵。
它在監督行政工作的運轉和向皇帝進行政策進諫方麵發揮了極重要的作用。
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至宣德九年（1434年）期間，禦史們使240名以上的官員降職，並使其他一些官員任職、複職或得到提升。
他們還呈上247份彈劾奏折，至少揭發659名官員和其他17人，同時還呈上251份其他內容的奏議，向皇帝提出忠告和勸諫。
經過宣德三年（1428年）大規模的機構改革，明朝禦史的情況大為改觀，在批評時更加直言無忌。
他們還提出直率的忠告，不過在觸及皇帝私人行為時，他們也會遲疑不決，因為擔心會帶來相應的處罰。
雖然明宣宗對他們表示尊敬，但他對玩忽職守和濫用職權的禦史也是嚴厲的。
這些人被降職、關押或流放；對他們不處死刑。
明初，統治者雖然對佛教控製非常嚴格，但鑒於佛教的政治功能，又積極扶持、利用佛教為朱明王朝服務。
加之太祖、成祖、仁宗各位皇帝對佛教極感興趣，給予佛教以強有力的扶持。
他們尊崇佛教，但多勤於政事，比較有節製。
至宣宗時，漸開明代皇帝過度崇奉藏傳佛教之門。
宣宗執政時期，繼承了永樂時期推崇佛教的政策，對藏僧“禮之益厚”，大量封授、供養佛教僧人。
朱瞻基統治的期間內，體恤民情，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
他繼續推行洪武朝以來的招人墾荒的政策，發展農業生產。
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京畿地區發生了蝗災，朱瞻基派遣官員前去指揮消滅蝗蟲。
他仍不放心，特意諭旨戶部，告誡他們往年負責捕蝗的官員害民的危害一點也不比蝗災小，因此要嚴禁杜絕這種事情的再次發生，還做有一首《捕蝗詩》頒給臣子。
宣德七年，還減免了因遭受水災的嘉興、湖州等地。
宣德八年也減免了不少災區地區的賦稅。
朱瞻基統治的10年間，多次下旨為民解困。
宣德元年（1426年）七月，罷湖廣采木。
宣德五年（1430年）二月，罷工部采木。
宣德三年（1428年）十一月，錦衣指揮鐘法保請采珠東莞，朱瞻基不但沒有同意，還認為他是想用這種擾民的事情為自己謀求利益，將他逮捕入獄。
他還多次蠲免稅額、積欠柴炭草，免除在京工匠中年老殘疾和戶內無丁力者的匠籍。
為防禦蒙古各部的侵掠，實現保境安民的目的，明宣宗十分注重加強軍隊建設，提出了“訓練有方，統馭有法”的總體治軍思想，主要內容包括勤習武藝、愛恤士卒、嚴明軍紀、公正賞罰等。
這些內容基本上是對明太祖、成祖治軍思想的沿襲承繼，但也有根據形勢變化需要而補充增加之處。
為督促勳臣子孫勤習武事，提高軍事素養，明宣宗首先從精神上勉勵他們以“武事既精、忠孝兼備”的古代名將趙充國、郭子儀、嶽飛等人為榜樣，謀求建功立業，流芳百世。
其次從製度上采取措施，明確規定：各衛應襲軍職之武官子弟平日要赴教場操練，弓馬技藝務使精熟；當襲職之時，必須遵照先朝定製“嚴加比試”，比試不合格者不得襲職。
已經襲職者亦須比試武藝，初試不中“且定限令回習熟”，如果再試不中，則予以治罪。
除了著力糾治勳臣子弟疏於武技的問題，明宣宗也很注意抓緊對軍隊的訓練。
他認為當今“國家無事，正須訓兵練將”，隻有平時精練武藝，戰時才不致進退失措，因此多次下令選調各地衛所軍隊赴京校閱操練，以保持和提高戰鬥力。
愛恤士卒是明宣宗治軍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一大特點。
明王朝到明宣宗統治的宣德年間，軍戶世襲和軍屯製度弊端日益凸顯，軍官苛虐士卒、侵占屯田，軍士生活困苦、被迫逃亡，開始成為比較普遍的現象，嚴重影響和削弱了明軍的戰鬥力。
麵對這種狀況，明宣宗不得不格外加以重視，由此提出了愛護存恤軍士的思想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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