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風悶熱而潮濕，林婉站在醫院急診室門口，手裡捏著女兒最後的遺物——半板帕羅西汀。藥片在鋁箔板裡安靜地躺著，像極了女兒最後一次沉默的樣子。
“你需要救嗎？”
林婉記得自己當時這麼問，聲音平靜得不像是在決定女兒的生死。而小雨隻是望著天花板，眼神空洞，長時間的沉默後輕輕搖了搖頭。
那是女兒給自己的最後答案。
現在林婉站在這裡，手裡攥著那半板藥，想象著小雨從六樓躍下時的決絕。她沒哭，眼淚早在過去三年裡流乾了。
“抑鬱症？就是閒出來的毛病！”丈夫李建國的聲音又一次在耳邊響起，“我們小時候飯都吃不飽，哪有機會抑鬱？”
這話像根針，紮進林婉心裡，現在回想起來仍隱隱作痛。
“家屬？趙小雨的家屬在嗎？”醫生的呼喚將林婉拉回現實。
她機械地走上前，接過死亡證明書。白紙黑字，冰冷得沒有一絲溫度。
“她才十九歲啊。”林婉輕聲說，不知是說給醫生聽，還是說給自己聽。
醫生歎了口氣，“重度抑鬱患者自殺率很高，你們做家長的應該早點...”
應該早點什麼呢？林婉沒問下去，她知道答案，也知道自己永遠無法原諒自己。
回家的路上，林婉摸著那半板帕羅西汀，邊緣已經有些磨損。她想起一年前，第一次發現小雨在吃這種藥。
“這是什麼？”那天她從小雨書包裡翻出藥瓶，語氣滿是質疑。
“醫生開的，治療抑鬱症。”小雨聲音很小，幾乎聽不見。
“什麼抑鬱症？你就是想太多了！”李建國一把奪過藥瓶，“跑兩圈就好了，吃什麼藥！”
那瓶嶄新的帕羅西汀就這樣被衝進了馬桶，白色的藥片在水流中旋轉著消失不見。
“再犯病試試！”丈夫的狠話言猶在耳。
而現在，小雨真的“再犯病”了，以最決絕的方式。
到家時，李建國正坐在沙發上刷手機。見林婉進來，頭也不抬地問：“處理完了？”
林婉沒回答，隻是走到丈夫麵前，將那半板帕羅西汀放在茶幾上。
“這是什麼？”“小雨手裡攥著的。”李建國的表情有一瞬間的鬆動，隨即又恢複如常：“人都走了，留著這個乾什麼？”
“我想知道她為什麼寧願死，也不願向我們求助。”林婉的聲音平靜得讓自己都驚訝。
“求助什麼？就是矯情！隔壁老張兒子當兵三年，什麼毛病都沒了！就你們娘倆事多！”
林婉沒再爭辯。她拿起那半板藥，走進女兒的房間。
小雨的房間還保持著原樣：淺藍色的牆壁，書架上整齊排列的書，床上放著幾個毛絨玩具。若不是書桌上已經落了一層薄灰，仿佛主人隻是暫時出門。
林婉坐在女兒床上，手指輕輕撫過床單。她想起小雨最後一次向她求助的樣子。
“媽，我胸口悶。”“跑兩圈就好了。”“我整夜睡不著，難受。”“彆矯情了，誰還沒個失眠的時候？”
而現在，林婉多麼希望時光能夠倒流，她一定會抱住女兒，說：“媽媽在，媽媽帶你去看醫生。”
但時光從不倒流。
葬禮那天，來了不少親戚朋友。大家說著節哀順變的話，眼神裡卻藏著各種猜測。
“聽說是因為失戀？”“高考壓力太大了吧？”“現在的孩子心理太脆弱了...”
林婉聽著這些議論，一言不發。她知道不是這樣。小雨的日記就藏在枕頭底下，她昨晚讀完了全部。
日記裡寫滿了無助和絕望，也寫滿了不被理解的痛苦。
“今天又割了手腕，看著血滲出來，反而感覺好受一些。爸爸說我是裝可憐，也許他說得對...”
“藥被衝進馬桶了。爸爸說再犯病試試，我不知道怎麼才能不犯病...”
“媽媽問我需要救嗎？我沉默了。不是不需要，是不知道該怎麼需要...”
讀這些文字時，林婉的心像被刀割一樣疼。她想起自己也曾說過類似的話：“我們小時候飯都吃不飽，哪有空抑鬱。”
這話像根刺，不僅紮在女兒心裡，現在也紮在她自己心裡。
葬禮結束後，林婉做了一個決定：她要了解抑鬱症，真正地了解。
她開始查閱資料，谘詢專家，加入患者家屬群。越是了解，她越是自責。
原來抑鬱症不是心情不好，而是大腦生病了；不是矯情，而是需要治療的疾病；不是閒出來的，而是有著複雜的生理和心理機製。
“大多數患者的家屬都存在誤解，”一位心理醫生告訴她，“認為患者是故意那樣，或者通過意誌力就能克服。這是最大的誤區。”
林婉想起自己也曾這麼認為，羞愧得無地自容。
一天晚上，她鼓起勇氣對丈夫說：“我查了很多資料，抑鬱症真的是病，需要治療...”
李建國不耐煩地打斷她：“有完沒完？人都死了，說這些有什麼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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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很多人正在經曆同樣的事！我們可以幫助像小雨一樣的孩子...”
“幫助？怎麼幫助？告訴彆人我們家有個精神病女兒？”
林婉看著丈夫，突然明白了小雨為什麼從不向父親求助。在這個男人根深蒂固的偏見麵前，任何求助都是徒勞。
第二天，林婉聯係了本地一個抑鬱症互助組織，提出想做誌願者。
“很多家長缺乏對抑鬱症的認識，”組織的負責人告訴她，“如果我們能早點乾預，或許能避免很多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