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宋時期平均每年新鑄銅錢貨幣大約在百萬貫的規模，巔峰數字出現在宋神宗王安石變法期間，為了適應民間對貨幣的需求，前宋一年之內鑄造了五百萬貫的銅錢。
宋仁宗時，朝廷就在益州成都府設交子務，由官方發行紙幣交子，但準備金隻有發行量的不到30，超發很嚴重。到了趙佶時代，這位喜歡改各種名字的皇帝，將交子改為錢引，不置鈔本，不許兌換，於是濫發更加嚴重。
到了王倫取代前宋建立新漢，趙佶留下的諸多爛攤子之一，就是貨幣的發行問題。
度支司曾經做過統計和估算，前宋時期的民間銅錢、紙幣等貨幣的流通量大約在兩億貫左右，也就是說，單從紙麵上的數據，前宋的貨幣屬於超發狀態。
但是有趣的來了，理論上前宋發行的貨幣累積，是足夠民間貿易流通使用的，但前宋的錢荒現象卻極其嚴重，導致民間以物易物的情況很是常見。
原因何在呢？在漢軍消滅了金國、奪取了被金國搶走的遼國諸多官方文字記錄後，度支司發現了諸多內情。
遼國發行的貨幣極少，國內鑄造的貨幣量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使用的主要是宋錢，還有大量五代、唐朝時期的銅錢，大約隻占流通量的不到百分之五。
於是前宋鑄造的銅錢大量外流，不但遼國，就連西夏、大理、大越李朝甚至日本等周邊國家，都紛紛進口大量銅錢。
前宋每年外流的銅錢究竟有多少，官方也無法確定，所以新漢的度支司隻能做個估算，至少五分之一的銅錢外流。
不過這個數字在東征軍占領了日本九州島後又做了修定，因為東征軍在九州島發現了一個現象，日本倭人使用的銅錢，高達80都是前宋流入的。
也就是說，前宋國內貨幣流通量在兩億貫以上，但外流的銅錢，差不多超過五千萬貫，因為嶽飛領兵重返西域後，居然在薩末犍城也發現了這裡的商人有使用宋錢的習慣。
除了銅錢大量外流，由於前宋不抑兼並，土地高度集中，於是財富也高度集中，當初漢軍進入江南，打擊士紳，發現不少官員士族之家私藏的銅錢等，普遍都在一兩百萬貫的規模。
所以新漢開國以來，王倫首先發行了洪武通寶，以新錢的方式將大量舊錢、民間私鑄銅錢回收重鑄，又以寶泉司取代交子務、錢引務，設置鈔本，大致以一比一點一的比例，發行了洪武交子。
通過對商業行為、賦稅征收的規範，用了十餘年時間穩定了國內的兩種法定貨幣的發行量，同時積極引導天下富戶投資各類作坊，讓民間藏錢儘可能流動起來。
但洪武通寶畢竟仍舊是銅錢，而銅的用處範圍廣，比如朝廷需要鑄銅炮，民間要使用銅鏡、銅盆等各種銅質生活用品等，所以王倫迫切想要建立以白銀為貨幣的體係。
以白銀為貨幣的好處在於，銀幣的適用性比銅錢更加廣泛，就好比絲綢之路，雖然西夏商人將前宋發行的銅錢帶到了西域，但沿途的貿易仍舊是以物易物的形式為主。
這就涉及到各地的貨幣使用習慣、各國發行貨幣的方式、銅錢的有限適用等諸多原因了。
東征日本朝廷獲得的大量黃金和白銀，王倫是打算繼續當做洪武交子的鈔本，從而繼續發行紙幣的。
許貫忠話裡的意思，其實就是想要從寶泉司那裡將交子的發行權拿回到戶部，寶泉司屬於皇室直屬機構，也就是交子的發行量有多少，是王倫這個皇帝說了算。
這就算是皇權與相權的互相拉扯了，王倫自然不可能答應，作為開國皇帝，王倫的聲望高，他說什麼就是什麼，無人敢反對，但他的後代子孫呢？能夠有這麼高的威望，或者足夠的手段與文官集團對抗麼？
所以王倫需要給後代們留下足夠的權力，紙幣發行權就是其中之一。
看向了主管度支司的蔣敬，王倫笑著說：“倭銀暫不宜動，發兵波斯，可以試著發行國債，蔣敬你來說與眾卿聽！”
其實國債這東西在華夏並不陌生，因為前宋就有一種類似於國債的事物，那就是度牒。
南北朝時由於常年戰亂，佛教大為流行，中原王朝便開始將僧侶度牒納入朝廷管控，發展到了唐宋，在前宋中期以後，度牒與僧侶就完全脫鉤了。
前宋每年都會發行不定量的、不記名的度牒，民間購買者有價購買後，就可以免去部分雜稅和徭役，就變為一種免稅的憑證，相當於朝廷以未來財稅收入的減少，來作為當下融資的交換條件。
前宋的度牒雖然不一定總是有明確的使用期限，但朝廷一般三到五年就會作廢一批，然後新發行一批，而且名目眾多，由於發行廣泛，甚至可以當作貨幣直接購買商品。
故而度牒就多數掌握在了天下各大寺廟的和尚手中，開封府的大相國寺發行高利貸，基本就是以度牒的方式進行的。
王倫上台後限製佛教，嚴禁僧侶從事高利貸業務，直接將前宋的度牒製度給作廢了，現在他準備將度牒以國債或者說國庫券的方式重新推廣起來。
前宋的文人士族們恥談利，官方的理財理論和政策搞得一塌糊塗，然而並不是他們不懂理財，漢武帝時的桑弘羊、唐德宗時的楊炎這些理財家們的手段，他們是相當清楚的。
但是為國家斂財和為自己斂財那可是兩碼事，結果就是前宋的和尚群體們，甚至比朝廷許多官員都更加清楚經濟的各種市場行為。
就好比戶部主持推行的銀行係統皇家錢莊，收納民間餘錢為存款並支付利息，在前宋就已經出現了。諸如大相國寺這樣的天下有名的大寺廟，差不多都有長生庫，屬於完完全全的私人銀行。
王倫上台後，朝廷最大的變化，就是官員們敢於談利了，沒人敢再用“朝廷與民爭利”為大義，妄圖將本該屬於朝廷的權力下放到民間，因為王倫可不是那麼好忽悠的皇帝。
蔣敬以前宋度牒為例，將本朝國債事務講解了一番後，這件事大致上就通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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