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貫忠這個人，是華夏政治語境下、傳統儒家文化中，典型的大才。
少年時認為“學文救不了大宋”，便棄文學武，高中武狀元，卻在地方小軍官上閒置數年，眼看大宋愈來愈墮落，便起了隱逸的心思，想要歸隱山林田園。
王倫見他時，看似是被王倫所謂的口才說服，實際上是因為許貫忠的熱血未冷，想要以有用之身改變這個世界。
那時候王倫想要為梁山尋找一個張良式的人物，不曾想許貫忠卻是他的蕭何。
新漢的格局製度，三省代表了三權分立，尚書省主管行政，尚書令便相當於秦漢時期三分之一權責的丞相，成為本朝的群相之首、百官之首。
王倫是共產主義信徒，但同時也是現實的，他無比熱愛這個民族和文明，所以他隻注重漢人以及願意與漢人和平共處共同進步的諸異族百姓，民族主義的意味更加濃厚。
故而王倫對新漢這個政權的基本盤非常注重，也因此被人視為“內聖而外王”。
許貫忠則秉持著“天下大同”的儒家式光輝無私的理念，若從底層邏輯的內核而言，他與王倫並不是同一類人。
但兩人的合作卻一直非常默契而且愉快，因為他們的最終追求都是一致的，那就是讓這個民族和國家更加偉大。
從梁山時代，王倫與許貫忠便無話不談，有效的溝通總是能夠消除一些人與人之間的隔閡、認知的差異以及猜忌、誤會、懷疑的。
王倫這個人最大的優點是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連教員的十分之一都學不到，他的民族自豪感太過於強烈，他也知道自己的能力上限在哪裡，所以王倫從來都是謹慎地行使著自己的權力。
一個不濫用權力的皇帝，一個不需要臣子過多勸諫就自我收斂的帝王，一個有道德底線同時手腕靈活的領袖，對於經曆過趙佶在位時的荒唐時代的許多臣子而言，這已經超過了他們對自己要侍奉的君主的期望。
權力總會使人異化，在這一點上，王倫起碼守住了底線，同樣地，許貫忠也堅守住了底線。
許貫忠是有幾分隱士情節的，若說他沒有為權力所動，那也不現實，因為權力太能腐化人了。
就好比新漢剛剛建立時，為了快速安撫天下，王倫不得不效仿黃巢，凡五品及以下的前宋官員皆留任，五品以上三品以下的前宋官員部分留任。
這對於新生的新漢政權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因為在曆史的慣性下，新漢很容易被拉進到前宋本該有的進程當中持續墮落下去。
那時候許貫忠也犯過錯，比如聽信了一部分前宋留任官員的遊說，跑來勸諫王倫納趙佶的女兒為妃，好在他迅速反映了過來，看明白了這群人的險惡居心。
舊有的既得利益群體總是極端保守而且凶殘的，他們要維護自己的利益不受損失，想要以血脈繼承的方式讓自己的利益永遠流傳下去，麵對梁山這股新崛起的武裝力量，最好的辦法就是腐化、拉他們下水，讓他們變為與自己一模一樣的人。
所以新漢對外戰爭不止，內部也在進行著一項注定了長期的沒有止境的戰爭，那就是吏治改革。
故而新漢要改革教育、改革科舉製度，為的就是迅速培養一批新式人才，來完成對舊有既得利益官僚階層的取代和替換。
作為尚書令，許貫忠要操勞的事務太多，帝國的前進，他是王倫這個掌舵者的輔助人，是朝廷新政能夠落實並且順利推行的具體執行者，是各種利益集團矛盾的調和人，擔子實在太重了。
相比之下，尚書省的職責要比中書省和門下省繁瑣太多了。作為中書令的蕭嘉穗負責本朝的立法，華夏的政治傳統是外儒內法，而且前宋發達的市井文化、商業文化，促生了朝廷需要不斷新增和完善各種法律。
所以同樣是手握大權，蕭嘉穗有鄉議局製度協助，門下令裴宣隻要繼續鐵麵無私堅持依法行事，對司法進行監督和複核，便可以將許多瑣碎的事情推到一邊。
主管行政，說白了就是與人打交道，朝廷五品以上官員，也就是知府這樣正印官由王倫親自任命，五品以下官員，則要禮部以及尚書省批準。
也就意味著許貫忠要隨時關注天下超過80的官員、幾乎所有的小吏，要確保朝廷內閣會議討論通過、王倫以中書省的名義下發、門下省監督、尚書省具體實行的各種政策的順利進行。
新漢疆域遼闊，二十四個行省、西域兩大都護府、漠南漠北、吐蕃地區被朝廷認可的擁有半自治權的諸都督府、諸招討司等事務，都壓在尚書省身上。
各地有水、旱、蝗災、地震、山移、雪雹、泥石流、海水倒灌等災情，尚書省要第一時間救援、賑災、安置災民，要做好災後重建工作，要解決災後的土地重新分配等工作。
可以說新漢就屬於完完全全的大政府，在將前宋下放至地方鄉紳手中的基層治理權逐步收回的同時，也承擔了更為巨大的責任。
在這個科技不夠發達、交通不夠便利的時代，推行大政府，就要求朝廷中央到地方、從上到下的整個官僚係統都要活躍起來，這對於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員素質要求是相當高的。
所以新漢官吏獲罪的諸多原因中，出現最多的一條就是“曠官”，也就是不稱職，門下省、監察院、鄉議製度的監督下，隻要出現官吏不稱職被罷免或者降級，許貫忠便認為是自己的責任。
於是他便愈發事必躬親，連續十餘年的過度操勞，便活生生地累倒了一個曾經的武狀元。
對此王倫非常能夠理解，他知道許貫忠和他一樣，也與許多文武將領官員們一樣，都歡喜於新朝已經步入正軌，但同時又害怕，這個由自己參與的偉大事業，未來也會像前宋一樣，重新回到那個讓他們恐懼甚至絕望的軌道與方向上去。
在這一點上，華夏曆朝曆代的精英人群，那些一心為民為天下的少部分真正的精英，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太嚴重，他們甚至無法享受權力帶來的樂趣。
但是有一點還是能夠讓許貫忠以及王倫感到驕傲的，那就是他們通過身體力行，已經改變了官場的許多習氣，前宋的奢靡、浮華、貴氣的清閒被一掃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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