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一、禮與讓：儒家治國思想的核心密碼
一）文明源頭的禮治基因
在河南二裡頭遺址的考古發掘現場，黃土深處層層疊疊的文化層中，青銅器與玉器的有序擺放，無聲訴說著夏朝“以禮正邦”的治國理念。那些造型精美的青銅酒器，表麵刻滿神秘的饕餮紋，線條剛勁有力，仿佛蘊含著溝通天地的神秘力量；象征權力的玉璋，通體碧綠，棱角分明，打磨工藝精湛，在陽光下折射出冷冽的光澤。這些器物不僅是祭祀天地祖先的禮器，更是構建社會秩序的物化象征，如同一個個沉默的衛士，守護著當時的等級製度與社會規範。
《尚書?舜典》記載的“修五禮、五玉”製度，標誌著原始禮儀向國家治理體係的重要轉變。舜帝高瞻遠矚，通過規範吉禮祭祀之禮）、凶禮喪葬之禮）、軍禮軍事之禮）、賓禮賓客之禮）、嘉禮冠婚之禮），以及五種不同形製的玉圭作為等級象征，巧妙協調部落關係。想象當時的場景，每逢重大祭祀，各部落首領身著華服，手持象征身份的玉圭，在莊嚴的禮樂聲中，依次向天地祖先行禮，秩序井然。這種禮儀製度如同一條無形的紐帶，將分散的部落凝聚在一起，實現“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的和諧治世局麵，為“禮讓為國”奠定了早期實踐基礎。
商周時期，禮治思想迎來質的飛躍。周公旦心懷天下，製禮作樂，將“禮”從單純的祭祀儀式，拓展為涵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領域的龐大社會規範體係。《周禮》構建的天官塚宰掌邦治）、地官司徒掌邦教）、春官宗伯掌邦禮）、夏官司馬掌邦政）、秋官司寇掌邦禁）、冬官司空掌邦事）六大職官係統，以“以禮防民”為核心理念，形成“禮製刑輔”的治理模式。1976年出土於陝西扶風的西周青銅器何尊，其銘文中“唯王初雍，宅於成周。複稟王禮，賜貝十五朋”，詳細記載了諸侯朝貢時的禮儀規範與賞賜製度。當我們凝視何尊上斑駁的銘文，仿佛能穿越時空，看到當年諸侯們畢恭畢敬地向周天子行禮，進獻貢物，接受賞賜的場景，印證了“禮”作為國家治理工具的實際效能，展現了當時“禮儀即秩序”的治國智慧。
二）孔子的禮治革新：從儀式到精神
春秋時期，周王室衰微，諸侯爭霸，“禮崩樂壞”成為時代特征。各諸侯國為了爭奪土地、人口和資源，紛紛打破原有的禮製秩序。季氏“八佾舞於庭”的僭越行為，徹底觸動了孔子的禮治神經。在當時，“八佾”是隻有周天子才能享用的樂舞規格，季氏作為大夫，竟敢違規使用，這在孔子眼中是對禮製的公然挑戰。在《論語?八佾》中，孔子憤怒斥責：“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他敏銳意識到，當時社會的混亂根源在於對禮製秩序的破壞。
但孔子的偉大之處，在於對傳統禮治進行了革命性重構。他提出“克己複禮為仁”，將“禮”從外在的儀式規範，轉化為內在的道德自覺，強調“禮”的推行必須以“仁”為精神內核。在孔子看來，僅僅遵循禮儀的形式是遠遠不夠的，更重要的是內心要有仁愛之心，隻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在《論語?學而》中，孔子弟子有若進一步闡釋：“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這句話深刻揭示了“禮”與“讓”的內在邏輯關係——“禮”的價值在於通過規範行為達成社會和諧，而“讓”則是實現和諧的具體實踐路徑。孔子周遊列國期間，在魯國主導的“墮三都”改革，試圖通過恢複禮製，削弱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三家卿大夫的勢力。想象當時的魯國都城，孔子與弟子們奔走呼號，宣揚禮治思想，雖然最終因三家的強烈抵製和多方阻力未能成功，但為後世儒家提供了“以禮正權”的改革範例，展現了其對理想禮治社會的執著追求。
三）讓德的倫理哲學：從個人到家國
“讓”作為儒家核心德目，其哲學根基源於對人性的深刻洞察。孟子提出“辭讓之心，禮之端也”，將“讓”視為人與生俱來的道德本能。在《孟子?公孫醜上》中，“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的經典比喻，生動說明“讓”的本質是對他人生命價值的尊重，這種基於人性本善的倫理情感，構成了構建禮治社會的心理基礎。當我們設身處地想象看到小孩即將掉入井中的場景，那種本能的擔憂和想要施救的衝動，正是“讓德”的萌芽體現。
從倫理實踐層麵看，“讓”體現為對利益與權力的主動克製。泰伯“三以天下讓”的典故，被孔子讚譽為“至德”。泰伯為成全父親傳位季曆周文王之父）的心願，主動遠走吳越之地。他帶領族人跨越千山萬水，曆經艱難險阻，最終在江南地區落腳。在那裡，他不僅避免了周部族內部的權力紛爭，還將中原先進的文化、生產技術傳播到當地，教當地人開墾農田、建造房屋、紡織衣物，開創了吳國文明。這種“讓天下”的精神，與《禮記?禮運》描繪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的大同理想相互呼應，共同構成儒家“以讓去爭”的治國邏輯。
二、曆史長河中的禮治實踐：成功與鏡鑒
一）治世典範：禮讓構建的和諧圖景
西漢初年的“文景之治”，堪稱“禮讓為國”的成功典範。漢文帝劉恒以孝聞名，其母薄太後患病時，他在病床前“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湯藥非口親嘗弗進”。日複一日，漢文帝親自侍奉母親，端湯喂藥，噓寒問暖，這種至孝品德，不僅成為民間美談，更轉化為政治倫理，推動朝廷推行一係列仁政。漢文帝在位期間，多次下詔減免田租，將稅率從“十五稅一”降至“三十稅一”，甚至一度全部免除田租；廢除肉刑，以笞刑、勞役等相對溫和的刑罰替代殘害肢體的酷刑。想象當時的農村，農民們在減輕賦稅的政策下，臉上洋溢著喜悅，更加積極地投入到農業生產中。在選官製度上，他采納賈誼建議，設立“三老”製度，選拔民間德高望重者參與地方治理，將禮治精神滲透到基層社會，使西漢初期出現“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的繁榮景象。
唐代“貞觀之治”的禮治實踐，更具製度創新色彩。《貞觀政要》詳細記載了唐太宗李世民與魏征等大臣的“君臣論治”。李世民多次強調“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的君臣互動原則，將禮治理念融入政治生態建設。在朝堂之上，李世民虛心聽取大臣們的意見，與魏征等大臣激烈討論治國方略，尊重他們的見解；而大臣們也心懷忠誠，直言進諫。在法律層麵，《唐律疏議》將“十惡”謀反、謀大逆、謀叛等十種重罪）之首定為危害禮製秩序的行為，以法律形式維護等級製度；同時，設立“義倉”製度，要求百姓每年繳納一定糧食存入義倉，遇災年時開倉賑濟，體現“老有所終”的禮治理想。日本遣唐使吉備真備在其《私記》中，生動記錄長安宮廷禮儀：“凡朝會之儀，文武班列，尊卑有序，讓而不競，威而不猛”，展現了禮治社會井然有序、和諧謙讓的獨特魅力。我們仿佛能看到長安宮殿中，官員們身著整齊的官服，按照品級依次排列，在朝會中相互謙讓，討論國事的莊重場景。
二）衰世警示：禮崩讓失的曆史教訓
春秋時期鄭國“子產鑄刑書”事件，是禮治崩潰的重要標誌。公元前536年，鄭國執政子產將刑法條文鑄於鼎上，公之於眾。這一舉措在當時引起軒然大波，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國家權威，提高了法律的透明度，但也意味著傳統依靠禮製進行道德約束的治理模式逐漸瓦解。正如孔子批評：“晉其亡乎！失其度矣。”當“讓德”被功利主義取代，鄭國雖在子產執政時短暫強盛，但隨著時間推移，內部矛盾逐漸激化，外部在戰國列強爭霸的激烈角逐中，因缺乏禮治凝聚人心，最終走向衰落，成為“禮崩樂壞”引發國家衰敗的典型案例。
明朝中後期的官場腐敗，更是“不能以禮讓為國”的深刻教訓。張居正改革雖一度振興國勢，但未能從根本上扭轉“爭權奪利”的官場風氣。萬曆年間的“國本之爭”，持續長達15年之久。群臣圍繞太子朱常洛與福王朱常洵的儲位問題爭執不下，內閣首輔申時行、王錫爵等重臣卷入其中，甚至出現官員因直言進諫被“廷杖致死”的極端情況。想象當時的朝堂，大臣們分成不同派彆，相互攻擊，爭吵聲此起彼伏，完全不顧及朝廷的整體利益。這種“以爭代讓”的政治生態，嚴重消耗了明朝的統治根基，導致黨爭不斷、內耗加劇。正如顧炎武在《日知錄》中痛心疾首地指出：“禮亡而爭起，爭起而國危。”明朝最終在內憂外患中走向覆滅，為後人留下深刻的曆史警示。
三、禮治思想的哲學解碼：倫理與政治的共生
一）禮的現代性：從差序到契約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提出的“差序格局”理論，精準剖析了傳統禮治的社會結構特征。在以宗法關係為核心的傳統社會中，人們以自我為中心，按照血緣、地緣等親疏關係，形成“己—家—國—天下”的倫理鏈條。這種結構在當代社會依然存在，並轉化為“熟人社會”的治理慣性。浙江“楓橋經驗”便是典型例證，當地通過鄉規民約、宗族調解等傳統方式，將大量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實現“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在楓橋的村落裡，鄰裡之間發生矛盾，往往會請德高望重的長者或宗族長輩進行調解，大家遵循傳統的禮治規範，相互謙讓，最終達成和解，展現了禮治傳統與現代基層治理的有機融合。
從契約社會的視角來看，“禮”本質上是一種非正式製度。根據諾思的製度變遷理論，社會治理體係由正式製度如法律）與非正式製度如道德、習俗）共同構成。日本企業的“年功序列製”深受儒家禮製影響，該製度通過論資排輩的晉升規則，減少內部競爭，增強員工歸屬感。以鬆下、豐田等企業為例，新員工進入企業後，會受到老員工的悉心指導，大家在工作中相互協作、顧全大局，形成獨特的團隊精神，充分印證了禮治思想在現代組織管理中的強大生命力。
二）讓德的經濟學詮釋：超越零和博弈
行為經濟學的“最後通牒實驗”，為“讓德”提供了科學依據。實驗中，提議者分配一筆金錢，回應者若接受分配方案則雙方按此分錢，若拒絕則雙方都得不到錢。實驗結果顯示，當分配方案低於總金額的20時，回應者通常會拒絕。這表明人類具有天然的公平偏好，適度讓利能增進合作收益，而過度逐利往往導致交易破裂。春秋時期弦高“犒師救國”的故事，便是“讓德”實現博弈均衡的生動案例。弦高以商人身份偶遇準備偷襲鄭國的秦軍，他果斷拿出自己的貨物犒勞秦軍，看似損失財物，卻成功迷惑秦軍，避免了鄭國被滅，實現了“讓小利存大義”的智慧抉擇。想象當時弦高麵對秦軍的緊張場景，他臨危不懼，巧妙運用“讓德”策略，為國家贏得了生機。
在公共選擇理論框架下，“讓”是破解“公地悲劇”的有效策略。以內蒙古草原的“草畜平衡”製度為例，牧民們通過協商劃定放牧區域，主動放棄過度放牧帶來的短期利益，以換取草場生態的長期可持續性。在草原上，牧民們圍坐在一起，共同商討放牧規則，為了草原的長遠發展，大家相互謙讓，合理規劃放牧區域。這種現代“讓德”實踐，與《禮記?月令》中“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毋覆巢”的古訓一脈相承，體現了不同時代人們對長遠利益與和諧共生的共同追求。
四、當代社會的禮治困境與重構
一）城市化進程中的禮治失落
隨著城市化快速推進，傳統禮治麵臨嚴峻挑戰。城市社區的“原子化”現象日益嚴重，在北京某大型社區的調研顯示，78的居民甚至不知道鄰居姓名，“老死不相往來”成為普遍現象。走進現代城市的高樓大廈，家家戶戶緊閉房門，鄰裡之間互不相識，缺乏交流。傳統“讓德”所依賴的熟人網絡逐漸瓦解，導致共享單車被私占、公共綠地被圈占等不文明現象頻發。上海推行“垃圾分類”政策初期，因部分居民缺乏“讓渡便利、共擔責任”的共識，引發諸多矛盾。在一些社區，居民們為了圖方便，隨意丟棄垃圾，不配合垃圾分類工作，這本質上是公共空間治理中“禮”的缺位，說明單純依靠法律強製難以實現可持續的社會治理。
在職場領域，“內卷化”競爭導致“讓德”缺失。某互聯網企業推行的“996工作製”引發廣泛爭議，員工為爭奪有限的晉升機會，不得不過度加班，導致“過勞肥”“職業倦怠”等健康問題日益突出。在這些企業的辦公室裡，深夜依然燈火通明，員工們疲憊地敲擊著鍵盤，為了業績和晉升拚命工作。這種“以爭代讓”的職場文化，與日本京瓷公司“敬天愛人”的經營哲學形成鮮明對比。稻盛和夫通過“讓利於員工、讓利於客戶”的理念，將企業打造成“命運共同體”，使京瓷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保持穩健發展，凸顯了“讓德”在職場管理中的重要價值。
二）禮治重構的多元路徑
在基層治理方麵，浙江“楓橋經驗”的創新升級提供了新思路。諸暨市楓橋鎮將傳統“三老”製度轉化為“鄉賢參事會”，邀請退休乾部、企業家、知識分子等鄉賢參與公共事務協商。通過“禮讓調解”機製，當地將76的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例如，在某村土地流轉糾紛中，鄉賢們憑借威望和智慧，協調各方利益。他們深入田間地頭，了解村民的訴求，組織大家坐下來協商，既保障了農民權益，又推動了產業發展，實現了“德治—法治—自治”的有機融合，使“讓德”重新融入現代基層治理體係。
企業治理層麵，海爾集團的“人單合一”模式充分體現禮治智慧。張瑞敏將傳統科層製組織解構為“小微團隊”，鼓勵員工自主經營。同時，集團強調“用戶至上”的讓德精神，某小微團隊為解決用戶投訴，主動賠付三倍損失，雖短期內遭受經濟損失，但贏得了長期口碑和用戶信任。在海爾的生產車間和服務團隊中，員工們時刻以用戶需求為導向，積極主動地解決問題，這種“以讓致和”的策略，助力海爾連續12年入選“全球最具價值品牌100強”，證明禮治思想能夠為現代企業發展注入強大動力。
五、禮治的全球價值：中華文明的治理啟示
一）國際關係中的禮讓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