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孔子在魯國太廟見到一隻變形的觚，那青銅酒器的棱角被磨得圓潤，腹部的饕餮紋殘缺不全，原本四道象征四方的扉棱隻剩下模糊的凸起，早已失去古禮規定的形製。他輕撫著斑駁的銅鏽，指腹劃過被刻意磨平的棱角，連聲感歎：“觚不觚，觚哉！觚哉！”這聲歎息穿越兩千五百年的風雨，至今仍在曆史長廊中回響——它不僅是對一件器物的惋惜，更是對名實錯位的憂慮，對社會秩序崩壞的痛心。從商周青銅禮器到當代社會的製度規範，“觚之為觚”的命題始終纏繞著人類文明：當事物的名稱與實質脫節，當形式與內涵背離，我們該如何找回那失落的“觚”？
一、觚之為觚：青銅鑄就的禮製密碼
商周時期的觚，絕非普通的飲酒器具，而是禮製大廈的一塊基石。考古發現的商代晚期青銅觚，多為喇叭口、細腰、高圈足，腹部常有四道扉棱，紋飾以饕餮、夔龍為主，通高約三十厘米，容量約兩升。這種嚴格的形製並非工匠的隨意設計，而是《周禮?考工記》“審曲麵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的具體實踐——每一寸弧度都對應著尊卑等級，每一道紋飾都承載著宗教倫理。
殷墟婦好墓出土的“婦好觚”，通高36.5厘米，口徑16.8厘米，器身修長，腹部飾有三組饕餮紋，每組以扉棱分隔，圈足飾有相對的夔龍紋。器內底部鑄有“婦好”二字銘文，證明它是商王武丁為王後所作的禮器。祭祀時，商王執觚獻酒，酒液沿喇叭口緩緩注入祭器，象征著人神之間的溝通，而觚的容量恰好是“一升曰爵，二升曰觚”的標準，確保祭祀時“犧牲不成，粢盛不絜，不敢以祭”。考古學家發現，這隻觚的內壁有明顯的使用痕跡，說明它並非擺設，而是真正用於祭祀的禮器——這種“器以載道”的傳統，使觚成為“名實相符”的最初象征。
西周時期，觚的形製被納入更嚴密的禮樂體係。《禮記?禮器》規定“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觚作為中等貴族使用的禮器，其尺寸、紋飾必須與使用者的爵位匹配。陝西扶風出土的“牆盤觚”，紋飾已從商代的饕餮紋簡化為竊曲紋，扉棱變矮，通高降至25厘米，這正是西周中期“禮從宜，使從俗”的體現。但即便簡化，仍保持“上圓下方”的基本形製——喇叭口象征天圓，圈足象征地方，暗合“天圓地方”的宇宙觀，說明形製可變，但其承載的“名”與“實”的對應關係不可破。
春秋早期的“子仲薑觚”，現藏上海博物館，器身修長如商代舊製，頸部飾有蕉葉紋，腹部為獸麵紋，圈足有透雕蟠螭紋，紋飾繁密仍恪守古製。但到春秋晚期，山東沂水出土的“邾公華觚”已麵目全非：圈足變高近十厘米，腹部加粗，甚至出現了帶柄的異形觚，原本象征等級的扉棱被完全磨平。考古學家通過紋飾斷代發現，這隻觚的使用年代恰與孔子同時，正是他所見“觚不觚”的實物例證。器物的變形背後，是周禮體係的鬆動：當諸侯僭用天子之禮，大夫冒用諸侯之器，觚的形製自然失去了規範——它不再是等級秩序的象征，而成了權貴炫耀的工具，“名”存“實”亡的悲劇由此上演。
孔子對“觚不觚”的敏感，源於他對“名”的重視。在《論語?子路》中，他明確提出“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在他看來，“名”是社會秩序的基石，正如觚的形製是禮製的體現，一旦“名實背離”，整個文明體係都會崩塌。他晚年刪訂《春秋》，通過“鄭伯克段於鄢”“天王狩於河陽”等“微言大義”，正是要“正名”——讓事物的名稱與其本質相符，讓社會秩序回歸正軌。漢代董仲舒曾解釋：“《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
二、不觚之歎：亂世中的名實錯位
春秋時期的“觚不觚”，絕非孤立的器物變形，而是整個社會“名實錯位”的縮影。《左傳》記載的“季氏八佾舞於庭”——按禮天子用八佾六十四人），諸侯六佾，大夫四佾，季氏作為大夫卻用八佾；“三家者以《雍》徹”——《雍》是天子祭祀後撤祭器時唱的詩，孟孫、叔孫、季孫三家大夫祭祀時卻擅自使用，這些與變形的觚如出一轍，都是在下者冒用在上者的禮製，導致“名”與“實”的割裂。
政治領域的“不觚”最為刺眼。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本是霸主，卻在葵丘之會前651年）“欲封泰山，禪梁父”，冒用天子祭祀之禮。管仲以“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皆受命然後得封禪”苦苦勸阻，列舉伏羲、神農等受命帝王的先例，才勉強阻止。晉文公更在踐土之盟前632年）召周天子赴會，《春秋》為“正名”，不得不書“天王狩於河陽”——明明是諸侯召見天子，卻硬說是天子狩獵，這種“為尊者諱”恰恰暴露了“名實不符”的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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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國的官製變革同樣體現“不觚”。西周的“卿、大夫、士”等級分明，春秋時卻出現“陪臣執國命”的現象：魯國的陽虎本是季孫氏家臣，公元前502年囚禁主人季桓子，執掌國政達三年；晉國的六卿韓、趙、魏、智、範、中行）架空公室，公元前453年韓趙魏三家分晉，最終瓜分晉國。這些家臣、大夫的官職名）與其實際權力實）完全背離，正如變形的觚——名為“觚”，實則早已不是觚。
經濟領域的“不觚”體現在賦稅製度。西周的“井田製”規定“方裡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到春秋時，魯國宣公十五年前594年）“初稅畝”，不分公田私田一律收稅；齊國管仲“相地而衰征”，按土地肥瘠收稅，實質都是承認土地私有，卻仍保留“井田”之名，形成“名存實亡”的局麵。《公羊傳》批評“初稅畝”時所說“始履畝而稅也。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正是對這種“不觚”的譴責。
倫理層麵的“不觚”更觸目驚心。《禮記?檀弓》記載，春秋時有個叫“黔婁”的人去世，其妻按照他的遺願“不封不樹”不堆墳頭不種樹），卻有人指責“夫魯有初，公儀仲子之喪，舍其孫而立其子，孔子曰‘何哉，不使其子主之而使其孫主之’”，可見連喪禮這種最私人的倫理行為，都出現了“名實不符”的混亂。更有甚者，衛宣公為娶兒媳宣薑而築新台，《詩經?邶風?新台》諷刺“新台有泚，河水彌彌。燕婉之求，籧篨不鮮”，直指“父娶子妻”的名實顛倒。
麵對這種全麵的“不觚”，不同學派提出了不同的應對之道。道家主張“絕聖棄智”，認為“名”本身就是束縛，《老子》“名可名，非常名”，要回歸自然本真；墨家強調“兼愛”“非攻”，試圖用實用主義打破等級虛名，《墨子?小取》“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注重名實的對應；法家則乾脆“不彆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以法律取代禮製，《韓非子?定法》“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而孔子選擇的是“正名”——通過恢複“名”與“實”的對應，重建社會秩序，這正是他周遊列國宣揚“仁”“禮”的深層動因。
三、循名責實：曆史中的糾偏之路
“觚不觚”的困境，並非春秋獨有，而是貫穿中國曆史的永恒命題。每當社會出現“名實錯位”，總會有智者站出來“循名責實”，試圖將變形的“觚”重新塑回應有的形製。從戰國的商鞅變法到漢代的“春秋決獄”，從唐代的《唐律疏議》到明代的張居正改革，本質上都是對“不觚”的糾正，是“正名”傳統的延續。
戰國時期的商鞅變法，是“循名責實”的激進實踐。他在秦國推行“軍功爵製”，規定“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將爵位名）與軍功實）嚴格掛鉤，徹底打破西周以來的“世卿世祿”製。史書載，秦軍士兵“捐甲徒裼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正是這種“以實定名”的激勵效果。他還設立“告奸”製度，“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確保法律條文名）與執行實）一致。司馬遷評價商鞅“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可見“循名責實”的成效。
但商鞅的“正名”過於剛性，隻重“實”而輕“名”的教化功能。他統一度量衡時，隻規定“度、量、衡”的標準——“一尺約合23.1厘米，一升約合202毫升”，卻忽視了其背後的禮製內涵，甚至“燔詩書而明法令”，焚燒儒家典籍。趙良曾勸他“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商鞅不聽，最終被車裂，印證了“正名”不能僅靠強製，還需兼顧“名”的象征意義，正如觚的形製既要規範，也要保留其承載的文化記憶。
漢代的“春秋決獄”，開創了“以名正實”的司法傳統。董仲舒提出“《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誌”，即根據行為的動機名）與結果實）來定罪。《太平禦覽》記載一案例：甲父乙與丙爭言相鬥，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擊丙，誤傷乙，按律甲應處死刑。董仲舒卻以《春秋》“父為子隱”為由，認為甲“非律所謂毆父也”——甲的動機是救父而非傷父，“名”動機）為“救”，故“實”定罪）不應為“毆父”，最終判甲無罪。這種“原心定罪”，通過《春秋》的“大義”名）來糾正法律條文實）的僵化，體現了“名”對“實”的引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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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唐律疏議》，是“名實相符”的製度巔峰。這部法典開篇即“名例律”，明確“名者，五刑之罪名；例者，五刑之體例”，將“名”的定義與“實”的量刑嚴格對應。如對“謀反”的定義：“謂謀危社稷”，解釋為“王者居宸極之至尊，奉上天之寶命，同二儀之覆載，作兆庶之父母。為子為臣，惟忠惟孝。乃敢包藏凶慝，規反天常，悖逆人理，故曰謀反”，從“名”的內涵到“實”的懲處淩遲）都規定得清清楚楚。更可貴的是，它還設“諸斷罪而無正條，其應出罪者，則舉重以明輕；其應入罪者，則舉輕以明重”的原則，通過類比確保“名實相符”無死角，形成“言者無心，聽者有意，法者定名，刑者正實”的體係。
宋代的程朱理學，則從哲學層麵“正名”。朱熹提出“理一分殊”，認為“萬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正如觚有觚之理，爵有爵之理，“名”是“理”的體現，“實”是“理”的落實。他編訂《家禮》，規範“冠婚喪祭”的禮儀，甚至細化到“深衣”的尺寸“袂之長短，舉之及肘；袷之高下，及腰而已”、“喪服”的布料“斬衰用粗麻布，齊衰用稍細麻布”。他說“禮即理也”，試圖通過“正”日常生活之“名”，來涵養人心之“實”，這是對孔子“觚不觚”之歎的哲學回應。
明代的張居正改革，以“考成法”踐行“循名責實”。他規定“凡六部、都察院遇各章奏，或題奉明旨，或覆奉欽依，轉行各該衙門，俱先酌量道裡遠近，事情緩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每月終注銷”，即對官員的職責名）與政績實）進行量化考核。如規定“河道修治須三月完工，逾期未竣者，巡撫罰俸三月”。他還設立“隨事考成”製度，“月有考，歲有稽”，使“名實不相符者，查參究治”。這種製度設計，直指明代官場“因循苟且”“名實背離”的積弊——如官員“報喜不報憂”，水災隻報“淹沒田畝十之三”，實則過半；征稅隻報“已征八成”，實則不足六成。張居正的改革正如將變形的觚重新校準，短期內使明朝出現“太倉粟可支十年，冏寺積金至四百餘萬”的中興氣象。
這些曆史實踐表明，“正名”不是複古守舊，而是根據時代需要調整“名”與“實”的關係：有時需要“以名正實”如董仲舒），用理念引導實踐；有時需要“以實正名”如商鞅），用實踐修正理念；更多時候則是“名實互證”如《唐律疏議》），使二者動態平衡。這種平衡的智慧，正是中華文明應對“不觚”困境的核心方案。
四、形製之變與精神之守：器物演變中的永恒
觚的形製在曆史長河中不斷變化：從商代的繁複到西周的簡化，從春秋的變形到秦漢的消失被爵、觶取代），再到宋代以後的仿古複製，但它承載的“名實相符”精神卻始終未變。這種“形製可變，精神恒在”的現象，揭示了應對“不觚”困境的深層智慧——重要的不是固守形式，而是守住形式背後的核心價值。
漢代雖無實用觚，但“正名”精神體現在銅器鑄造中。河北滿城漢墓出土的“錯金銅博山爐”，雖非禮器，卻在山巒紋飾中融入“昆侖”意象，爐蓋的煙霧從山巒間升起，象征“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的傳統；爐座的盤龍紋則對應“四神拱衛”的禮製，使“名實相符”從酒器延伸到熏香器。馬王堆漢墓的“漆繪食案”，長70厘米，寬40厘米，雖形製與西周禮器不同，卻嚴格遵循“食不言，寢不語”的禮儀規範——案上杯盤擺放“左酒右食”，與《禮記?曲禮》“進食之禮，左殽右胾”完全一致，仍體現“尊左卑右”的等級觀念。這說明漢代雖“器變”，卻未“道變”，正如孔子所希望的“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形式可簡，精神不可失。
唐代的“唐三彩”雖多為冥器，卻暗含“名實”考量。西安出土的“三彩駱駝載樂俑”，駱駝上的樂師分坐兩側，中間舞者姿態謙卑，這種“左右對稱、中為尊”的布局暗合“君臣有序”的禮製；樂師所持樂器“琵琶、箜篌、笛”，皆為宮廷雅樂之器，而非民間俗樂，確保“名”宮廷樂俑）與“實”樂器組合）相符。法門寺地宮出土的“秘色瓷”，雖為瓷器取代了青銅，但其“秘色”之名意為“皇家專用，秘而不宣”）與其供奉佛骨的功能實）完美對應——考古發現的14件秘色瓷，器形規整，釉色青碧，與文獻“類玉類冰”的記載完全一致，體現了“名實相符”在新器物中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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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仿古禮器”運動，更顯對“觚”之精神的回歸。宋徽宗命人編撰《宣和博古圖》，收錄曆代青銅器839件，其中對“觚”的形製考證尤為詳細：“觚，酒器也，所以禮天地、事鬼神、和人倫者也。其製上圓下方，體象天地，容量二升，應乎中和。”他還命汝窯、官窯仿製古觚用於祭祀，考古發現的“宋仿商觚”，雖紋飾簡化，卻嚴格遵循“高30厘米、口徑15厘米”的古製，甚至刻意模仿商代的“範鑄痕跡”，使其“名”仿古禮器）與“實”祭祀功能）相符。雖然後世批評其“泥古不化”，但這種努力背後，是對“名實相符”精神的堅守。
元明清時期，觚的形製進一步藝術化，卻仍未失其“神”。元代的“青花觚”，紋飾變為“鬆竹梅”“纏枝蓮”，但“上寬下窄”的基本造型仍未變，象征“謙尊而光”的倫理；清代的“琺琅彩觚”，器身多繪“嬰戲圖”“花鳥紋”，功能變為陳設器，但其“對稱平衡”的美學仍暗合“禮者，天地之序也”的傳統。乾隆年間的“仿青銅釉觚”，甚至在器身刻“大清乾隆仿古”款，明確“名”仿古）與“實”創新）的關係——既不隱瞞時代，又不背離傳統，這種“明變守常”的智慧，對當代處理傳統與現代的關係極具啟示。
當代的“文創產品”中，也可見“觚”之精神的延續。故宮博物院推出的“角樓咖啡杯”，杯身圖案嚴格按照角樓“九梁十八柱七十二脊”的結構繪製，名稱角樓咖啡杯）與內涵故宮文化）相符；杯型采用馬克杯的實用形製，卻在杯底印有“故宮文創”標識，既創新又守正。蘇州博物館的“吳王夫差劍文具套裝”，將古劍的“菱形暗格紋”轉化為鋼筆紋飾，使“劍”的“殺伐之實”轉化為“文房之雅”，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名）與產品質量實）仍保持一致——筆尖采用銥金材質，書寫流暢度經過百次測試。這些案例證明：傳統器物的形製可以創新，但“名實相符”的精神必須堅守。
五、當代之觚：傳統與現代的名實博弈
今天的社會，依然麵臨“觚不觚”的困境，隻是“觚”的形式變了：可能是製度與執行的脫節，可能是商品宣傳與實際質量的不符，可能是傳統符號的濫用，這些“名實錯位”與孔子時代的“禮崩樂壞”雖形式不同，本質相通——都是“名”與“實”的割裂，都需要“正名”的智慧。
公共政策領域的“不觚”常表現為“政策空轉”。2019年，某省推行“垃圾分類”，口號名）喊得響亮，在社區懸掛橫幅“垃圾分類，人人有責”，卻因垃圾桶設置不合理——“可回收物桶與其他垃圾桶相距不足5米”、回收體係不健全——“回收車一周才來一次”，導致居民“想分卻難分”實），垃圾分類準確率不足30。更有甚者，某縣“鄉村振興”規劃精美名），投資2億元建“仿古一條街”，卻不顧村民“需要就業、改善住房”的實際需求，最終商戶入駐率不足20，淪為“空心村”實）。這些現象正如變形的觚，看似符合“名”，實則背離了“名”所承載的“為民服務”本質。
商業領域的“名實錯位”更為普遍。“老字號”本應代表“品質可靠”名），卻有品牌為追求利潤偷工減料實）：某百年醬園用工業色素“日落黃”代替傳統“黃梔子染色”，檢測發現其產品色素含量超標10倍；某“中華老字號”糕點，將傳統“豬油起酥”改為“氫化植物油”，口感變差卻仍標“傳統工藝”。“有機食品”本指“無農藥化肥、生態種植”名），卻有商家貼標造假實）——2023年市場監管總局抽查顯示，有機食品合格率僅78.3，部分“有機蔬菜”檢測出“毒死蜱”農藥殘留，形成“有機不有機”的怪象。這些行為與春秋時“僭用禮製”一樣，都是對“名”的透支，最終會失去消費者信任。
文化領域的“不觚”體現在傳統符號的濫用。“漢服”本是承載禮儀的服飾名），其形製“交領右衽、寬袍大袖”對應“溫柔敦厚”的倫理，卻有人將其商業化、獵奇化，穿漢服逛夜店、闖紅燈，甚至搭配“運動鞋、墨鏡”，使“漢服”失去了“衣冠上國”的文化內涵實）。“非遺”本指“代代相傳、活態傳承的技藝”名），卻有地方為政績將“速成剪紙”“機器刺繡”申報非遺實），2023年某省清理“偽非遺”達237項，暴露了“非遺不非”的亂象。這種對傳統符號的“形取而神棄”，與孔子所見的“觚不觚”異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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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領域也存在“名實背離”。“素質教育”倡導“德智體美勞全麵發展”名），卻仍有學校以“應試”為唯一目標實）——某中學將“音體美”課程全部改為“數理化”，甚至周末補課，校長坦言“不這樣升學率上不去”。“教授”本應“教書育人”名），卻有學者重科研輕教學，甚至抄襲造假實）——2023年某高校查處學術不端案件127起，部分教授“三年未上一節課”，淪為“老板教授”。這些現象正如“八佾舞於庭”，都是對“名”的褻瀆。
應對當代“不觚”，需要重拾“循名責實”的智慧。浙江推行的“最多跑一次”改革，通過“減事項、優流程、壓時限”，將“企業開辦”從“5個工作日”壓縮至“1個工作日”，使政策名稱名）與辦事效率實）相符；華為的“以客戶為中心”，將口號名）轉化為“客戶滿意度納入kpi考核，權重占30”實），使企業理念落地；敦煌研究院的“數字敦煌”，用3d掃描技術實）還原壁畫細節，網上展廳訪問量超10億次，實現了“傳播敦煌文化”名）的目標。這些實踐證明：隻要守住“名”的核心內涵，形式可以靈活創新，正如觚的形製可變，但“名實相符”的精神永恒。
六、守正出新：名實相生的永恒智慧
孔子的“觚不觚”之歎，穿越千年仍振聾發聵，因為它觸及了人類文明的根本問題：如何在變化中保持穩定，在創新中堅守本質。從商代的青銅觚到當代的社會治理，從春秋的禮崩樂壞到今天的傳統複興，“名”與“實”的博弈從未停止，而解決之道始終是“守正出新”——守住“名”的核心價值正），創新“實”的表現形式新），使“觚”雖形製可變，卻始終是“觚”。
“守正”是前提，即守住“名”所承載的核心價值。對於觚來說，核心價值是“禮製象征”；對於現代社會，“正”可能是公平正義、誠實守信、責任擔當等。同仁堂“修合無人見，存心有天知”的古訓，守的是“藥者仁心”的“名”——其“安宮牛黃丸”仍堅持“金箔包裹”“手工泛丸”，雖成本高卻不更改工藝；張桂梅創辦華坪女高，守的是“教育改變命運”的“名”——她身患23種疾病仍每天陪學生晨讀，13年送出2000多名女大學生；敦煌研究院“莫高精神”，守的是“保護文化遺產”的“名”——樊錦詩紮根大漠58年，用數字化技術保護壁畫，卻拒絕“商業化過度開發”。這些“正”如同觚的基本形製，是不能變的根本。
“出新”是關鍵，即根據時代需求創新“實”的表現形式。古代的“禮製”在今天可以表現為法治、德治——如“孝道”從“丁憂三年”變為“常回家看看”入法；傳統的“工匠精神”在今天可以結合科技手段——某老字號糕點用“3d打印”製作模具，卻保留“手工烘焙”的核心工藝；“名實相符”在數字時代可以表現為“透明化”“可追溯”——某有機農場用區塊鏈記錄“種植、施肥、采摘”全過程，消費者掃碼即可查看，使“有機”之名有“實”可依。如“老字號”稻香村，既保留傳統配方正）——“自來紅月餅”仍用“芝麻油、青梅餡”，又推出“低糖月餅”“文創糕點”新），使“老字號”之名與“新消費”之實相符；蘇州園林的保護，既堅守“雖由人作，宛自天開”的造園理念正），又引入智能監控、生態修複技術新）——用傳感器監測水位、土壤酸堿度，實現了“名實相生”。
“守正”與“出新”的平衡，正是“觚之為觚”的當代詮釋。正如青銅觚在不同時代有不同形製，卻始終承載“禮”的精神，當代社會的各種“名”也應在堅守核心價值的同時，靈活調整表現形式。當政策的“名”與民生的“實”對接——如“鄉村振興”既保留“鄉愁”又發展“鄉村旅遊”；當傳統的“名”與現代的“實”融合——如“中醫”既用“望聞問切”又結合“ct、化驗”；當商業的“名”與品質的“實”統一——如“網紅產品”既創新營銷又保證質量，我們就能破解“觚不觚”的困境，實現孔子所向往的“天下有道”。
站在博物館的玻璃櫃前，凝視那隻變形的春秋觚，我們仿佛能聽到孔子的歎息。但當目光轉向身邊——看到“誠信商家”的牌匾與貨真價實的商品，看到“人民公仆”的稱號與為民服務的行動，看到“非遺傳承”的榮譽與精益求精的技藝——我們又能感到欣慰：“觚”或許仍在變形，但“名實相符”的精神正在新的土壤中生長。這生長，正是對孔子“觚哉！觚哉！”之歎的最好回應——千年以降，我們始終在尋找那隻“應然”的觚，而尋找的過程，本身就是文明進步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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