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暮春的曲阜杏壇，弟子們圍坐聽孔子講學，陽光透過杏林灑下斑駁的光影。宰我忽然起身，帶著幾分詰問的語氣：“夫子常言仁者愛人，若有人告知仁者‘井裡有仁人’，他會跳下去救人嗎？”話音剛落，弟子們紛紛側目，有的麵露困惑，有的若有所思。子路急道：“仁者當見義勇為，豈有見死不救之理？”顏回則沉吟：“君子行事，當思其可，盲目赴險恐非仁道。”孔子放下手中的竹簡，目光沉靜地看著宰我：“為何會這樣呢？君子可以前往察看，卻不可陷入井中；可以被欺騙，卻不可被愚弄。”這段對話如同一顆投入湖麵的石子，在兩千多年的思想長河中激起層層漣漪，揭示了仁與智的深層辯證——真正的仁愛，從來不是盲目的犧牲，而是兼具悲憫之心與清明之智。
一、井中之問：宰我命題的深意
宰我的提問，看似刁鑽，實則觸及了儒家仁學的核心難題：仁愛是否意味著無條件的付出？這種極端情境的假設，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對現實中“愚仁”現象的反思。春秋時期，衛國大夫公子開方，為表對齊桓公的忠誠，十五年不回家鄉，連父母去世都不奔喪，管仲評價其“倍親以適君，非人情，不可近”，後來果然與易牙、豎刁作亂，可見偽善的“仁”往往披著道德的外衣。魯國的沈猶氏，每逢祭祀便抬高羊價，甚至“朝飲其羊”早上給羊灌水增加重量），卻在孔子任大司寇時“不敢朝飲其羊”，這種前後變化印證了“仁”若缺乏智慧約束，便易淪為投機工具。
“井”在古代文化中具有多重象征意義。《周易?井卦》言“改邑不改井，無喪無得，往來井井”，井是聚居的核心，《詩經?小雅?白華》“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以井象征家園；卻也暗藏危險——《周易?井卦》“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清澈的井水無人飲用是可惜，而《荀子?榮辱》“短綆不可以汲深井之泉”則喻示井的深險。宰我以“井”為喻，將仁愛置於生死考驗的絕境，實則是要區分“真仁”與“愚仁”：前者如“見義不為，無勇也”的擔當，後者似“匹夫匹婦之為諒”的盲從。
孔子的回應“何為其然也”，首先否定了這種非此即彼的思維。他曾與子貢討論“博施於民而能濟眾”是否為仁，孔子答“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可見仁有層次，非必以死相搏。《禮記?檀弓》記載，孔子路過泰山，見婦人哭於墓前，使子路問之，婦人曰“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子路問“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孔子感歎“苛政猛於虎也”。他既同情婦人的遭遇，卻未勸其留在虎患之地，而是暗含對苛政的批判——這正是“可逝也，不可陷也”的實踐：前往體察民情逝），卻不認同以生命承受暴政不陷）。
宰我的提問或許還隱含對“仁”的實踐性懷疑。當時墨家主張“兼愛”，提倡“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墨子?兼愛中》“愛人若愛其身”，這種極端利他主義在戰國初期頗為流行。宰我作為孔門中善辯的弟子，曾因“三年之喪”的爭議被孔子批評“不仁”：宰我認為“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主張一年即可。孔子反問“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宰我答“安”，孔子歎“汝安則為之”。這段爭論實則展現了宰我注重仁的現實可行性，他問“井有仁焉”，可能是在質疑墨家式的盲目犧牲，尋求儒家仁學的理性根基——這恰如蘇格拉底的“產婆術”，通過詰問逼近真理。
漢代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必仁且智》中解讀：“宰我以井為險，問仁是否必陷，夫子以‘不可陷’明仁之有智也。仁而不智，則愛而不彆也；智而不仁，則知而不為也。故仁者所以愛人類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這種解讀揭示了宰我命題的深意：仁與智如同車之兩輪，缺一不可，沒有智慧的仁愛，終將淪為災難。
二、可逝也：仁者的擔當之勇
“可逝也”三字，彰顯了儒家對擔當的重視。“逝”在《說文解字》中為“往也”，並非赴死，而是“前往察看”的行動，體現仁者“見危授命”的勇氣。孔子周遊列國時，在匡地被誤認為陽虎而遭圍困，弟子們皆懼，孔子卻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這種臨危不亂的擔當，正是“可逝也”的生動詮釋——明知有險，仍前往踐行道義。《孔子家語》記載，當時子路操戈欲戰，孔子止之曰“吾與汝俱歌”，弦歌不輟，匡人感其德而解圍，可見“逝”的勇氣需配以從容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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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時期的鄭國大夫子產，堪稱“可逝也”的典範。鄭簡公時，公子嘉子孔）專權，“作盟書，約卿大夫毋得相違”，子產雖為大夫，卻不懼權貴，前往宮中當麵斥責其“作封洫，立謗政，將以靖國，而不免於難，不亦惑乎”，最終迫使公子嘉焚毀盟書。後來子產推行“丘賦”改革按田畝征稅），遭到國人辱罵“其父死於路，己為蠆尾毒蠍尾巴），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他仍堅持“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親自巡查各地，“伍田疇，量入修賦”，確保改革公平。子產的“逝”，不是魯莽的衝撞，而是基於對鄭國國情的深刻洞察——他深知“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通過漸進改革化解矛盾，正如孔子評價“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西漢的蘇武，在匈奴十九年持節不屈，展現了“可逝也”的極致。漢武帝天漢元年，蘇武以中郎將持節出使匈奴，因副使張勝參與虞常謀反，蘇武被扣留。匈奴單於派衛律勸降，衛律舉劍擬殺蘇武，蘇武“引頸受劍”，衛律驚而止之；單於又將其幽禁大窖，“絕不飲食”，蘇武“齧雪與旃毛並咽之”，數日不死；後徙北海貝加爾湖）牧羊，“羝乳乃得歸”公羊產乳才放歸），他仍“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儘落”。這種“逝”於絕境的堅守，不是愚忠，而是對“漢使”身份的清醒認知——他知道自己的使命是維護漢匈和平，而非無謂犧牲。蘇武最終在始元六年歸漢，須發儘白卻初心不改，昭帝命其“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這種“逝”的擔當，換來了民族尊嚴的維護。
唐代的狄仁傑，在來俊臣誣陷下入獄，麵對“認罪可免死”的誘惑，他假意認罪卻暗中寫下冤狀，藏於綿衣中，讓兒子狄光遠呈給武則天，“則天覽之惻然，乃召見仁傑，謂曰‘卿承反何也？’對曰‘向若不承反，已死於鞭笞矣’”，最終平反昭雪。這種“逝”入險境卻留有後手的智慧，打破了“要麼赴死要麼屈節”的二元對立，展現了儒家“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靈活性。狄仁傑後來複任宰相，推動武則天還政李唐，他對武則天說“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侄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侄，則未聞侄為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可見“可逝也”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實現更大的仁道。
宋代的包拯，在彈劾權貴時展現“可逝”的勇氣。他彈劾張堯佐宋仁宗寵妃張氏之叔）任三司使，認為其“凡庸之人，隻因寵私，驟居要職”，連續三次上書，甚至在朝堂上與仁宗爭執，“反複數百言，音吐憤激，唾濺帝麵”，最終迫使張堯佐辭職。包拯的“逝”，不是匹夫之勇，而是基於對“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堅守，他知開封府時“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卻也製定“包待製知開封府，人莫敢犯，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的製度，以智慧保障擔當的成效。
這些曆史案例表明，“可逝也”的“逝”，是基於道義的主動選擇：它不是盲目的冒險，而是對“仁”的踐行；不是無謂的犧牲，而是對責任的擔當。正如孔子所言“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這裡的“殺身成仁”，是在絕境中對仁的堅守，而非主動跳入“井中”的愚行。
三、不可陷也：智者的明辨之慧
“不可陷也”，是孔子對仁的重要限定——真正的仁者，懂得保護自己以持續踐行仁道，而非陷入無法自拔的絕境。戰國時期的孟子，曾對齊宣王說“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強調仁需要智慧的引導，否則便會“陷溺其心”。“陷”字本義為“墜入陷阱”，《說文解字》“陷，高下也”，引申為陷入困境，孔子用“不可陷”警示弟子：仁愛若失去理智的約束，終將淪為災難。
春秋時期的宋襄公，便是“陷而不悟”的反麵教材。泓水之戰前638年）中，楚軍渡河時，公子目夷建議“彼眾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宋襄公卻堅持“君子不重傷不傷害受傷者），不禽二毛不俘虜年老士兵）”，等楚軍列陣完畢才開戰。戰鬥中，宋襄公親率軍衝鋒，被楚軍射中大腿，大敗而歸，次年因傷重去世。他所謂的“仁”，是脫離實際的迂腐，《左傳》批評“宋公迂也。君子不困人於厄，不鼓不成列”是“不知戰”，孔子雖未直接評價，卻通過“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暗示：形式化的“仁”，恰是對仁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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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的晁錯，主張“削藩”以加強中央集權，其誌可嘉，卻缺乏“不可陷”的智慧。他未充分考慮諸侯勢力的強大，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晁錯“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先削楚東海郡、趙常山郡、膠西六縣，引發吳王劉濞聯合六國以“誅晁錯，清君側”為名叛亂七國之亂）。晁錯此時仍未意識到危險，反而建議景帝親征，自己留守長安，袁盎趁機進言“方今計獨斬晁錯，發使赦吳楚七國，複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最終晁錯被“衣朝衣斬東市”。司馬遷評價“晁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仇，反以亡軀”，可見缺乏智慧的“仁政”，不僅無法成事，反而危及自身，更談不上踐行仁道。
明代的王陽明，在平定寧王朱宸濠叛亂時展現“不可陷”的智慧。正德十四年1519年），朱宸濠在南昌起兵謀反，王陽明時任南贛巡撫，兵力不足，卻沉著應對：先偽造朝廷檄文，稱“邊兵十萬旦夕至”，迷惑朱宸濠；又釋放被俘的朱宸濠部下，讓其散布“官軍四合”的謠言，拖延其進軍速度。當朱宸濠察覺中計，率軍東下欲攻安慶時，王陽明不去救援安慶避免陷入敵軍預設戰場），反而直搗南昌朱宸濠老巢），迫使朱宸濠回援，最終在鄱陽湖大敗叛軍，生擒朱宸濠。王陽明的智慧在於：他深知“不可陷”不是逃避，而是通過靈活戰術創造有利局麵，以最小代價實現平叛仁）的目標。
這些案例印證了“不可陷也”的深意：真正的仁者，既能“見義而為”，又能“量力而行”；既能堅守原則，又能靈活變通。正如孟子所言“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智的作用，正在於守護仁與義不被扭曲。
四、可欺也：仁者的寬容之度
“可欺也”，看似與“不可陷”矛盾，實則揭示了仁者的寬容特質。“欺”在《說文解字》中為“詐欺也”，但此處指“善意的欺騙”或“無意的誤解”，孔子認為君子可以承受這種“欺”，因為其心光明，不怕暫時的誤解。《論語?子罕》中，孔子被匡人圍困，弟子顏淵後至，孔子說“吾以女為死矣”，顏淵答“子在，回何敢死”，這種信任正是“可欺也”的基礎——仁者相信人性本善，即使被誤解，也堅信真相終將顯現。
春秋時期的管仲，曾“欺”齊桓公而終被諒解。齊桓公即位前，管仲輔佐公子糾，曾射中齊桓公的衣帶鉤“中鉤”）。齊桓公即位後，鮑叔牙推薦管仲，“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即高傒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齊桓公不計前嫌任其為相。管仲在相齊初期，推行“相地而衰征”按土地肥瘠征稅）、“叁其國而伍其鄙”整頓行政區劃）等改革，遭到舊貴族的反對，他們汙蔑管仲“貪於財貨”，稱其“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齊桓公卻選擇信任，最終管仲助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成就霸業。管仲晚年曾坦言“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可見“可欺”的前提，是雙方都有“仁”的根基，暫時的誤解終將被真誠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