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魯昭公二十年深秋，季孫氏的家臣陽虎捧著麻絰，站在曲阜城的巷口等待孔子。三天前，季平子病逝，按禮製需宴請吊唁的賓客，孔子作為曾任職魯國大司寇的大夫，自然在受邀之列。走進季氏府邸，喪樂的編鐘聲低沉如泣，庭中懸掛的素帷被秋風掀起邊角，露出後麵披麻戴孝的族人。孔子接過小童遞來的葦席，在西階下的賓客位坐下，麵前的俎案上擺著陶豆盛的黍米飯、醃葵菜，還有一爵清酒——這是士喪禮規定的“疏食”，比日常飲食簡樸得多。同席的叔孫武叔已添了三次飯，孔子卻隻用竹筷夾了幾口，子貢在旁低聲問：“夫子為何不多食？”孔子目光掠過主人麻衣上粗糙的麻線，輕聲說：“臨喪不飽，禮也。”《論語?鄉黨》記載的“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正是這一場景的凝練。“未嘗飽”不是胃容量的限製，而是心靈的自律——在哀痛者身邊，飽滿的食欲成了對他人痛苦的漠視；節製飲食，是將自己的脈搏與喪家的悲戚調成同一頻率。這種“食不飽”的姿態，藏著儒家“仁”的密碼：共情不是廟堂上的道德宣講，而是滲透在一飲一食中的生命關懷。從孔子的俎案到當代的靈堂，這種“未飽的敬意”始終是人性溫度的試金石。
一、喪側之食：禮儀與情感的交融
“食於有喪者之側”的“側”，不是物理空間的“旁邊”，而是情感場域的“沉浸”。《說文解字》“側，旁也”，但在喪禮語境中，“側”意味著進入喪家的悲戚氛圍，如同《禮記?檀弓》所言“鄰有喪，舂不相；裡有殯，不巷歌”——鄰裡有喪事，舂米時不唱勞動號子，街巷裡不傳唱歌謠，通過行為節製主動呼應他人的痛苦。孔子“食於其側”，是在喪禮的飲食場合中，以“未嘗飽”的身體語言，參與並放大著喪家的哀痛，就像投入湖麵的石子，用自己的漣漪呼應原有的波紋。
春秋時期的喪禮飲食，有一套嚴絲合縫的禮儀規範。《儀禮?士喪禮》記載，喪家在“三日殯”後開始接受賓客饋贈，“有饋食者，拜之；不見則哭；哭，不哀，非也”——接受食物饋贈要拜謝，若饋贈者未見麵需哭泣，哭泣不哀傷則不合禮。賓客赴喪宴的基本要求是“食不言，寢不語”《論語?鄉黨》），而“未嘗飽也”則是更深層的情感表達。《禮記?喪大記》明確“君之喪，子、大夫、公子、眾士皆三日不食”，“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三日不食”，雖賓客無需如此嚴苛，但“不飽”是對喪家“不食”的情感呼應，正如《禮記?曲禮》強調“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則必有容”，外在行為必須與內在情感同頻共振。
“未嘗飽也”的“飽”，在儒家語境中不僅是生理狀態，更是情感指標。《說文解字》“飽，厭也”，指飲食滿足後的充盈狀態。在喪者之側，“飽”意味著情感的“厭足”，與喪家的“哀不足”形成刺眼的對比；“不飽”則是“哀有餘”的外在表現，正如《禮記?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孔子的“不飽”是“哀”的“中節”表達——既不過度如三日不食的自虐），也不欠缺如飽食如常的冷漠），恰如其分地傳遞共情。這種“中節”在《儀禮?士喪禮》中體現為“朝夕哭，不辟子卯”，哭喪不因忌日而中斷，飲食不因美味而放縱，始終以喪家的情感為核心。
孔子在不同場合的飲食態度，形成鮮明的情感光譜。“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論語?鄉黨》）體現對日常飲食的講究——稻米舂得不夠精就不食，魚肉切得不夠細就不食，這是對生活的尊重；“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論語?述而》）展現對藝術的沉醉——欣賞《韶》樂三個月，連肉的滋味都忘記了，這是對美的敏感；而“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則凸顯對他人痛苦的敏感。這種差異不是矛盾，而是“禮以順人心為本”《禮記?喪服四製》）的生動詮釋——不同情境下的行為，都以“順人心”為核心，日常的精細是對生活之“樂”的呼應，喪側的不飽是對哀痛之“哀”的共情。
二、不忍之心：“未飽”背後的仁學根基
“未嘗飽也”的本質，是“不忍人之心”的自然流露。孟子“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孫醜上》）的論斷，正是對這種情感的精準提煉。這種“惻隱”在飲食場景中，表現為無法在他人痛苦時安然飽食——看到喪家粗麻喪服上的淚痕，聽到內室傳來的嗚咽聲，食欲會自然衰減，正如《孟子?梁惠王上》“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對生命痛苦的敏感，是“仁”的起點。孔子在季平子的喪宴上，麵對黍米飯的清香，首先感知到的不是饑餓，而是主人“食不甘味”的哀痛，這種“先他人之憂而憂”的共情，正是“仁”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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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未飽”，不是刻意的表演，而是“誠於中，形於外”的真實流露。《論語?為政》“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這裡的“信”不僅是言語的誠信，更是行為與內心的一致。他在“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時的“不飽”，與“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論語?鄉黨》）的態度一脈相承——見到穿喪服的人，即使是熟悉的鄰人也要改變神色；見到官員與盲人，即使是親近的朋友也要禮貌相待。這些行為沒有功利目的，不是為了獲得“仁”的名聲，而是“仁心”的自然外顯，如同花開葉落般自然而然。
對比“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論語?八佾》）的務實，更能凸顯孔子“未飽”的情感純粹。子貢認為告朔儀式上的活羊隻是形式，可省去以節約成本，孔子卻說“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強調禮儀的象征意義；而在喪側“未飽”，則超越了禮儀形式，進入情感共鳴的層麵——不是為了符合“禮”的條文而“不飽”，而是因“仁心”的觸動自然“不飽”，禮隻是這種情感的外在規範。就像《禮記?檀弓》中“曾子謂子思曰：‘汲！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曾子的七日不食或許有過度之嫌，但那份情感的真誠與孔子的“未飽”同出一源。
“不忍之心”的培養，是儒家修身的重要內容。《論語?裡仁》“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孔子在喪側“未飽”，正是“無終食之間違仁”的體現——即使在飲食這短暫時刻，也不違背“仁”的要求。這種修身功夫，讓“不忍之心”成為本能，如《禮記?大學》“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對他人痛苦的體恤，是“厚”的體現。子路初學時“好勇力，誌伉直”，在孔子的教導下，逐漸學會“臨喪則必有哀色”，其轉變過程正是“不忍之心”從外在要求內化為內在本能的例證。
三、喪禮文化：“未飽”所處的禮儀生態
春秋時期的喪禮，是維係社會倫理的重要紐帶。《禮記?昏義》“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將喪禮與冠禮、婚禮、祭禮並列為四大禮，且尤為“重”，因其涉及“生死”這一終極命題，能最直接地激發人的道德情感。孔子所處的時代，“禮崩樂壞”的浪潮雖已衝擊傳統，但喪禮的嚴肅性仍被普遍重視，《左傳?隱公元年》“贈死不及屍，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明確批評吊喪不及時、提前準備凶事等不合時宜的行為，可見喪禮的神聖性仍在人們心中占據重要位置。
喪禮中的飲食環節，承擔著“合族”與“示仁”的雙重功能。《儀禮?士喪禮》記載，賓客赴喪宴，“兄弟北麵，眾賓東麵”，按親疏遠近排位就坐，飲食中清晰體現“親親”倫理；喪家“有疾，飲酒食肉”《禮記?喪大記》）——若因哀痛過度生病，可破例飲酒食肉以保養身體，賓客“未嘗飽也”則體現“仁民”關懷——通過共同的飲食節製，將個體的悲傷轉化為群體的共情，如《禮記?大傳》“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彆，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喪禮飲食正是這些核心倫理的實踐場域。
“未飽”是喪禮飲食禮儀的“小節”，卻能見微知著顯“大義”。《禮記?經解》“恭儉莊敬，《禮》教也”，“未飽”是“恭儉”的具體表現；《論語?學而》“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未飽”是“慎終”的細微體現。與“三年之喪”的大節相比，“未飽”看似微不足道，卻如《中庸》“致廣大而儘精微”所強調的，在細微處更能見精神——就像《儀禮?鄉飲酒禮》中“一獻之禮”的繁瑣流程，從“謀賓”“戒賓”到“獻酬”“旅酬”，每個環節都藏著“和為貴”的深意，“未飽”這一細節也藏著“仁為貴”的內核。
不同等級的喪禮，飲食規範差異顯著，更凸顯“未飽”的普遍性。天子崩，“七日而殯，七月而葬”，喪宴用“醴酒”“脯醢”，賓客多為諸侯，“未飽”的節製體現在飲酒不酣；諸侯薨，“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喪宴用“酒”“脯”，大夫為賓，“未飽”表現為食肉不多；士喪，“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如《儀禮?士喪禮》所載，用“黍米飯”“醃菜”，士為賓，“未飽”即食量減半。這種等級差異中，“未飽”作為共同原則貫穿始終，說明共情是跨越階層的人性需求。
戰國時期的墨家，對喪禮飲食有截然不同的主張。墨子“節葬”思想認為“厚葬久喪，重為棺槨，多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墨子?節葬》），強烈反對包括飲食節製在內的過度喪禮。但孔子的“未飽”並非“久喪”的極端行為，而是適度的情感表達，與墨家的“節葬”在“反對極端”上有相通之處，隻是儒家更重情感共鳴，墨家更重實用理性，這種差異恰如《荀子?解蔽》所言“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孔子仁知且不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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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曆史回響：“未飽”精神的傳承與變異
孟子對“未飽”精神的繼承，體現在將個體共情擴展到政治領域。他見“齊宣王不忍牛之觳觫，而易之以羊”《孟子?梁惠王上》），便肯定其“仁術”——這種對牛的不忍與孔子對喪家的不忍同屬“惻隱之心”。孟子進一步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將“未飽”的個體共情升華為“仁政”的治國理念，主張君主應“製民之產”“省刑罰，薄稅斂”，其邏輯與“未飽”一致：對他人痛苦的漠視，既是不仁，也是失政。
漢代的鄭玄，以經學注解深化“未飽”的禮儀內涵。他在《禮記注》中解讀“臨喪不飽”時說：“哀戚在中，故不能飽食，此禮之自然也。”強調“未飽”是情感驅動的自然行為，而非強製的禮儀條文。鄭玄本人在母親喪禮中，“廬於墓側，服終，舉孝廉”《後漢書?鄭玄傳》），守喪期間“日食一粥”，雖超出“未飽”的程度，但其“哀戚在中”的精神與孔子一脈相承。他對“三禮”的注解，使“未飽”的精神通過經典詮釋得以係統傳承。
唐代的韓愈，在喪禮實踐中彰顯“未飽”精神。他為侄子韓老成撰寫的《祭十二郎文》，開篇即“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字裡行間滿是“食不甘味”的哀痛。據《新唐書?韓愈傳》記載，他在貞元年間丁母憂，“廬墓三年，不澡飾”，期間“所食唯麥飯、蔬菜”，這種飲食節製雖屬守喪者的行為，但其“哀戚”與孔子“未飽”同出一源。韓愈倡導“文以載道”，其文道中便包含對“仁”與“禮”的堅守，“未飽”精神正是這種堅守的體現。
宋代的朱熹，將“未飽”納入“性即理”的哲學體係。他在《論語集注》中說：“臨喪哀，不能甘食，此理之自然，非強為之也。”強調“未飽”是“性理”的自然流露——人性本有“惻隱之心”，“未飽”是這種本性在特定情境下的顯現。朱熹在母親喪禮中，“居喪儘禮，事必躬親，夜不解帶者三年”《宋史?朱熹傳》），飲食上“不飲酒，不食肉”，其行為雖嚴於孔子的“未飽”，但“理之自然”的精神內核一致。他主持的白鹿洞書院，將“修身之要”列為“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未飽”正是“懲忿窒欲”在喪禮場景的實踐。
明代的王陽明，以“心學”重構“未飽”的精神基礎。他認為“心即理”，“未飽”不是外在禮儀的約束，而是“良知”的自覺——“見有喪者而心不忍，故未嘗飽也，此良知也”《傳習錄》）。在龍場驛時，他見“驛卒死，無棺，遂買棺葬之”，並“為文哭之”，其行為與孔子“未飽”精神相通，都是“致良知”的體現。王陽明平定寧王之亂後，遇父喪“乞終喪，不允”，但仍“衰絰視事”《明史?王守仁傳》），在政務中保持哀戚，其“知行合一”在此得到生動詮釋：知“哀”則行“不飽”，無需刻意，自然流露。
五、曆史人物的“喪側”實踐：“未飽”精神的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