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論語?泰伯》中的這句記載，自問世以來便爭議不斷。有人將其解讀為孔子主張“愚民政策”，認為統治者隻需讓民眾按照指令行事，無需讓他們知曉背後的緣由；也有人從曆史語境與文本訓詁出發，認為這種解讀存在偏差，強調應結合孔子“仁者愛人”的核心思想與春秋時期的社會背景，重新審視這句古訓的深層內涵。兩千多年來，這句看似簡短的話語，如同一塊多棱鏡，折射出不同時代對社會治理、民眾認知與權力關係的思考。在當代社會，當民主、平等、知情權成為普遍價值追求時，重新梳理這句古訓的來龍去脈，辯證分析其爭議與價值，不僅有助於我們更準確地理解孔子的治世思想，更能為現代社會治理提供有益的借鑒。
一、曆史語境：春秋時期的社會背景與“民”的內涵
要理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首先需要回到它所處的春秋時期，厘清當時的社會結構、政治環境與“民”的具體內涵——脫離曆史語境的解讀，很容易陷入以今度古的誤區，導致對孔子思想的誤讀。
春秋時期，周王室衰微，諸侯爭霸，禮崩樂壞，原有的宗法製度與社會秩序逐漸瓦解。在這一背景下，“士”階層崛起，成為連接統治者與民眾的重要橋梁，而孔子正是“士”階層的傑出代表。當時的社會結構呈現出明顯的等級性：天子、諸侯、卿大夫、士構成了統治階層，而“民”則主要指處於社會底層的庶民，包括農民、工匠、商人等。這些庶民大多缺乏係統的教育機會，文化水平較低，生活重心主要集中在農耕、勞作等基本生存需求上，對國家大事、政治理念的認知能力與參與意識相對薄弱。
從教育普及程度來看，春秋時期的教育資源主要被貴族階層壟斷，“學在官府”是當時的主流教育模式——隻有貴族子弟才有機會學習禮、樂、射、禦、書、數等“六藝”，接受係統的文化與道德教育。庶民階層幾乎沒有接觸教育的途徑，“民不知書，農不知學”是普遍現象。在這種情況下，民眾對複雜的政治製度、政策製定的邏輯與國家治理的長遠目標，缺乏理解的基礎與能力。孔子雖然提出“有教無類”的理念，試圖打破教育的等級壁壘，但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這一理念的實踐範圍有限，未能從根本上改變庶民階層普遍缺乏教育的現狀。
從政治運作模式來看，春秋時期的國家治理主要依賴於“禮”與“刑”的結合：“禮”用於規範統治階層的行為，維護宗法等級秩序；“刑”則用於約束民眾，保障社會穩定。統治者製定政策、發布指令，更多地是基於維護統治秩序與保障基本民生的需求，而不是追求民眾的知情權與參與權。在這種治理模式下，“使民由之”——讓民眾按照統治者製定的規範與指令行事，是保障社會運轉的有效方式；而“使民知之”——讓民眾理解政策背後複雜的政治考量與長遠規劃，不僅在當時的教育條件下難以實現，也並非維持社會穩定的必要條件。
因此，孔子提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並非出於“愚民”的惡意，而是基於對春秋時期社會現實的清醒認知：在民眾普遍缺乏教育、認知能力有限的背景下，強求民眾理解複雜的政治邏輯與長遠規劃，不僅不切實際，還可能導致政策執行受阻、社會秩序混亂；而讓民眾遵循明確的規範與指令行事，既能保障政策的有效落實，也能維護民眾的基本生存與社會的穩定。這種思想，本質上是孔子對當時社會治理現實的一種回應，而非對民眾的輕視或壓迫。
二、文本爭議：曆代注解的分歧與核心爭論點
自漢代以來，曆代學者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注解便存在分歧，這些分歧不僅反映了不同時代的學術思想與政治理念，也構成了理解這句古訓的重要線索。梳理這些注解的分歧，有助於我們更全麵地把握這句古訓的多重內涵，避免陷入單一化、片麵化的解讀。
一）傳統注解的兩種主要傾向
1.“愚民說”：強調統治者對民眾的引導與控製
漢代的鄭玄、何晏等學者，從“民”的認知能力有限這一前提出發，將“不可使知之”解讀為統治者無需讓民眾知曉政策的緣由。鄭玄在《論語注》中認為：“民，冥也，可使遵行其事，不可使知其所以然。”意思是說，民眾如同蒙昧的孩童，隻能讓他們遵循既定的規則行事，無法讓他們理解規則背後的深層原因。何晏在《論語集解》中也引用孔安國的觀點：“民可使用而不可使知之，以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這種注解強調了民眾與統治者在認知能力上的差異，認為“使民知之”既無必要，也不現實，反映了漢代儒家對社會等級與統治秩序的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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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朱熹在《四書章句集注》中，雖然沒有明確提出“愚民”的說法，但也延續了類似的思路。他認為：“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朱熹將“由之”解讀為“由於是理之當然”，即讓民眾遵循天理與道德規範；而“不可使知之”則是因為民眾的認知能力有限，無法理解“理”的深層內涵。朱熹的注解融入了宋明理學的“天理”思想，將“民可使由之”與道德教化結合起來，強調統治者的責任是引導民眾遵循道德規範，而非讓民眾深入探究“理”的本質。
這種“愚民說”的注解，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占據了主流地位，一方麵是因為它符合封建統治者維護等級秩序、強化中央集權的需求；另一方麵，也與封建社會中民眾普遍缺乏教育、認知能力有限的現實相契合。但這種注解也存在明顯的局限性——它過度強調了民眾與統治者之間的認知鴻溝，忽視了民眾的主觀能動性與認知能力的可提升性，容易被解讀為統治者對民眾的壓迫與控製。
2.“教化說”：強調統治者對民眾的教育與啟發
與“愚民說”不同，部分學者從孔子“有教無類”“仁者愛人”的核心思想出發，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進行了更溫和的解讀，強調“不可使知之”並非“不願使知之”，而是“暫不可使知之”，核心在於通過教育與教化，逐步提升民眾的認知能力，最終實現“使民知之”。
清代的劉寶楠在《論語正義》中提出：“夫子言‘可使由之’，是許其可教也；‘不可使知之’，是未及教也。”他認為，孔子並非反對讓民眾知曉道理，而是認為在民眾尚未接受充分教育的情況下，暫時無法理解複雜的道理，因此需要先通過教化引導民眾遵循規範，待民眾的認知能力提升後，再逐步讓他們理解背後的緣由。這種注解將“不可使知之”視為一種階段性的策略，而非最終的目的，與孔子重視教育、強調教化的思想相契合。
近代學者梁啟超也持類似觀點，他在《論語解故》中指出：“‘不可使知之’者，非謂禁之使不得知也，謂其知識未到，雖告之而不能知耳。”梁啟超認為，“不可使知之”的關鍵在於民眾的知識水平尚未達到理解的程度，而非統治者刻意隱瞞；統治者的責任在於通過教育提升民眾的知識水平，當民眾的知識水平達到一定程度後，自然能夠理解政策與道理。這種解讀強調了教育對民眾認知能力的提升作用，更符合孔子重視教育、倡導教化的整體思想。
二）核心爭論點：“不可使”的內涵與孔子思想的一致性
曆代注解的分歧，本質上圍繞著“不可使”的內涵展開：“不可使”是“不願使”統治者刻意不讓民眾知曉），還是“不能使”民眾認知能力不足，無法知曉）？這一爭論的背後，是對孔子思想一致性的考量——如果將“不可使”解讀為“不願使”，則與孔子“仁者愛人”“有教無類”的思想存在矛盾；如果解讀為“不能使”，則更符合孔子對當時社會現實的認知與重視教育的思想。
從孔子的整體思想來看，“仁者愛人”是其核心價值觀，他始終強調統治者要“為政以德”“富民教民”，關注民眾的生存與發展。在《論語?子路》中，孔子提出“先富之，後教之”，認為統治者首先要讓民眾富裕起來，然後再對他們進行教育；在《論語?學而》中，他強調“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主張統治者要愛護民眾，合理使用民力。這些思想都表明，孔子並非輕視民眾，而是重視民眾的福祉與發展。
因此，將“不可使知之”解讀為“不能使知之”，更符合孔子思想的一致性：在春秋時期民眾普遍缺乏教育、認知能力有限的背景下，“使民知之”是不切實際的，因此孔子主張先“使民由之”——讓民眾遵循規範與指令，保障基本的生存與社會穩定；同時，通過“有教無類”的教育實踐，逐步提升民眾的認知能力，為未來“使民知之”奠定基礎。這種解讀，既避免了將孔子思想簡單歸為“愚民政策”，也更符合當時的社會現實與孔子重視教育、倡導教化的整體思路。
三、現代審視：從“由之”到“知之”的社會進步
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結構、教育普及程度與民眾的認知能力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現代社會中，教育普及化、信息透明化、民主參與成為主流趨勢，民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得到了廣泛重視。在這一背景下，重新審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僅要看到其曆史局限性，更要從中汲取對現代社會治理有益的啟示，實現從“由之”到“知之”的社會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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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普及：“使民知之”的基礎條件
春秋時期“不可使知之”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民眾普遍缺乏教育；而現代社會教育的普及，為“使民知之”提供了堅實的基礎。自工業革命以來，各國普遍推行義務教育製度，教育逐漸從貴族階層的特權轉變為全民的基本權利。在中國，經過多年的努力，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達到95.52023年數據），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超過60，民眾的平均文化水平與認知能力得到了顯著提升。
教育的普及，不僅提升了民眾的知識水平，更培養了民眾的理性思維與批判意識。現代民眾不再滿足於簡單地“由之”——遵循政策與指令，而是希望“知之”——了解政策製定的背景、依據、目標與影響，能夠對政策提出自己的意見與建議。這種對“知之”的需求，既是教育普及的結果，也是現代民主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例如，在城市規劃領域，過去往往是政府部門製定規劃方案後，直接向民眾公示並執行；而現在，更多的城市會通過聽證會、座談會、網絡征求意見等方式，讓民眾參與到規劃製定的過程中，向民眾詳細解釋規劃方案的設計理念、功能定位與預期效益。民眾通過參與這些過程，不僅了解了規劃方案的相關信息，還能根據自己的實際需求提出修改建議，使規劃方案更加科學、合理，更符合民眾的利益。這種從“由之”到“知之”的轉變，正是教育普及帶來的社會進步的體現。
二）信息透明：“使民知之”的製度保障
在信息不發達的春秋時期，統治者與民眾之間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民眾難以獲取政策相關的信息，這也是“不可使知之”的重要原因。而現代社會中，信息技術的發展與信息公開製度的建立，為“使民知之”提供了製度保障。
中國自2008年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以來，逐步建立了完善的政府信息公開製度，要求行政機關在履行職責過程中製作或者獲取的，以一定形式記錄、保存的信息，除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等不宜公開的內容外，都應當向社會公開。政府通過政府網站、政務新媒體、新聞發布會等多種渠道，及時、準確地向民眾公開政策文件、財政預算、重大項目進展等信息，保障民眾的知情權。
信息透明不僅有助於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更能促進民眾對政策的理解與支持。例如，在疫情防控期間，政府每天通過新聞發布會、政務新媒體等渠道，向民眾公開疫情數據、防控政策、醫療資源調配情況等信息，詳細解釋各項防控措施的科學依據與必要性。民眾通過這些信息，能夠理解疫情防控的嚴峻性與複雜性，積極配合各項防控措施，形成了全社會共同抗疫的良好局麵。如果缺乏信息透明，民眾無法了解疫情的真實情況與防控政策的依據，很容易產生誤解與恐慌，影響防控工作的順利開展。
三）民主參與：“使民知之”的實踐路徑
現代社會的民主參與，是“使民知之”的重要實踐路徑——通過民主參與，民眾不僅能夠了解政策相關的信息，還能參與到政策製定、執行、監督的全過程，實現從“知之”到“參與之”的進一步提升。
在中國，民主參與的形式日益豐富，包括人民代表大會製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基層群眾自治製度、信訪製度、網絡問政等。這些製度為民眾提供了多種參與國家治理與社會事務的渠道，讓民眾能夠通過合法途徑表達自己的意見與訴求，參與政策的製定與修改。
例如，在基層群眾自治中，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通過村民會議、居民會議等形式，讓村民、居民參與到本村、本社區的公共事務決策中。在製定村規民約、社區公約時，村委會、居委會會組織村民、居民進行充分討論，向他們解釋製定公約的目的、內容與影響，聽取他們的意見與建議，最終形成符合大多數人利益的公約。這種民主參與的過程，不僅讓民眾“知之”——了解公約的相關信息，還讓民眾“參與之”——參與公約的製定，從而提高民眾對公約的認同度與遵守意願，促進基層社會的和諧穩定。
四、辯證啟示：現代社會治理中的“由之”與“知之”
雖然現代社會已經具備了“使民知之”的基礎條件與製度保障，但這並不意味著“民可使由之”在現代社會完全失去了價值。在複雜的社會治理中，“由之”與“知之”並非對立關係，而是可以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的——在某些特定情況下，“使民由之”依然是必要的；而“使民知之”則是提升治理水平、實現社會進步的重要方向。
一）特殊情境下的“使民由之”：效率與安全的優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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