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麵臨緊急情況、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或複雜技術問題時，由於時間緊迫、信息不對稱或專業知識門檻較高，“使民由之”——讓民眾遵循統一的指令與規範行事，往往是保障效率與安全的必要選擇。
例如，在發生地震、洪水、火災等自然災害時，時間就是生命，政府需要迅速發布疏散指令、救援方案等，要求民眾嚴格按照指令行動。在這種情況下，過多地向民眾解釋指令背後的複雜決策過程與專業依據，不僅會延誤救援時機，還可能導致民眾因信息過載而產生混亂，影響救援工作的順利開展。此時，“使民由之”是保障民眾生命安全、提高救援效率的最佳選擇。
再如，在涉及核安全、航空安全、生物醫藥等高度專業的領域，政策製定與執行需要依賴專業的知識與技術，普通民眾難以在短時間內理解其中的複雜原理。政府在製定相關政策時，會組織專業的科研團隊進行論證，確保政策的科學性與安全性；在政策執行過程中，會要求相關企業、機構嚴格按照政策規範操作。此時，“使民由之”——讓相關主體遵循專業的政策規範，是保障公共安全、維護社會穩定的必要措施。
需要強調的是，特殊情境下的“使民由之”，並非否定“使民知之”，而是在效率與安全優先的前提下，對“知之”的階段性延遲。在緊急情況緩解後或專業政策執行過程中，政府依然需要通過適當的方式，向民眾解釋相關指令與政策的依據、目標與影響，逐步實現“使民知之”，獲得民眾的理解與支持。
二）常態治理中的“使民知之”：提升治理水平的必然要求
在常態的社會治理中，“使民知之”是提升治理水平、實現治理現代化的必然要求。通過“使民知之”，政府能夠更好地了解民眾的需求與訴求，提高政策的科學性與合理性；民眾能夠更好地理解政策，提高對政策的認同度與遵守意願，形成政府與民眾之間的良性互動。
1.“使民知之”提升政策的科學性與針對性。在常態治理中，政策的製定往往涉及民眾的切身利益，如教育、醫療、就業、住房等民生領域。如果政府在製定政策前不充分了解民眾的需求與訴求，僅憑主觀判斷或少數人的意見製定政策，很容易導致政策脫離實際，無法解決民眾真正關心的問題，甚至引發民眾的不滿與抵觸。
而“使民知之”的過程，本質上也是政府了解民眾需求、收集民眾意見的過程。通過聽證會、座談會、問卷調查、網絡征求意見等多種方式，政府向民眾公開政策製定的背景、目標與初步方案，讓民眾充分了解政策的相關信息；同時，民眾也可以通過這些渠道，向政府反饋自己的意見與訴求，為政策製定提供參考。這種雙向互動，能夠讓政府更準確地把握民眾的需求，使製定出的政策更具科學性與針對性，更好地解決民眾的實際問題。
例如，在教育政策製定中，政府在推進“雙減”政策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前，通過廣泛的調研與征求意見，了解到家長對孩子學業壓力過大、校外培訓費用過高的擔憂，以及教師對教學任務過重、職業發展受限的困惑。基於這些調研結果，政府製定了“雙減”政策的具體措施，如明確作業量控製標準、規範校外培訓機構管理、提高教師待遇與專業發展支持等。在政策實施過程中，政府也持續向民眾公開政策執行情況，收集民眾的反饋意見，對政策進行動態調整與優化。這種“使民知之”與“聽民之言”相結合的方式，讓“雙減”政策更加符合民眾的需求，得到了廣大民眾的理解與支持，有效緩解了教育領域的突出問題。
2.“使民知之”增強民眾對政策的認同度與遵守意願
政策的有效執行，不僅需要政府的強力推動，更需要民眾的自覺遵守與積極配合。而民眾對政策的認同度與遵守意願，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對政策的理解程度——如果民眾不了解政策的目的、內容與意義，很容易對政策產生誤解，甚至采取抵觸態度，影響政策的執行效果。
“使民知之”能夠讓民眾充分了解政策的製定依據、目標導向與預期效益，理解政策背後的公共利益與長遠價值，從而增強對政策的認同度。當民眾認識到政策與自己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能夠為自己帶來實際好處時，便會主動遵守政策，積極配合政策的執行，形成政策執行的強大合力。
例如，在環境保護政策製定中，政府在推進垃圾分類政策時，通過社區宣傳、電視廣告、網絡科普等多種方式，向民眾詳細解釋垃圾分類的重要意義如減少環境汙染、節約資源、促進可持續發展）、具體分類標準如可回收物、廚餘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的區分方法）與投放要求。同時，政府還通過建立垃圾分類積分製度、開展垃圾分類知識競賽等方式，鼓勵民眾積極參與垃圾分類。通過這些“使民知之”的措施，民眾逐漸理解了垃圾分類的重要性，掌握了垃圾分類的方法，主動參與垃圾分類的積極性顯著提高，垃圾分類政策在全國範圍內得到了有效的推進，為改善生態環境做出了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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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由之”與“知之”的互補：構建現代治理的良性循環
在現代社會治理中，“由之”與“知之”並非相互排斥，而是可以形成互補，構建起“知之—參與—由之—再知之”的良性循環，推動治理水平不斷提升。
一方麵，“知之”是“由之”的前提與基礎。通過“使民知之”，民眾了解政策的相關信息，參與政策的製定過程，能夠增強對政策的認同度與理解度，從而更自覺地“由之”——遵循政策的規範與要求。這種基於理解與認同的“由之”，不再是被動的服從，而是主動的踐行，能夠顯著提高政策的執行效果。
另一方麵，“由之”是“知之”的實踐與深化。民眾在“由之”——遵循政策的過程中，會積累實踐經驗，對政策的實際效果有更直觀的感受。他們可以通過實踐，發現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與不足，並將這些反饋給政府，為政府進一步完善政策、深化“知之”提供實踐依據。政府根據民眾的反饋，對政策進行調整與優化，並向民眾公開調整的原因與內容，進一步推進“使民知之”，形成治理的良性循環。
例如，在社會保障政策製定與執行中，政府在推進養老保險全國統籌政策時，首先通過“使民知之”，向民眾公開政策製定的背景如應對人口老齡化、保障養老保險基金可持續性）、目標如提高養老保險統籌層次、保障退休人員基本生活）與具體措施如統一繳費基數核定標準、規範基金調劑使用）。民眾在了解政策信息後，積極參與政策討論，為政策製定提供意見建議，政府據此優化政策方案。在政策執行過程中，民眾按照政策要求繳納養老保險費用，享受養老保險待遇，同時也會將政策執行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如異地繳費不便、待遇核算不清晰等）反饋給政府。政府根據這些反饋，進一步完善政策執行機製如推進養老保險全國統籌信息係統建設、優化待遇核算流程），並向民眾公開政策調整情況，深化“使民知之”。這種“知之”與“由之”的互補互動，讓養老保險全國統籌政策不斷完善，更好地保障了民眾的養老權益，推動了社會保障體係的可持續發展。
五、跨文化視角：“由之”與“知之”的全球治理借鑒
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想，雖然產生於中國春秋時期的社會背景，但其中蘊含的關於“治理者與被治理者關係”“政策製定與執行邏輯”的思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能夠為全球治理提供有益的借鑒。在全球治理中，不同國家由於曆史文化、社會製度、發展階段的差異，對“由之”與“知之”的側重有所不同，但都在探索如何平衡治理效率與民眾參與，實現治理的良性發展。
一）西方民主國家的“知之”導向與挑戰
在西方民主國家，受自由主義思想與民主製度的影響，“使民知之”與民眾參與是其治理的重要特征。西方民主國家普遍強調民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與監督權，通過議會製度、選舉製度、輿論監督等方式，保障民眾對國家治理的參與。政府在政策製定過程中，往往需要通過廣泛的利益協調與意見征詢，向民眾公開政策信息，接受民眾的監督與批評。
這種“知之”導向的治理模式，能夠充分反映民眾的多元利益訴求，保障民眾的民主權利，提高治理的合法性。但同時也麵臨著一些挑戰：一方麵，過度強調民眾參與與意見征詢，容易導致政策製定過程冗長、效率低下，甚至出現“議而不決”的情況，影響治理的及時性與有效性；另一方麵，由於民眾的利益訴求多元、認知水平差異較大，在複雜的政策議題上如氣候變化、移民政策、國家安全等），容易出現意見分歧過大、難以達成共識的情況，導致政策難以推進。
例如，在歐洲部分國家推進移民政策改革時，政府為了充分聽取民眾意見，開展了長時間的公開討論與民意調查。但由於民眾對移民政策的看法存在嚴重分歧——部分民眾認為移民會帶來文化衝突、就業壓力與社會安全問題，反對移民政策寬鬆化；另一部分民眾則認為移民能夠促進文化多樣性、補充勞動力資源，支持移民政策寬鬆化。這種嚴重的意見分歧，導致政府難以製定出得到廣泛認同的移民政策，移民政策改革進展緩慢，甚至引發社會矛盾與政治動蕩。
二）東亞國家的“由之”傳統與現代轉型
在東亞國家如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受儒家文化傳統的影響，曆史上存在一定的“由之”導向的治理傳統——強調政府的權威與治理效率，民眾對政府政策的服從度較高。這種治理傳統在特定曆史時期如戰後經濟恢複與快速發展時期）發揮了重要作用，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推動經濟社會快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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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時代的發展，東亞國家也在逐步推進治理轉型，加強“使民知之”與民眾參與，平衡治理效率與民主參與。例如，新加坡在保持高效治理的同時，通過建立“民情聯係組”“網上對話平台”等機製，加強政府與民眾的溝通互動，向民眾公開政策信息，收集民眾的意見與訴求，讓民眾更多地參與到國家治理中；日本通過推進地方自治製度改革，擴大地方民眾對地方事務的決策權，讓民眾在教育、醫療、環境保護等地方公共事務中擁有更多的參與權與知情權。
這種“由之”傳統與“知之”轉型的結合，既保留了東亞國家高效治理的優勢，又吸收了現代民主治理的合理成分，形成了具有東亞特色的治理模式，為全球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三）全球治理中的“由之”與“知之”平衡
在全球治理中，麵對氣候變化、公共衛生安全、貧困饑餓、恐怖主義等全球性挑戰，需要世界各國在“由之”與“知之”之間找到平衡，加強合作，共同應對。
一方麵，在全球性緊急挑戰麵前如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需要各國遵循國際組織如世界衛生組織）製定的統一規範與指導方針，“由之”——采取協調一致的應對措施如疫情監測、疫苗研發與分配、跨境人員流動管理等），保障全球公共衛生安全。如果各國各自為政，不遵循統一的規範與指導，很容易導致全球疫情防控失控，加劇疫情的全球蔓延。
另一方麵，在全球治理規則製定與長效機製建設中，需要充分保障各國的知情權與參與權，“使知之”——讓各國充分了解全球治理規則的製定背景、目標與內容，參與到規則製定的過程中。國際組織應加強與各國的溝通互動，聽取各國的意見與訴求，特彆是發展中國家的聲音，讓全球治理規則更加公平合理，更好地反映各國的共同利益，促進全球治理的可持續發展。
例如，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治理中，《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巴黎協定》的製定過程，充分體現了“使知之”與“參與之”的原則。各國通過多輪談判，充分討論氣候變化的應對目標、責任分擔、資金支持、技術轉讓等關鍵議題，讓各國充分了解全球氣候治理規則的相關信息，參與規則的製定。在規則執行過程中，各國也需要向國際社會公開本國的溫室氣體排放數據、減排措施與進展情況，接受國際社會的監督與評估。這種“使知之”與“參與之”的全球治理模式，能夠讓各國更好地理解全球氣候治理的重要性與緊迫性，增強對全球氣候治理規則的認同度，共同推動全球氣候治理取得實質性進展。
六、結語：孔子治世思想的當代價值與啟示
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想，曆經兩千多年的曆史沉澱，雖然帶有一定的時代局限性如基於春秋時期民眾認知能力有限的社會現實），但其中蘊含的關於社會治理的智慧——對治理效率與民眾認知的平衡、對政策製定與執行邏輯的思考，依然具有重要的當代價值。
在當代社會，我們不應簡單地將這句古訓歸為“愚民政策”，而應結合曆史語境與現代社會現實，辯證地看待其內涵：既要看到春秋時期“使民由之”的曆史必然性，也要認識到現代社會“使民知之”的進步性；既要在特殊情境下重視“使民由之”對效率與安全的保障作用，也要在常態治理中堅持“使民知之”對提升治理水平的重要意義。
對於現代社會治理而言，孔子這一思想的核心啟示在於：治理的本質是實現公共利益與民眾福祉，而“由之”與“知之”都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而非目的。在治理實踐中，我們需要根據具體的情境與需求，靈活運用“由之”與“知之”，實現二者的有機結合與互補：在緊急情況與專業領域，適度強調“使民由之”，保障治理效率與公共安全；在常態治理與民生領域，重點推進“使民知之”，提升政策科學性與民眾參與度。
同時，我們也應認識到，“使民知之”是現代社會治理的發展方向。隨著教育普及、信息透明與民主參與的不斷推進，民眾的認知能力與參與意識將不斷提升，“使民知之”的基礎條件將更加完善。政府應進一步加強信息公開製度建設，拓寬民眾參與渠道，推動“使民知之”與“聽民之言”“解民之憂”相結合，構建政府與民眾之間的良性互動機製，實現治理現代化與民眾福祉的共同提升。
孔子的治世思想，是中華民族寶貴的文化遺產。在當代社會，我們應本著“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原則，對其進行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讓古老的智慧為現代社會治理提供有益的借鑒，為實現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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