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論語?泰伯》中的這段對話，是孔子對上古至周初賢臣治國的深刻總結，更是對“人才難得”這一永恒命題的精準論斷。舜憑五位賢臣便實現天下安定，武王靠十位能臣開創周朝基業，而孔子從中看到的，不僅是賢臣對治國的關鍵作用，更有“人才稀缺”的現實困境——即便在唐虞、周初這樣的盛世，賢才依然難得，周武王的十位能臣中，若除去婦人，也僅剩九位。同時，孔子盛讚周“三分天下有其二仍服事殷”的至德，將賢臣治國與道德堅守相融合，為後世勾勒出“德才兼備、賢臣輔政”的理想治國圖景。在當代社會，無論是國家治理、企業管理還是社會組織運營，“人才”始終是核心競爭力，重新審視孔子這段論述，對理解人才價值、樹立正確人才觀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一、溯源：舜與武王時代的賢臣治理語境
要理解“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有亂臣十人”的深意，需先回到舜與武王所處的曆史語境，看清當時的治理需求與賢臣的角色定位——正是特定的時代困境，讓賢臣的價值得以凸顯，也讓“才難”的感慨更具分量。
一）舜時代的治理困境與五臣之責
舜所處的上古時代，剛從部落聯盟向早期國家過渡，治理麵臨三大核心困境：洪水泛濫威脅民生、部落紛爭破壞秩序、倫理缺失導致人心渙散。此時的舜，雖有“仁孝”之德與治國之誌，卻需依靠賢臣之力方能破解困境，而“五臣”正是他治理天下的核心支撐。
據《尚書?舜典》《史記?五帝本紀》記載，舜的五位賢臣各有所長，分工明確：禹負責治水救災，當時“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百姓流離失所，禹“居外十三年，三過家門而不入”，以“疏堵結合”之法疏通河道，將洪水引入大海，最終解除水患，讓百姓得以安居；稷後稷）掌管農業生產，他教百姓種植五穀，改進耕作技術，解決了洪水後糧食短缺的問題，為民生安定奠定基礎；契擔任司徒，推行“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教”，化解部落間的倫理矛盾，構建起和諧的社會秩序；皋陶主管司法，製定“五刑”墨、劓、剕、宮、大辟），卻主張“慎刑”，通過道德教化與刑罰結合，實現“刑期於無刑”的治理目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伯益則負責山林川澤的管理與鳥獸馴養，不僅為百姓提供了額外的生活資源，還協助禹治水，提出許多實用建議。
這五位賢臣，如同舜的“五根支柱”，分彆對應“民生保障、生產發展、倫理構建、司法公正、資源管理”五大治理領域，將舜的治國理念轉化為具體實踐。正是依靠他們的各司其職與協同合作，舜才能在短時間內化解上古時代的治理困境，實現“百姓昭明，協和萬邦”的天下大治局麵。此時的“賢臣”，不僅是君主的助手，更是破解時代難題的關鍵力量，他們的存在，讓“天下治”從理想變為現實。
二）武王時代的興周大業與十亂臣之功
武王所處的商周交替之際，治理需求從“穩定秩序”轉向“推翻暴政、建立新朝”。當時商紂王暴虐無道，“好酒淫樂，嬖於婦人”“重刑辟，有炮格之法”，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諸侯紛紛背離商朝。周武王要實現“吊民伐罪、建立周朝”的大業，必須依靠一批“能謀善戰、善治善政”的賢臣，而“亂臣十人”“亂”通“治”，指能治理國家的賢臣）正是他興周的核心團隊。
據《尚書?泰誓》《史記?周本紀》記載，武王的十位亂臣涵蓋了軍事、謀略、政務、教化等多個領域：周公旦武王之弟）擅長謀略與政務，在武王伐紂前協助製定戰略，伐紂後又主持製定禮樂製度，為周朝的穩定奠定基礎；召公奭召公）以公正賢明著稱，曾與周公旦分治天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他治理期間“百姓懷之”，留下“甘棠遺愛”的佳話；太公望薑子牙）是軍事統帥，“博聞強識，明於治亂之道”，在牧野之戰中指揮周軍大敗商軍，為武王滅商立下汗馬功勞；畢公高、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適等賢臣，則分彆在政務管理、物資籌備、外交聯絡等方麵發揮重要作用，其中太顛、閎夭、散宜生曾冒險從商紂王手中救出周文王，為興周大業保留了核心力量；而孔子提到的“有婦人焉”，據後世注解多認為是武王之母太姒或王後邑薑，太姒以“仁孝”之德輔佐武王，邑薑則在後宮治理與教化方麵貢獻力量，二人雖為女性，卻以賢德與智慧成為亂臣團隊的重要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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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十位亂臣，如同武王的“十大支柱”，在伐紂興周的過程中各司其職、協同作戰：太公望領兵破敵，周公旦、召公奭謀劃政務，太顛、閎夭籌備物資，太姒、邑薑以德化人。正是依靠他們的共同努力，武王才能“三分天下有其二”，最終在牧野之戰中一舉滅商，建立周朝，並推行“德治”，讓百姓從商紂的暴政中解脫，實現“天下歸心”的治理局麵。此時的“賢臣”，不僅是新王朝的建立者，更是新秩序的構建者，他們的能力與品德，直接決定了新王朝的治理水平。
三）“唐虞之際，於斯為盛”：盛世背後的人才稀缺
孔子為何感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因為舜的唐虞時代與武王的周初時代，是上古至周初少有的“賢臣彙聚”的盛世——舜有五臣定天下，武王有十亂臣興周朝，這樣的人才規模與質量，在當時極為罕見。但即便如此，孔子仍敏銳地指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暗示即便在盛世，男性賢臣的數量依然有限，進一步凸顯“才難”的現實。
為何“才難”？從當時的曆史背景來看，主要有三大原因：一是教育資源稀缺，上古至周初的教育主要局限於貴族階層，平民幾乎沒有接受教育的機會，導致人才培養的基數極小；二是選拔渠道狹窄，當時的人才選拔多依賴“舉薦製”，需依靠君主或貴族的發現與舉薦，許多有才能的平民難以被發掘；三是治理需求嚴苛，當時的賢臣不僅需要具備專業能力如治水、軍事、政務），還需兼具高尚品德如仁、孝、公、廉），“德才兼備”的標準讓人才篩選更為嚴格。正是這些因素，讓“賢臣”成為稀缺資源，即便在唐虞、周初這樣的盛世，也難以大規模湧現，這也正是孔子發出“才難，不其然乎”感慨的深層原因。
二、解析“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賢臣治國的核心邏輯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看似簡單的一句話，卻蘊含著“賢臣治國”的核心邏輯——君主的品德與願景需通過賢臣的能力與實踐落地，賢臣的“專才”與“協同”，是實現“天下治”的關鍵。這種邏輯，不僅適用於上古時代，更成為後世治國理政的重要範式。
一）“臣專其責”：專業能力是賢臣的核心價值
舜的五位賢臣，最大的特點是“各專其責、各有專長”——禹善治水、稷善農耕、契善教化、皋陶善司法、伯益善資源管理，他們每個人都是所在領域的“專家”，能夠精準解決該領域的治理難題。這種“臣專其責”的模式，打破了“君主萬能”的誤區，讓治理從“君主一人決策”轉向“賢臣各展所長”，極大提升了治理效率與質量。
1.禹：治水專家的“問題導向”治理
禹的核心價值在於他的“治水專業能力”。當時的洪水問題是上古時代最嚴峻的民生危機，堯曾任命禹的父親鯀治水，鯀采用“堵”的方法，九年而不成，反而導致洪水泛濫更甚。禹接任後，並未盲目沿用舊法，而是通過“實地考察”掌握洪水規律，提出“疏”的治水理念——“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走遍天下勘察地形，疏通河道，將洪水引入大海。他的治理不是“拍腦袋決策”，而是基於專業知識與實踐經驗的“問題導向”治理，最終成功解決了困擾上古社會多年的洪水問題。這種“專業能力解決專業問題”的模式，是賢臣價值的核心體現——君主即便有解決問題的意願，若缺乏專業能力，也難以落地，而賢臣的專業能力，恰好填補了這一空白。
2.皋陶：司法專家的“公正導向”治理
皋陶的核心價值在於他的“司法專業能力”與“公正理念”。上古時代，社會秩序混亂，部落間的衝突與個人間的糾紛頻發，亟需一套公正的司法體係來規範行為。皋陶作為司法專家，製定了“五刑”，卻並未濫用刑罰，而是主張“慎刑”——“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根據罪行的輕重判處不同刑罰，對可寬恕的罪犯則處以流放，且流放地根據罪行輕重分為三等。他還注重“道德教化”，認為“刑期於無刑”，刑罰的最終目的是讓百姓知敬畏、守規矩，從而不再犯罪。這種“公正導向”的司法治理，既維護了社會秩序，又避免了暴政，體現了賢臣“專業能力與道德理念相結合”的治理智慧。
二）“協同共治”：賢臣團隊的合力效應
舜的五位賢臣雖各專其責，卻並非孤立工作，而是形成了“協同共治”的團隊效應——治水需要農業支持稷的農耕），農業需要資源保障伯益的資源管理），資源管理需要秩序維護皋陶的司法），秩序維護需要倫理支撐契的教化），而所有領域的治理又都圍繞“解民困、安天下”的共同目標。這種“協同共治”的模式，讓賢臣的個人能力轉化為團隊合力，最終實現“1+1＞2”的治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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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禹治水的過程中，不僅需要伯益協助管理山林川澤，避免治水過程中破壞自然資源；還需要稷指導百姓在治水後的土地上種植五穀，確保百姓有飯吃；同時，契推行的“五教”讓百姓更易配合治水工作，減少衝突；皋陶的司法則為治水過程中的資源分配與糾紛解決提供保障。五位賢臣雖分工不同，卻圍繞“治水”這一核心任務協同作戰，最終不僅解決了洪水問題，還同步推動了農業發展、倫理構建與秩序維護，實現了“一舉多得”的治理效果。這種“協同共治”的模式，證明賢臣治國不是“單個賢臣的單打獨鬥”，而是“賢臣團隊的集體作戰”，隻有通過團隊協同，才能應對複雜的治理難題，實現“天下治”的目標。
三）“君明臣賢”：君主與賢臣的良性互動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的前提，是“君明”——舜的賢明為賢臣發揮作用提供了保障。舜的“明”體現在三個方麵：一是“識才”，他能從眾多人中發現禹、稷、契、皋陶、伯益的才能，不看出身、不徇私情，如禹雖為鯀之子鯀治水失敗被處死），舜卻不因父過而否定禹的能力，依然任命他治水；二是“任才”，舜給予賢臣充分的信任與權力，讓他們能夠自主開展工作，如禹治水時“得專征伐”，擁有調動部落資源的權力，無需事事請示；三是“容才”，舜允許賢臣提出不同意見，即便意見與自己相悖，也能虛心接受，如伯益曾向禹提出“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的建議，舜得知後不僅認可，還將其納入治國理念。
正是舜的“君明”，讓賢臣能夠“儘其才”——禹能專心治水，無需擔心權力受限；稷能安心教農，無需擔心資源不足；契能全力教化，無需擔心理念不被認可。這種“君明臣賢”的良性互動，是賢臣治國的關鍵前提：若君主昏庸，即便有賢臣，也難以發揮作用如商紂王有比乾、微子等賢臣，卻因君主暴虐而無法重用）；若君主賢明，卻無賢臣輔佐，也難以實現天下治如舜若沒有五臣，僅憑一己之力無法解決洪水、農業、倫理等多重難題）。因此，“君明臣賢”的結合，才是“天下治”的完美範式。
三、解析“武王有亂臣十人”與“周之至德”：賢臣與德治的融合
“武王有亂臣十人”與“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是孔子對周初治理的雙重肯定——既肯定賢臣對興周的關鍵作用，更肯定周朝“三分天下有其二仍服事殷”的道德堅守。在孔子看來，賢臣不僅需要具備“才能”，更需要具備“品德”，而周朝的治理，正是“賢臣之能”與“君主之德”的完美融合。
一）“亂臣十人”：周初賢臣的“德才兼備”特質
武王的十位亂臣，與舜的五位賢臣相比，不僅數量更多，更凸顯“德才兼備”的特質——他們不僅有軍事、謀略、政務等專業能力，更有“仁、義、公、廉”的高尚品德，這種“德才兼備”，讓他們在興周治周的過程中既“能乾事”，又“乾好事”，避免了“有才無德”導致的治理隱患。
1.周公旦：“德才雙馨”的治理典範
周公旦是周初賢臣中“德才兼備”的典型。從“才”的層麵來看，他擅長謀略與政務：武王伐紂前，他協助製定“韜光養晦、聯合諸侯”的戰略，主張“以德服人”而非“以力服人”，為武王爭取了更多諸侯的支持；武王伐紂後，他又主持製定禮樂製度，“製禮作樂”規範社會秩序，其中“宗法製”“分封製”“井田製”等製度，為周朝數百年的穩定奠定基礎。從“德”的層麵來看，他以“仁孝”“忠誠”著稱：武王去世後，成王年幼，周公旦“攝行政當國”，卻始終沒有篡權之心，反而儘心儘力輔佐成王，“一沐三捉發，一飯三吐哺”，生怕錯過賢才，留下“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佳話；當管叔、蔡叔聯合武庚叛亂時，周公旦親自領兵平叛，事後又善待商朝遺民，推行“以德化人”，避免了大規模的殺戮，體現了“仁政”的理念。周公旦的“德才兼備”，不僅讓他成為周初治理的核心，更成為後世賢臣的典範。
2.太公望：“才高德正”的軍事統帥
太公望薑子牙）是周初賢臣中“才高德正”的軍事代表。從“才”的層麵來看，他是傑出的軍事統帥：在牧野之戰前，他分析商軍虛實，提出“乘虛而入”的戰略，指揮周軍“武王至商郊，誓曰：‘勿殺奔走，勿壞室屋，勿填井，勿伐樹木，勿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既保證了戰役的勝利，又減少了百姓的傷亡；戰後，他又協助武王製定“分封諸侯”的策略，將功臣與宗室分封到各地，鞏固周朝統治。從“德”的層麵來看，他以“公正”“愛民”著稱：早年在商朝為官時，因不滿商紂王的暴虐而辭官歸隱；輔佐周文王、周武王時，始終主張“以民為本”，反對暴政，在治理齊國太公望被封於齊）時，他“簡其禮，從其俗”，尊重當地百姓的習俗，簡化禮儀，讓百姓安居樂業，很快便讓齊國成為東方強國。太公望的“才高德正”，證明軍事賢臣不僅需要“能打仗”，更需要“愛百姓”，隻有這樣，才能贏得民心，實現長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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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至德的核心內涵
孔子為何盛讚周“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因為這種“實力遠超卻不恃強淩弱”的選擇，體現了周朝對“德”的極致堅守，打破了“弱肉強食”的權力邏輯，成為後世“德治”的典範。
1.克製權力欲望：不恃強而篡逆
當時，周朝已“三分天下有其二”，軍事、經濟實力遠超商朝，完全有能力推翻商朝取而代之。但周文王、周武王並未選擇武力篡逆，而是依然“服事殷”——表麵上承認商朝的宗主地位，按時納貢，遵守商朝的禮儀規範，這種選擇需要極強的權力克製力。在權力欲望極易膨脹的時代，周文王、周武王卻能堅守“臣道”，不恃強淩弱，這種對權力的克製，正是“至德”的核心體現。
對比商紂王的暴虐——為滿足個人欲望，“厚賦稅以實鹿台之錢，而盈钜橋之粟”“以酒為池，縣肉為林”，甚至發明“炮格之刑”殘害百姓，周朝的“克製”更顯珍貴。孔子認為，真正的“德”不僅在於善待百姓，更在於對權力的敬畏與克製，而周朝做到了這一點，因此堪稱“至德”。
2.以民為本：等待民心歸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