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服事殷”的選擇，並非懦弱，而是基於“以民為本”的智慧——他們深知，政權的穩固不在於武力征服，而在於民心歸附。當時商朝雖暴虐，但仍有部分諸侯與百姓對其抱有幻想，若周朝貿然伐商，可能導致天下動蕩，百姓流離失所。因此，周文王、周武王選擇“以德服人”，通過推行仁政、善待百姓，吸引諸侯與百姓歸附：他們“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孟子?梁惠王下》），減輕百姓賦稅，保障百姓生計，讓百姓安居樂業。
隨著時間推移，越來越多的諸侯與百姓主動歸附周朝，最終“三分天下有其二”，此時商朝已徹底失去民心。周武王才在牧野之戰中伐商，而這場戰爭並非“篡逆”，而是“吊民伐罪”——解救百姓於商紂的暴政之中。這種“等待民心歸附”的耐心，正是“至德”的另一體現，也證明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真理。
3.賢臣輔佐：德與才的協同
周朝的“至德”，並非僅靠君主的道德堅守，更離不開賢臣的輔佐。十位亂臣在“服事殷”與“伐紂興周”的過程中，始終以“德”為指引，將“才”與“德”完美協同：周公旦製定的戰略始終圍繞“以德服人”，太公望指揮的戰爭始終堅持“不傷害百姓”，召公奭的治理始終注重“公正愛民”。正是賢臣的“德才兼備”，讓周朝的“至德”得以落地，成為實實在在的治理實踐，而非空洞的道德口號。
孔子盛讚周的“至德”，實則是在強調：賢臣不僅需要“有才”，更需要“有德”；治國不僅需要賢臣的能力，更需要君主與賢臣共同堅守的道德底線。這種“德才融合”的理念，成為後世儒家人才觀的核心。
四、解析“才難”：永恒命題的當代解讀
孔子感歎“才難，不其然乎”，這一命題穿越千年，在當代社會依然成立。無論是國家治理、企業管理還是社會組織運營，“人才稀缺”始終是核心困境。但當代社會的“才難”，與上古至周初的“才難”原因不同，破解路徑也需結合時代特征調整。
一）當代“才難”的原因：從“稀缺”到“錯配”
上古至周初的“才難”，主要是“總量稀缺”——教育資源有限，人才培養基數小，導致“德才兼備”的人才極少；而當代社會的“才難”，更多是“結構錯配”——人才總量充足，但“德才兼備”且符合崗位需求的人才稀缺，主要原因有三：
1.教育偏差：重“才”輕“德”
當代教育體係雖普及度高，但存在“重知識傳授、輕品德培養”的偏差。在基礎教育階段，學校更關注學生的成績與升學率，對“仁、義、禮、智、信”等傳統美德的培養不足；在高等教育階段，專業教育注重技能提升，卻忽視了職業道德與社會責任感的培養。這種教育偏差導致許多人才“有才無德”——具備專業能力，卻缺乏誠信、責任、公正等品德，難以成為真正的“賢臣”。
例如，一些科技人才雖掌握核心技術，卻為追求利益，將技術用於不正當領域；一些企業管理者雖具備管理能力，卻為短期利益，偷稅漏稅、生產假冒偽劣產品。這些“有才無德”的人才，不僅無法為社會做貢獻，反而會帶來危害，加劇“才難”困境。
2.選拔機製：重“學曆”輕“能力”
當代人才選拔機製存在“重學曆、輕能力”“重簡曆、輕實踐”的問題。在招聘中，許多單位將學曆、名校背景作為首要篩選標準，忽視了人才的實際能力與品德；在晉升中，一些單位更看重人際關係與資曆，而非業績與道德表現。這種選拔機製導致“真正的人才被埋沒”——許多具備實踐能力與高尚品德的人才，因學曆或背景不足被拒之門外；而一些缺乏能力與品德的人，卻憑借學曆或關係獲得崗位，造成“人才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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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一些企業招聘時非“985、211”畢業生不招，卻發現部分名校畢業生缺乏實踐能力，無法勝任工作；一些政府部門晉升時注重資曆，導致有能力、有品德的年輕人才難以獲得機會，影響治理效率。
3.使用機製：重“控製”輕“賦能”
即便人才被選拔出來，當代社會的人才使用機製也存在“重控製、輕賦能”的問題。一些單位對人才“管得過多、放得過少”，限製人才的自主決策空間，讓人才無法充分發揮能力；一些單位缺乏有效的激勵機製，對人才的貢獻缺乏認可與回報，導致人才積極性受挫，最終選擇離開。這種使用機製導致“人才留不住、用不好”，進一步加劇“才難”困境。
例如，一些科研單位對科研人員的研究方向乾預過多，讓科研人員無法專注於自己擅長的領域；一些企業對員工的考核過於嚴苛，卻缺乏合理的薪酬與晉升激勵，導致核心人才流失。
二）當代“才難”的破解路徑：德才並重，賦能人才
破解當代“才難”困境，需以孔子的人才觀為指引，結合時代特征，從教育、選拔、使用三個層麵入手，實現“德才並重，賦能人才”。
1.教育改革：德才兼備，全麵培養
教育是人才培養的基礎，需改革“重才輕德”的教育體係，實現“德才兼備”的全麵培養。在基礎教育階段，應將傳統美德教育融入課程體係，通過《論語》《孟子》等經典誦讀、道德實踐活動，培養學生的誠信、責任、公正等品德；在高等教育階段，應加強職業道德教育，將“愛崗敬業、誠實守信”等理念融入專業課程，同時注重實踐教學，提升學生的實際能力。
例如，一些學校已開始嘗試“國學+實踐”的教育模式：開設國學課程，讓學生學習傳統美德；組織學生參與社區服務、公益活動，將道德理念轉化為實踐行動。這種教育模式培養出的人才，不僅具備專業能力，更擁有高尚品德，能夠成為當代的“賢臣”。
2.選拔機製優化：能力導向，品德優先
人才選拔需打破“重學曆、輕能力”的誤區，建立“能力導向，品德優先”的選拔機製。在招聘中，應增加實踐能力考核與品德評估，如通過案例分析、模擬操作考察能力，通過背景調查、推薦信評估品德；在晉升中，應將業績與品德作為核心標準，推行“能者上、優者獎”，讓真正“德才兼備”的人才獲得機會。
例如，華為公司的招聘不唯學曆，更看重人才的“奮鬥精神”與“專業能力”，許多非名校畢業生憑借出色的實踐能力進入華為，成為核心人才；一些政府部門推行“績效考核與品德評估相結合”的晉升機製，將“群眾滿意度”作為品德評估的重要指標，確保晉升的人才既能力出眾，又深得民心。
3.使用機製完善：賦能授權，激勵留才
人才使用需從“控製”轉向“賦能”，建立“賦能授權，激勵留才”的使用機製。在工作中，應給予人才充分的自主決策空間，讓他們能夠發揮專業能力；建立完善的激勵機製，通過薪酬、晉升、榮譽等方式，認可人才的貢獻，激發人才的積極性；同時，關注人才的成長需求，為他們提供培訓、學習機會，幫助他們不斷提升。
例如，穀歌公司為員工提供“20自由時間”，讓員工自主開展感興趣的項目，這種賦能機製激發了員工的創新能力，誕生了gai、adsense等重要產品；一些企業推行“員工持股計劃”，讓人才分享企業發展成果，增強人才的歸屬感，有效減少核心人才流失。
五、孔子人才觀的當代啟示：以賢臣之德，築發展之基
孔子對“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有亂臣十人”的總結，以及對“才難”“周之至德”的感慨，構建了完整的儒家人才觀——“德才兼備是核心，賢臣輔佐是關鍵，君主賢明是前提，以民為本是目標”。這一人才觀對當代社會具有重要啟示，無論是國家治理、企業管理還是個人修養，都能從中汲取智慧。
一）國家治理：以賢臣之德，行仁政之舉
當代國家治理需以“德才兼備”的賢臣為支撐，推行“以民為本”的仁政。政府部門應選拔“德才兼備”的官員，讓他們既具備專業的治理能力，又擁有“為人民服務”的品德；官員在治理中應堅守“公正、廉潔、愛民”的原則，解決百姓關心的民生問題，如教育公平、醫療保障、就業創業等，讓百姓共享發展成果。
例如，“時代楷模”焦裕祿、穀文昌、楊善洲等官員，正是當代的“賢臣”——他們具備治理能力，更擁有“愛民如子”的品德，在任期間全心全意為百姓服務，為國家治理注入了溫暖與力量。國家治理若能湧現更多這樣的賢臣，便能實現“天下治”的理想局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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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業管理：以賢臣之能，創共贏之局
當代企業管理需以“德才兼備”的賢臣為核心，構建“以員工為本、以客戶為中心”的管理模式。企業應選拔“德才兼備”的管理者與員工，讓他們既具備專業能力，又擁有“誠信、責任、協作”的品德；在管理中應賦能員工，給予員工發展機會，同時以優質的產品與服務滿足客戶需求，實現“員工成長、企業發展、客戶滿意”的共贏局麵。
例如，華為、阿裡巴巴等優秀企業，正是依靠“德才兼備”的人才團隊實現發展：華為的研發團隊具備頂尖技術能力，更擁有“奮鬥精神”；阿裡巴巴的員工具備創新能力，更堅守“客戶第一”的價值觀。這些企業的成功，證明了“賢臣團隊”對企業發展的關鍵作用。
三）個人修養：以賢臣為範，修德增才
當代個人修養需以“賢臣”為榜樣，追求“德才兼備”的成長目標。個人應注重品德培養，堅守誠信、責任、公正等美德，在生活與工作中善待他人、服務社會；同時，應不斷學習，提升專業能力，讓自己具備解決問題的實力。隻有“德才兼備”，才能在當代社會立足，實現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的統一。
例如，“感動中國”人物張桂梅、黃文秀、樊錦詩等，正是當代個人修養的典範——她們擁有高尚的品德，更具備專業的能力，在自己的領域為社會做出了卓越貢獻，實現了“賢臣”般的人生價值。
六、結語：以賢臣之重，赴時代之約
孔子對“賢臣治國”與“才難”的論述，穿越兩千多年的時光，依然是當代社會的寶貴財富。在這個人才競爭激烈的時代，我們更應銘記孔子的智慧：人才不僅需要“有才”，更需要“有德”；治理不僅需要“賢臣”，更需要“君明臣賢”的良性互動；發展不僅需要“能力”，更需要“以民為本”的道德堅守。
願我們都能以“賢臣”為榜樣，在國家治理中堅守“德才兼備”，在企業管理中注重“賦能人才”，在個人修養中追求“修德增才”，以賢臣之重，赴時代之約，共同構建一個人才輩出、公平正義、和諧發展的當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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