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論語?子罕》中的這段對話，看似簡單平常，卻藏著對“聖人”“多能”“君子”的深刻探討。每當品讀這段文字，眼前總會浮現出兩個鮮明的形象：子貢對老師的崇敬與推崇，將孔子的“多能”歸為天賦與聖明；而孔子本人卻淡然回望過往，將“多能”歸因於年少時的貧賤經曆，還輕輕叩問“君子多乎哉？不多也”。這一推一辯之間，不僅勾勒出孔子謙遜務實的品格，更讓我們對“能力”的來源、“君子”的標準有了跨越千年的思考。
一、對話溯源：春秋語境下的“多能”之問
一）人物與背景：對話背後的時代圖景
要讀懂這段對話，首先要走進它所處的春秋時代，看清對話中的每一個角色。太宰，是當時諸侯國中掌管宮廷事務的高官，地位尊貴，見識廣博。能讓太宰主動向子貢發問，足見孔子在當時已擁有相當高的社會聲望，其“多能”的形象已廣泛傳播，甚至引發了高位者的好奇與探究。子貢，即端木賜，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之一，他不僅口才出眾、善於經商，更對孔子懷有極深的敬仰，常常在他人麵前維護老師的形象、宣揚老師的思想。當太宰拋出“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的疑問時，子貢的回答“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既是出於對老師的尊崇，也是當時人們對“聖人”的普遍認知——在春秋時期，人們往往將超凡的能力與“天賦”“聖明”綁定，認為隻有天生的聖人，才能擁有超越常人的才能。
而孔子所處的時代，是一個“禮崩樂壞”卻又思想激蕩的時代。周王室衰微，諸侯爭霸，舊有的社會秩序逐漸瓦解，新的觀念與思想正在萌芽。在這樣的背景下，“聖人”的形象不再僅僅是上古時期遙不可及的聖王，而是開始與現實中的“君子”“士人”產生關聯。人們既期待有“聖人”能站出來重建秩序，又對身邊那些擁有出眾能力、高尚品德的人充滿好奇——孔子正是這樣一個被眾人關注的對象。他不僅能講授詩書禮樂，還懂農耕、會駕車、善算術，甚至能辨彆草木鳥獸，這些“多能”的表現，與當時士大夫階層“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普遍形象形成鮮明對比，也難怪太宰會發出“聖者與”的疑問。
二）對話的核心：“多能”與“聖人”的關聯
太宰的提問，看似是對孔子“多能”的好奇，實則暗含著一個核心認知：“聖者”必然“多能”，“多能”者或許就是“聖者”。在春秋時期的觀念裡，“聖人”是智慧與能力的化身，他們不僅能洞察天地之道，更能掌握各種技藝，以應對世間的各種需求。比如上古的伏羲氏，發明八卦以辨天地萬物；神農氏嘗百草、教農耕，解決民眾的溫飽；黃帝製衣冠、建舟車，推動社會進步——這些“聖人”的形象，都與“多能”緊密相連。因此，當太宰看到孔子既懂禮儀、又通技藝，既能教書育人、又能應對生活中的各種事務時，自然而然地將他與“聖人”聯係起來，認為他的“多能”是“聖者”身份的證明。
子貢的回答，正是順應了這種普遍認知。他說“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將孔子的“多能”分為兩層：一是“天縱之將聖”，即孔子的“聖明”是上天賦予的，這是本質；二是“又多能也”，即“多能”是“聖明”的外在表現，是上天在賦予他“聖”的本質後，額外賜予的能力。這種回答，既維護了孔子的崇高地位，也符合當時人們對“聖人”與“能力”關係的理解。但孔子聽到這番話後，卻給出了截然不同的解讀——他沒有否認自己的“多能”，卻徹底打破了“多能”與“天賦聖明”的綁定，將“多能”拉回了現實的土壤，歸因於“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這一回答，不僅顛覆了太宰與子貢的認知，更讓“多能”有了全新的內涵。
二、孔子的“多能”：貧賤經曆裡長出的能力之樹
一）“吾少也賤”：一段被忽略的成長歲月
“吾少也賤”，這四個字從孔子口中說出時，輕描淡寫，卻藏著一段鮮為人知的艱辛過往。孔子的祖上是宋國的貴族，先祖微子啟是商紂王的庶兄，後來因不滿紂王的暴政，投奔周王朝，被封於宋。但到了孔子的父親叔梁紇這一代，家族已經衰落，叔梁紇隻是魯國陬邑的一個小武官。更不幸的是，孔子三歲時，父親就去世了，母親顏徵在帶著他離開陬邑，遷居到魯國都城曲阜的闕裡，獨自撫養他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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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時期，“賤”不僅指家境貧寒，更指社會地位低下。失去父親的庇護，又遠離家族的支持，孔子母子的生活過得十分艱難。為了生存，年幼的孔子不得不早早承擔起生活的重擔，做那些當時被貴族視為“鄙事”的工作——所謂“鄙事”，就是底層民眾為了謀生而從事的技藝與勞作，比如農耕、放牧、烹飪、駕車、管理倉庫等。《史記?孔子世家》中記載，孔子年輕時曾“為季氏史，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意思是他曾在季氏家族做過管理倉庫的小吏，把賬目算得清清楚楚；還做過管理牲畜的官吏，讓牲畜長得肥壯繁盛。這些工作，在當時的貴族看來，都是“低賤”的“鄙事”，但對孔子而言，卻是生存的必需，也是他“多能”的起點。
這段“賤”的經曆，沒有讓孔子變得自卑或怨天尤人，反而成了他成長的養分。因為要謀生，他不得不學習各種技藝；因為接觸底層民眾，他得以看清民間的疾苦，理解生活的真實；因為在不同的崗位上勞作，他學會了細致、嚴謹、務實——這些品質，不僅讓他掌握了眾多“鄙事”的技能，更塑造了他後來“仁者愛人”“務實入世”的思想根基。多年後，當孔子回望這段歲月，沒有絲毫避諱或羞愧，反而坦然承認“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這份坦誠與從容，正是源於他對這段經曆的深刻認知：那些看似“低賤”的勞作，不是恥辱，而是讓他擁有“多能”的真正原因。
二）“多能鄙事”：從生存技能到人生智慧
孔子的“多能”，不是空泛的“樣樣都會”，而是每一項能力都紮根於現實的需求，都帶著生活的溫度。他會農耕，知道“春種、夏耕、秋收、冬藏”的規律，能分辨五穀的好壞，這讓他後來在講授“富民”思想時，不是空談理論，而是能結合農業生產的實際；他會駕車，熟悉馬車的構造與駕馭技巧，甚至能在危難時刻駕車避險——在周遊列國時，孔子師徒曾多次陷入險境，駕車的技能多次幫助他們脫離困境；他懂烹飪，知道不同食材的特性與搭配，後來在談論“禮”時，能細致地講解祭祀時食物的準備與擺放，讓“禮”不再是抽象的條文，而是可感可知的生活細節；他會管理倉庫與牲畜，懂得如何記賬、如何照料牲畜，這些“管理”的經驗，也為他後來提出“為政以德”“富民教民”的政治主張提供了現實依據。
更重要的是，這些“鄙事”帶來的“多能”，沒有讓孔子沉溺於技藝本身，而是讓他從技藝中提煉出了人生智慧。比如，管理倉庫時“料量平”，讓他懂得了“公平”的重要性，後來他強調“不患寡而患不均”，正是這種經曆的升華；照料牲畜時“畜蕃息”，讓他明白“用心”的價值，後來他主張“因材施教”，對每一個弟子都傾注心血，也是這種理念的延伸；甚至連駕車的技藝，都讓他領悟到“中庸”的道理——駕車時既要用力，又不能過猛；既要掌控方向，又要順應道路，這與做人做事“不偏不倚、恰到好處”的“中庸”之道，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孔子曾說“吾不試，故藝”，意思是自己沒有被國家重用，所以才有時間學習各種技藝。但如果沒有“少也賤”的生存壓力，沒有早年對“鄙事”的親身實踐，即便有再多的時間，他也未必能真正掌握這些技藝，更談不上從技藝中領悟智慧。可以說，孔子的“多能”，不是天賦的饋贈，而是生活的磨礪；不是“聖人”的光環，而是“凡人”在困境中努力生存、不斷學習的結果。這種“多能”，沒有絲毫的炫耀與傲慢，反而充滿了對生活的敬畏與對現實的關懷。
三、“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孔子眼中的“能”與“君子”
一）打破認知：“多能”不是君子的核心標準
當孔子說出“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時，無疑是對當時普遍觀念的一次顛覆。在春秋時期，很多人認為，君子作為社會的精英階層，應當擁有廣博的知識與出眾的技藝，“多能”是君子的重要標誌。但孔子卻明確提出“君子不多能”，這裡的“不多能”，不是說君子沒有能力，而是說“多能”並非君子的核心追求與評判標準。
在孔子的思想裡，君子的核心是“德”，是“仁”，是“禮”。君子首先要具備高尚的品德，能“克己複禮”，能“仁者愛人”，能“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其次要擁有正確的價值觀，能“義以為上”，能“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最後要承擔起自己的社會責任，能“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能為他人、為社會貢獻自己的力量。而“能”，無論是技藝之能，還是知識之能，都隻是君子實現“德”與“義”的工具，而非目的。如果一個人隻追求“多能”，卻忽視了品德的修養、價值觀的塑造，那即便擁有再多的能力，也不能稱之為君子；反之，一個君子即便沒有那麼多“鄙事”的技能，隻要他堅守“德”與“義”，踐行“仁”與“禮”，就是真正的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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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孔子的弟子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顏回沒有孔子那樣的“多能”，他不擅經商，不懂農耕，甚至連日常的生計都需要孔子的接濟，但孔子卻多次稱讚他“賢哉，回也”，認為他是君子的典範。為什麼？因為顏回擁有高尚的品德，能“三月不違仁”，能深刻理解孔子的“仁”道，並用一生去踐行。在孔子看來，顏回的“德”，遠比那些外在的“能”更重要，更符合君子的標準。
再比如，孔子曾批評弟子樊遲“請學稼”“請學為圃”，認為這些是“小人之事”。很多人據此認為孔子輕視農耕技藝，但實際上，孔子並非否定農耕的價值，而是希望樊遲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修身”“學道”上——作為君子，更重要的是學習如何治國理政、如何教化民眾，如何用“仁政”讓百姓安居樂業，而不是把目光局限在個人的農耕技藝上。這並非輕視“能”，而是強調“能”要服務於“道”，君子的“能”，應當是與“德”“義”相匹配的“大能”，而非局限於生活瑣事的“小能”。
二）君子之“能”：服務於“道”的“必要之能”
孔子說“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並非否定君子需要能力，而是強調君子的“能”要“精”而非“多”，要“專”而非“雜”，要服務於“道”而非滿足於個人的技藝炫耀。君子不需要掌握所有的“鄙事”技能，但必須擁有踐行“仁”“禮”、實現“道”的“必要之能”。
這種“必要之能”，首先是“學道”之能——能學習、理解、領悟“仁”“禮”之道。孔子說“吾十有五而誌於學”，這裡的“學”，核心就是學“道”。君子要通過學習詩書禮樂，理解天地萬物的規律，懂得做人做事的準則，從而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比如，通過學習《詩》，君子能“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能培養自己的仁愛之心；通過學習《禮》，君子能懂得分寸與秩序，能在社會交往中踐行“禮”的要求。這種“學道”之能，是君子所有能力的基礎。
其次是“行道”之能——能將“道”運用到現實生活中，轉化為具體的行動。孔子說“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強調君子要少說空話，多做實事。這種“行道”之能，體現在修身中，是“吾日三省吾身”，不斷反思自己的言行，修正自己的不足；體現在處世中，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用善意與尊重對待他人；體現在為政中，是“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用道德的力量治理國家，讓百姓信服。比如，孔子在魯國擔任大司寇時，僅用三個月就讓魯國“路不拾遺，夜不閉戶”，這不是因為他有什麼特殊的“技藝”，而是因為他將“德政”的理念落到了實處，用“禮”規範社會秩序，用“仁”關懷百姓生活——這就是君子“行道”之能的體現。
最後是“傳道”之能——能將“道”傳遞給他人，讓更多的人理解並踐行“仁”“禮”。孔子一生“有教無類”，弟子三千，賢者七十二，他的“傳道”之能，不是靠華麗的言辭，而是靠“因材施教”的智慧與“以身作則”的示範。對於子路這樣勇猛直率的弟子，他常常提醒他“三思而後行”；對於冉有這樣謹慎內向的弟子，他常常鼓勵他“聞斯行諸”；對於子貢這樣善於經商的弟子，他引導他“富而好禮”。通過這種個性化的教導，孔子將“道”的種子播撒在每個弟子心中，再由弟子們傳播到天下——這種“傳道”之能，遠比任何“鄙事”的技能都更有價值，也更符合君子的使命。
在孔子看來，君子的“能”，從來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恰到好處”——夠用來“學道”“行道”“傳道”即可。多餘的、與“道”無關的“能”，不僅不是君子的加分項，反而可能成為負擔，讓人沉溺於技藝而忽視了品德的修養。這就是“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的深層含義：君子追求的不是“多能”，而是“德能兼備”，是讓“能”服務於“德”，讓“行”踐行於“道”。
四、跨越千年：孔子“多能觀”的當代回響
一）對“能力”的再思考：從“技”到“人”的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