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子曰：“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翻開《論語?子罕》，這句看似簡單的記載，卻如同一幅生動的畫麵，將兩千多年前孔子的言行舉止清晰地呈現在我們眼前。初讀時，或許隻覺得這是孔子遵循禮儀的日常表現，但當我們深入了解春秋時期的社會背景、禮儀文化，以及孔子一生所倡導的“仁”的思想後，便會發現，這“必作”“必趨”的動作背後，藏著一位先哲對生命的敬畏、對他人的仁愛、對禮儀的堅守，更藏著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珍貴的人文精神。這種精神如同溫潤的泉水，曆經千年歲月的衝刷，依舊滋養著我們的心靈，為當今社會如何待人處世、構建和諧人際關係提供了深刻的啟示。
一、春秋禮儀：“必作必趨”的文化土壤
要真正理解孔子“必作必趨”的行為，首先需要回到他所處的春秋時代，了解當時的禮儀文化背景。春秋時期，雖然周王室衰微，“禮崩樂壞”的現象已初現端倪，但禮儀作為維係社會秩序、規範人們言行的重要準則，依舊在社會生活中占據著重要地位。從天子、諸侯到士大夫、平民百姓，不同階層的人在不同場合都有著相應的禮儀規範，這些規範滲透到服飾、言行、交往等方方麵麵，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齊衰者”，指的是穿著齊衰喪服的人。齊衰是古代喪服的一種，僅次於斬衰，用粗麻布製成，衣邊緝齊，根據與死者關係的親疏，服喪期限從一年到三年不等。在古代社會，喪禮是禮儀體係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它不僅是對逝者的哀悼，更是對生命的尊重和對倫理親情的維護。當人們看到穿著喪服的人時，主動表現出莊重、肅穆的態度，是對他人悲傷情緒的理解與共情，也是對喪禮禮儀的遵守。
“冕衣裳者”，則是指穿著禮服、戴著禮帽的人。冕是古代帝王、諸侯、卿大夫等在舉行祭祀、朝聘等重大禮儀活動時所戴的禮帽，衣裳則是相應的禮服。在春秋時期，“冕衣裳者”往往代表著一定的身份地位，或是承擔著重要的社會職責，他們的服飾本身就象征著禮儀與秩序。對“冕衣裳者”表示敬重，不僅是對個人身份的認可，更是對社會禮儀規範和公共秩序的維護。
“瞽者”，即盲人。在古代社會，由於生產力水平低下，醫療條件有限，盲人等殘疾人往往處於弱勢地位，生活麵臨諸多困難。但古人對殘疾人並非漠視，反而在禮儀和道德層麵有著特殊的關懷。《禮記?曲禮》中就有“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於門外。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君子不儘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屍，子不可以為父屍。為君屍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屍者，則自下之；屍必式。乘必以幾。齊者不樂不吊。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複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生與來日，死與往日。知生者吊，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吊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吊。吊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館。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適墓不登壟，助葬必執紼。臨喪不笑。揖人必違其位。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鄰有喪，舂不相；裡有殯，不巷歌。適墓不歌。哭日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側。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史載筆，士載言。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臨祭不惰。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策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卒哭乃諱。禮，卒哭乃諱。禮，生名，死字，名，終將諱之。故君子諱名，名車曰乘軒，名馬曰乘黃，使者自稱曰某。君命，大夫與士肄，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馬。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大饗不問卜，不饒富。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婦人之摯，椇榛脯修棗栗。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這些記載詳細地規定了人們在不同場合的禮儀規範，其中也包含了對弱勢群體的關懷，如對瞽者，古人強調要以溫和、友善的態度對待，給予他們必要的幫助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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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禮儀文化背景下，孔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雖少，必作，過之必趨”的行為，並非刻意為之的做作之舉，而是對當時社會禮儀規範的自覺遵守，是將禮儀內化為自身行為習慣的自然體現。“作”，即起身、站立，當看到這三類人時，即使對方年紀尚小，孔子也會從座位上站起來，以示尊重；“趨”，即快步走，當從他們身邊經過時，孔子會加快腳步，既表達了敬重，也避免打擾對方。這兩個簡單的動作，看似微不足道，卻蘊含著深厚的文化內涵和道德準則，是孔子對他人身份、處境和情感的充分尊重。
二、仁心為本：“必作必趨”的思想內核
如果說春秋禮儀是孔子“必作必趨”行為的文化土壤，那麼他一生所倡導的“仁”的思想，則是這一行為的內在思想內核。孔子的思想體係以“仁”為核心，“仁”即愛人，是對他人的關愛、同情與尊重，是處理人際關係的最高道德準則。而“必作必趨”的行為，正是“仁”的思想在日常生活中的具體實踐，是孔子將“愛人”的理念落實到言行舉止中的生動體現。
一）對“齊衰者”：共情與生命敬畏
麵對穿著齊衰喪服的人，孔子“必作”“必趨”，首先體現的是對他人悲傷情緒的共情。喪服是悲傷的外在符號，它向外界傳遞著逝者離世、生者悲痛的信息。孔子看到齊衰者，能敏銳地感知到他們內心的哀傷，通過“作”“趨”的動作，表達自己對他們悲傷情緒的理解和認同。這種共情並非簡單的同情，而是一種深層次的情感共鳴，是將他人的痛苦視為自己的痛苦，將他人的悲傷納入自己的情感體驗之中。
在孔子看來，生命是寶貴的，死亡是生命的終結，值得每個人敬畏。齊衰者的存在，提醒著人們生命的有限和無常，因此對他們表示敬重，也是對生命本身的敬畏。孔子曾說：“未知生，焉知死？”他雖然強調要關注現實的生活，但並不否認對死亡的正視和對逝者的哀悼。通過對“齊衰者”的尊重，孔子引導人們重視生命、珍惜生命，同時也重視親情、友情等人類最基本的情感紐帶，維護社會的倫理秩序。
據《論語》記載，孔子在居喪期間，“食不甘味，聞樂不樂”，他親自體驗喪親之痛，深刻理解喪禮對於生者和逝者的意義。因此，當看到他人處於喪期時，他能感同身受，用自己的言行表達對他人的關懷。這種共情與生命敬畏，是“仁”的思想在情感層麵的體現，它讓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聯係更加緊密，讓社會充滿更多的溫情與善意。
二）對“冕衣裳者”：對秩序與職責的尊重
對於“冕衣裳者”，孔子“必作”“必趨”，則體現了對社會秩序和他人職責的尊重。在春秋時期，“冕衣裳者”所代表的不僅是個人的身份地位，更是社會分工和公共職責的象征。他們可能是主持祭祀活動的官員，肩負著溝通人神、祈求國泰民安的重任；也可能是參與朝聘事務的大夫，承擔著維護國家間關係、保障社會穩定的職責。他們的服飾和身份，與社會的公共利益和秩序緊密相連。
孔子一生都致力於恢複周禮，維護社會的等級秩序和倫理規範。在他看來，每個人都應在自己的身份和崗位上儘職儘責，遵守相應的禮儀規範，這樣才能實現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對“冕衣裳者”表示尊重，就是對他們所代表的社會秩序和公共職責的認可與維護。這種尊重並非對權力的盲目崇拜，而是對他人為社會所做貢獻的肯定，是對社會分工合理性的認同。
孔子曾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這裡的“禮”和“忠”，本質上就是對社會秩序和職責的遵守與履行。“冕衣裳者”作為社會秩序的維護者和公共職責的承擔者，他們的工作關係到整個社會的正常運轉。因此，孔子對他們的尊重，也是希望通過自己的言行，引導更多人重視社會秩序，自覺履行自己的職責，共同構建一個有序、和諧的社會。
三）對“瞽者”：對弱者的關愛與平等尊重
在這三類人中，“瞽者”作為殘疾人，是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孔子對他們“必作”“必趨”，最能體現“仁”的思想中對弱者的關愛和平等尊重。在古代社會，弱勢群體往往容易被忽視甚至歧視，但孔子卻給予他們特殊的關注和尊重，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
孔子認為，每個人都有平等的人格尊嚴，無論身體是否健全、身份是否尊貴，都應得到他人的尊重。“瞽者”雖然看不見光明，但他們同樣擁有情感、智慧和尊嚴，不應因身體的缺陷而被區彆對待。孔子通過“作”“趨”的動作，向“瞽者”傳遞出平等的尊重，讓他們感受到社會的關懷與溫暖，而不是冷漠與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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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論語?衛靈公》記載，孔子曾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仁”的思想的重要準則，也是處理人際關係的黃金法則。孔子對待“瞽者”的態度，正是這一準則的體現。他設身處地為“瞽者”著想，理解他們在生活中的不便和可能麵臨的困境，因此用自己的言行給予他們必要的尊重和幫助。這種對弱者的關愛，不是居高臨下的憐憫，而是發自內心的平等相待，是“愛人”理念的最高境界。
此外，孔子還注重對“瞽者”的教育和培養。在古代，瞽者往往擅長音樂，孔子就曾向魯國的樂官師襄學琴，而師襄很可能就是一位瞽者。孔子不因其身體缺陷而拒絕向其學習，反而虛心求教，這不僅體現了他對知識的渴望，更體現了他對“瞽者”能力的認可和尊重。這種態度也影響了他的弟子，讓儒家學派形成了關愛弱勢群體、尊重每個人人格尊嚴的優良傳統。
三、言行示範：“必作必趨”的教育意義
孔子不僅是一位思想家，更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他一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培養了三千弟子，其中七十二賢更是名垂青史。孔子的教育方式不僅注重言傳，更注重身教，他通過自己的一言一行，為弟子們樹立了榜樣，而“必作必趨”的行為，就是他進行道德教育的生動教材，具有深刻的教育意義。
一）以身作則，傳遞道德準則
在教育過程中，孔子始終強調以身作則的重要性。他曾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作為老師，隻有自己率先垂範，遵守道德準則，才能讓弟子們信服並效仿。“必作必趨”的行為，正是孔子以身作則的體現，他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向弟子們傳遞著尊重他人、關愛弱者、遵守禮儀等道德準則。
當弟子們看到孔子對待“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時恭敬的態度和規範的言行，自然會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將這些道德準則內化為自己的行為習慣。比如，弟子子路原本性格魯莽，不注重禮儀，但在孔子的影響下，逐漸變得恭敬有禮；弟子顏回則深受孔子“仁”的思想影響，以仁為己任，成為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可以說，孔子的“必作必趨”，不僅是個人道德修養的體現，更是對弟子進行道德教育的重要方式。
二）細節入手，培養良好習慣
“必作必趨”是日常生活中的細節行為，但正是這些細節，最能反映一個人的道德修養和行為習慣。孔子注重從細節入手，培養弟子們的良好習慣，因為他明白，良好的道德品質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日常的點滴行為中逐漸形成的。
在孔子看來，尊重他人、遵守禮儀，不應隻體現在重大場合，更應體現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麵麵。看到齊衰者起身、經過瞽者快步走，這些看似微小的動作，卻是培養弟子們尊重意識、禮儀習慣的重要途徑。通過這些細節的訓練，弟子們逐漸養成了關注他人、尊重他人的習慣，進而形成了良好的道德品質。
孔子的這種教育方法，對後世的教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中國傳統教育曆來注重“灑掃應對進退”的訓練，即通過打掃衛生、接待客人、言行舉止等日常細節的培養，讓學生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和道德品質。這種從細節入手的教育方式，與孔子“必作必趨”的教育示範是一脈相承的，它讓道德教育變得具體、可操作，而不是空洞的理論說教。
三）因材施教，關注個體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