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論語?子罕》中這段關於孔子病重的記載，沒有波瀾壯闊的敘事，沒有深奧晦澀的哲理，卻如同一麵明鏡，清晰地映照出孔子晚年麵對生死與虛飾時，那份堅守本心、坦蕩磊落的品格。初讀時，或許會為子路的“好心辦壞事”感到惋惜，可深入揣摩孔子的每一句話，便會發現，這簡短的對話背後，藏著一位先哲對“誠”的執著堅守、對“禮”的深刻理解，更藏著他對弟子們最真切的教誨。這種精神跨越千年時光，依舊能讓我們在紛繁複雜的現代社會中，感受到那份直擊心靈的純粹與真誠，為我們如何為人處世、堅守本心提供深刻的啟示。
一、春秋背景下的“臣”與子路的“善意之舉”
要理解孔子為何會對子路“使門人為臣”的行為如此嚴厲地批評，首先需要回到春秋時期的社會背景，弄清楚“臣”在當時的特定含義，以及子路這一行為背後的動機與考量。
在春秋時期，“臣”並非我們現代語境中泛指的“大臣”，而是有著嚴格的身份限定。根據當時的禮製，隻有諸侯、卿大夫等有一定爵位和封地的貴族，才有資格設置“臣”——這裡的“臣”特指負責貴族日常事務、尤其是喪葬事宜的家臣。這些家臣不僅要在貴族生前打理府中事務，更要在貴族去世後，按照禮製主持喪葬儀式，確保葬禮符合死者的身份地位。而孔子一生雖周遊列國、學識淵博，卻始終未曾獲得諸侯或卿大夫的爵位，按照禮製，他並無資格設置“臣”來處理自己的喪葬事宜。
子路作為孔子最親近的弟子之一，性格直率豪爽，對老師忠心耿耿。當孔子病重，生命垂危之際，子路看著老師虛弱的模樣，心中滿是焦急與擔憂。在他看來，老師一生致力於恢複周禮、傳播仁道，理應得到一份體麵的葬禮，而設置“臣”來主持喪葬事宜，正是讓葬禮符合“體麵”的重要方式。子路或許認為，老師的學識與德行早已超越了普通的士，即便沒有實際的爵位，也應該享有貴族般的喪葬待遇；更何況，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葬禮的規格不僅關乎死者的尊嚴，也關乎其弟子與家族的顏麵。於是，子路便自作主張，讓其他弟子臨時充當“臣”的角色，為孔子的身後事做準備，希望能讓老師在去世後，能有一份符合其身份與德行的葬禮。
從動機來看，子路的行為無疑是出於對老師的敬愛與關懷，是一片赤誠的“善意之舉”。他沒有任何私心，隻是單純地想為老師做些什麼，讓老師能走得更體麵。這種情感是真摯的，也是值得肯定的。可問題在於，子路的這份“善意”，卻違背了孔子一生所堅守的“禮”與“誠”，忽略了孔子對“名實相符”的執著，這也正是孔子在病愈後，會如此嚴厲地批評他的根本原因。
二、“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孔子對“誠”的堅守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當孔子的病情稍有好轉，得知子路讓門人為臣的消息後，第一句話便是對子路的嚴厲批評。這裡的“病間”，指的是病情有所減輕、意識逐漸清醒；而“行詐”，則是指責子路的行為是“弄虛作假”“欺瞞不實”。孔子用“久矣哉”這樣的表述，並非單純針對子路這一次的行為，更是對他長期以來偶爾會出現的、過於注重形式而忽略本質的行事風格的提醒。
孔子一生都將“誠”視為為人處世的根本準則。他曾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在孔子看來，一個人如果沒有誠信，就如同車子沒有轅端與橫木銜接的關鍵部件，根本無法前行。而“誠”不僅體現在與人交往時的誠實守信，更體現在對自己、對事物本質的尊重，不弄虛作假，不貪圖虛名。
子路讓門人為臣，看似是為了讓孔子的葬禮更體麵，實則是一種“無臣而為有臣”的弄虛作假。按照禮製，孔子無資格設臣，子路卻強行讓弟子們扮演“臣”的角色，這便是“名不副實”，是對“禮”的表麵化理解與濫用，更是對“誠”的違背。孔子認為，這種行為本質上就是一種“詐”——欺騙他人，更是欺騙上天。他緊接著追問：“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這兩個反問，字字鏗鏘，直擊要害。在孔子的觀念中，“天”並非人格化的神靈，而是代表著宇宙間的客觀規律與道德準則，是不容欺瞞的。一個人如果連“天”都敢欺騙，便是對道德底線的徹底突破，是萬萬不可取的。
小主，這個章節後麵還有哦，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後麵更精彩！
孔子的這番批評，並非不近人情，而是源於他對“誠”的深刻理解與執著堅守。他深知，形式上的體麵遠不如內心的坦蕩重要；虛假的禮儀不僅無法彰顯一個人的德行，反而會玷汙這份德行。對於孔子而言，他一生都在踐行“仁”與“禮”，而“誠”正是“仁”與“禮”的核心內核。如果為了一份虛假的葬禮規格，違背了“誠”的準則，那便是對自己一生所堅守的信念的背叛，這是他絕對無法接受的。
回顧孔子的一生，他始終在踐行“誠”的準則。周遊列國時，他拒絕為了獲得諸侯的重用而放棄自己的政治主張，即便麵臨“陳蔡之困”，也始終堅守本心；回到魯國後，他整理古代典籍，編撰《春秋》，始終堅持“筆則筆，削則削”，不隱瞞、不篡改曆史，用“春秋筆法”傳遞自己的道德準則。正是這份對“誠”的堅守，讓孔子的思想能夠曆經千年而不衰，成為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而子路的行為，恰恰觸碰了孔子心中“誠”的紅線，因此才會遭到如此嚴厲的批評。
三、“與其死於臣之手，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孔子對弟子的真摯情感
在批評了子路的“行詐”之後，孔子緊接著說道：“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這句話褪去了之前的嚴厲，滿是對弟子們的真摯情感。“二三子”是孔子對弟子們的親切稱呼，如同父親稱呼自己的孩子一般，充滿了溫情與關愛。從這句話中，我們能清晰地感受到，在孔子心中，弟子們早已不是單純的學生，而是如同家人一般的存在。
孔子為何會說“與其死於臣之手，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因為在他看來，“臣”與他之間是基於禮製與利益的雇傭關係，這種關係缺乏真摯的情感聯結；而弟子們與他之間，是基於思想認同與情感共鳴的師生情誼，這份情誼純粹而深厚，是任何功利性的關係都無法比擬的。孔子一生致力於教育弟子，將自己的思想與理念毫無保留地傳授給他們，而弟子們也始終追隨在他身邊，無論是周遊列國的顛沛流離，還是晚年的潛心治學，都不離不棄。這種朝夕相處、同甘共苦的經曆，早已讓他們之間的情誼超越了普通的師生關係。
在孔子病重之際，他最渴望的不是那些虛假的禮儀與體麵，而是弟子們的陪伴與關懷。他希望在自己生命的最後時刻，身邊是那些熟悉的麵孔，是那些能理解他思想、傳承他理念的弟子們，而不是一群陌生的、僅僅為了完成喪葬儀式而存在的“臣”。對於孔子而言，死於弟子們的守護之下，是一種溫暖的歸宿，是對這份深厚師生情誼的最好見證；而死於“臣”之手，則意味著在生命的最後時刻，還要被虛假的禮儀所束縛，失去與弟子們最後相處的珍貴時光，這是他無法接受的。
《論語》中還有許多記載，都能印證孔子與弟子們之間這份真摯的情感。比如，當顏淵去世時，孔子悲痛欲絕，連聲說道：“噫！天喪予！天喪予！”那份失去得意弟子的痛苦，毫不掩飾；當子路在衛國遇難，被剁成肉醬時，孔子得知消息後，立即讓人倒掉了家中的肉醬，那份痛失愛徒的悲傷，令人動容。而弟子們對孔子也同樣充滿了敬愛與依戀，孔子周遊列國時，弟子們始終陪伴左右，為他排憂解難；孔子去世後，弟子們如同失去父親一般，在孔子墓旁守喪三年，子貢更是守喪六年，這份情誼在中國曆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因此，孔子對“死於二三子之手”的渴望，並非偶然，而是他與弟子們之間深厚情感的自然流露。在他心中，情感的真摯遠比形式的體麵重要得多，這份對情感的珍視，也讓他的形象更加豐滿、更加貼近人心，不再是那個高高在上的“聖人”，而是一個有血有肉、重情重義的長者。
四、“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孔子對生死的豁達與對虛名的淡泊
“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孔子的這句話，語氣中帶著一絲反問，更帶著一份對生死的豁達與對虛名的淡泊。“大葬”指的是符合貴族規格的隆重葬禮，而孔子這句話的意思是：即便我無法享受到貴族般的隆重葬禮，難道還會淪落到死在路邊無人安葬的地步嗎？言外之意，他根本不擔心自己的葬禮是否“體麵”，更不追求那些虛無縹緲的虛名。
在春秋時期，葬禮的規格往往與死者的身份地位緊密掛鉤，隆重的葬禮不僅是死者的“體麵”，更是其家族與弟子們的“顏麵”。因此，許多人都會不惜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為死者舉辦盛大的葬禮，以彰顯自己的身份與地位。可孔子卻截然不同，他一生都在追求“道”的實現，追求“仁”的踐行，對於這些外在的虛名與形式，始終保持著一份清醒的淡泊。
本小章還未完，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後麵精彩內容！
孔子曾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在他看來，即便生活清貧，隻要能堅守道義、踐行仁道，就能從中獲得快樂；而那些通過不義之舉獲得的富貴與虛名，對他而言就如同天邊的浮雲，毫無意義。這種對虛名的淡泊，在他麵對生死時，表現得更加淋漓儘致。他深知，一個人的價值不在於葬禮的規格有多高，而在於他一生所做的事情、所堅守的信念，是否能對他人、對社會產生積極的影響。
孔子一生周遊列國，傳播自己的思想與理念，雖然未能實現自己“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的理想，但他通過教育弟子、整理典籍，將自己的思想傳承了下來。他知道，自己的思想一旦被弟子們繼承和發揚，就會產生深遠的影響，這遠比一份隆重的葬禮更有意義。因此，他根本不在乎自己的葬禮是否“體麵”，更不希望弟子們為了追求這份“體麵”而違背禮製、弄虛作假。
同時，孔子對生死也有著一份超乎常人的豁達。他曾說：“未知生，焉知死？”這句話並非是對死亡的回避，而是強調要先關注現實的生活，將精力放在踐行“仁”與“禮”上，至於死亡，那是每個人都無法回避的終極歸宿，無需過分焦慮與恐懼。在孔子看來，死亡隻是生命的另一種狀態，而一個人一生的價值與意義，早已在他生前的言行舉止中得以體現，與葬禮的規格毫無關係。
因此，當子路為了讓他能有“大葬”而“使門人為臣”時，孔子才會如此不以為然。他用“予死於道路乎？”這句反問，輕輕化解了子路對“體麵葬禮”的執著，也向弟子們傳遞出自己對生死的豁達與對虛名的淡泊。這種態度，不僅展現了孔子高尚的人格境界，也為弟子們上了最後一堂關於“堅守本心、淡泊虛名”的生動課程。
五、子路的“過”與孔子的“教”：師生間的成長與傳承
子路“使門人為臣”的行為，無疑是一次“過錯”，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次“過錯”也成為了孔子對弟子們進行教育的重要契機。孔子的批評，並非單純的指責，而是充滿了循循善誘的教誨，讓子路以及其他弟子們在這次事件中，深刻領悟到“誠”的重要性、“禮”的本質，以及對虛名的淡泊。
子路性格直率，富有勇氣，但也常常因為過於衝動、注重形式而忽略本質。比如，在之前的學習過程中，子路曾多次因為急於求成而受到孔子的提醒。孔子曾說：“由也兼人，故退之。”意思是子路往往勇氣過人，但有時會不夠審慎，所以需要讓他收斂一些。而這次“使門人為臣”的行為，正是子路這種性格特點的又一次體現——他出於對老師的敬愛，急於為老師爭取“體麵”，卻忽略了老師一生所堅守的“誠”與“禮”的本質。
孔子的批評，恰好擊中了子路性格中的要害，讓他明白，真正的“敬愛”並非是滿足表麵的需求，而是要理解對方內心真正的堅守與追求。在孔子看來，“禮”的本質並非是繁瑣的儀式與規格，而是“仁”的外在體現，是內心真誠與尊重的自然流露。如果“禮”失去了“誠”的內核，隻剩下空洞的形式，那便失去了其真正的意義。子路想要為老師舉辦“體麵”的葬禮，這本無可厚非，但他卻用“弄虛作假”的方式來追求這份“體麵”，這便是對“禮”的誤解與背離。
通過這次批評，孔子不僅讓子路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更讓其他弟子們也深刻領悟到了“誠”與“禮”的關係。在之後的日子裡，弟子們更加注重內心的修養與真誠的踐行，而非外在形式的追求。這種教育方式，正是孔子“因材施教”“循循善誘”的體現——他不直接否定弟子的動機，而是通過指出行為中的問題，引導弟子們自己去思考、去領悟，從而真正理解“道”的本質。
子路在受到孔子的批評後，也深刻反思了自己的行為。雖然《論語》中沒有明確記載子路的回應，但從他之後的言行來看，他確實接受了孔子的教誨。在那之後，子路更加注重對“仁”與“誠”的踐行，在衛國為官時，為了堅守道義，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用實際行動證明了自己對老師思想的傳承。這種從“過錯”中成長，從批評中領悟的過程，正是師生之間最珍貴的互動，也是孔子教育思想最成功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