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
隆冬的清晨，我站在古城牆下，看著寒風中挺拔的鬆柏，枝乾雖被積雪壓彎，卻始終朝著天空的方向生長。積雪簌簌從鬆針上滑落，砸在青灰色的城磚上，發出細碎的聲響，像是時光在輕聲低語。這堅韌的姿態，忽然讓我想起孔子的一句話：“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千年前，孔子坐著簡陋的馬車，在列國間奔波，曆經陳蔡之困、匡地之圍，糧食斷絕時弟子們皆麵露饑色，唯有他仍弦歌不輟，始終堅守著“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的誌向。這句箴言，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他在顛沛流離中，用生命體悟出的“誌”之力量——外在的困境可以摧殘身體，卻無法磨滅心中的信念。
“帥”是三軍的統領，手握兵權，麾下有千軍萬馬，看似不可撼動，可一場戰爭、一次政變，便能讓其失去權位，甚至性命；而“誌”是匹夫心中的信念，它無形無質，看不見摸不著，卻比鋼鐵更堅硬，比城池更堅固。從春秋時期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齊，到近代在刑場上慷慨就義的李大釗；從“兩彈一星”功勳科學家錢學森，到大山深處創辦女高的張桂梅，“誌”始終是支撐人們在困境中前行、在誘惑前堅守的精神脊梁。它如同深埋地下的種子，即便身處黑暗，也能衝破土壤，向陽而生。接下來，就讓我們一同探尋“誌”的豐富內涵，感受“守誌”的磅礴力量，看這穿越千年的箴言，如何在時光長河中滋養著一代又一代人的心靈，成為中華民族永不褪色的精神圖騰。
一、“誌”為何物：藏在心底的精神燈塔
“誌”，從甲骨文的字形來看，像是一個人站在土地上，抬頭仰望天空，心中懷著對遠方的向往；到了金文，字形演變為“心”與“士”的結合，仿佛在說，真正的“誌”，是士人心中那份超越個人私利、不可動搖的信念。在孔子的思想體係中，“誌”與“仁”“禮”緊密相連，它不是一時的心血來潮——比如孩童一時興起想要成為科學家，也不是短暫的目標追求——比如商人想要在年底賺多少錢，而是根植於內心深處，貫穿一生的精神追求，是對“何為正確”“何為有價值”的終極回答。它如同黑暗中的燈塔，在人生的海洋中為人們指引方向，無論遇到狂風巨浪、暗礁險灘，都能讓人不偏航、不迷失。
“誌”的核心，是對價值的堅守。這種價值，可以是對道德的追求，如孔子“朝聞道，夕死可矣”的求道之誌；可以是對理想的執著，如屈原“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興國之誌；也可以是對責任的擔當，如範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濟世之誌。它無關身份高低、財富多寡，無論是身居高位的王侯將相，還是身處市井的平民百姓，隻要心中有“誌”，就能在平凡的生活中活出不凡的意義，擁有超越常人的堅韌與力量。
一）古代仁人：以“誌”為骨，堅守本心
春秋時期的伯夷、叔齊，便是堅守“誌”的典範。兩人是孤竹國國君的兒子，父親去世前，留下遺願讓叔齊繼承王位。可叔齊認為，兄長伯夷比自己年長且賢能，按照禮法應由伯夷繼位，於是堅決推辭；伯夷則認為，父親的遺願不可違背，若自己即位，便是不孝，也堅決不肯接受。兄弟二人相互推讓，誰也不願登基，最終，伯夷帶著叔齊，一同離開了孤竹國，打算前往西岐投奔周文王——當時周文王以仁德治國，諸侯皆服，是天下人心中的賢君。
可當他們曆經千辛萬苦趕到西岐時，卻得知周文王已經去世，他的兒子周武王即位。更讓他們震驚的是，周武王正率領大軍，車載著周文王的靈位，準備討伐商紂王。伯夷、叔齊見狀，立刻攔住周武王的馬車，拉住韁繩，直言勸諫：“父死不葬，爰及乾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在他們看來，周武王作為兒子，父親剛去世就發動戰爭，是為不孝；作為臣子，討伐君主商紂王，是為不仁。孝與仁，是他們心中“誌”的核心，是不可逾越的道德底線。
周武王身邊的大臣見兩人如此無禮，想要動手驅趕，卻被薑子牙攔住。薑子牙說：“此義人也，不可殺。”隨後命人將他們扶到一邊，大軍繼續前進。最終，周武王在牧野之戰中打敗商紂王，建立了周朝。伯夷、叔齊得知消息後，心中悲痛不已，他們認為自己堅守的“禮法之誌”被徹底違背，這天下已不是他們心中的“有道之天下”。於是，兩人隱居到首陽山上，發誓不食用周朝的糧食，每天隻靠采摘山上的野菜充饑。
有一天，一位上山砍柴的農夫看到他們，不解地問：“如今已是周朝的天下，這山上的野菜，不也是周朝的嗎？你們既然不食周粟，為何還要吃周朝的野菜呢？”農夫的話如同一記重錘，讓伯夷、叔齊陷入沉思。他們覺得農夫說得有道理，既然決心堅守自己的“誌”，就不該有絲毫妥協。於是，從那天起，他們連野菜也不再食用，最終餓死於首陽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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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們或許會覺得伯夷、叔齊的做法有些迂腐，甚至不值得——為了所謂的“禮法”，竟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可如果回到那個禮崩樂壞的春秋時期，我們便能理解他們的堅守：在那個周天子權威衰落、諸侯爭霸戰亂頻繁的時代，“禮”是維係社會秩序的最後一根紐帶，而伯夷、叔齊的“誌”，正是對這根紐帶的守護。他們用生命證明，即便身處亂世，也有人願意為心中的道德信念堅守到底，這份執著，足以讓後人敬佩，也讓“匹夫不可奪誌也”有了最悲壯的注腳。
比伯夷、叔齊稍晚一些的屈原，他的“誌”則更多了一份對國家的忠誠與對理想政治的追求。屈原出身於楚國貴族，自幼飽讀詩書，才華橫溢，不僅擅長寫詩作文，還精通政治、軍事，深受楚懷王的信任，被任命為左徒——這是楚國的高級官職，相當於宰相的助手，負責製定政策、接待諸侯。當時的楚國，雖然是大國，卻麵臨著秦國的威脅，屈原主張對內改革政治，廢除貴族的世襲特權，選拔有才能的人治理國家；對外聯合齊國、趙國等諸侯國，形成“合縱”之勢，共同抗擊秦國。
他的主張，得到了楚懷王的支持，卻遭到了楚國貴族集團的強烈反對。以子蘭楚懷王的弟弟）、靳尚為首的貴族，擔心改革會損害自己的利益，便不斷在楚懷王麵前詆毀屈原，說他“專斷獨行”“圖謀不軌”。楚懷王耳根子軟，又貪圖眼前的利益，漸漸疏遠了屈原，後來甚至將他流放至漢北。
在流放期間，屈原並沒有心灰意冷，他看著楚國的百姓因戰亂流離失所，看著貴族們依舊醉生夢死，心中悲痛不已，卻始終沒有放棄自己的“誌”。他沿著江邊行走，一邊走一邊吟誦詩句，將自己對國家的熱愛、對理想的執著、對奸佞小人的痛恨，都融入到《離騷》《九歌》《天問》等詩篇中。在《離騷》裡，他寫下“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表明自己即便死九次，也不會放棄心中的善與誌；在《天問》裡，他一口氣提出了172個問題，從天地起源問到人間治亂，既是對宇宙萬物的思考，也是對楚國命運的擔憂。
後來，楚懷王被秦國欺騙，前往秦國議和，結果被秦國扣留，最終客死他鄉。楚頃襄王即位後，更加昏庸無能，子蘭、靳尚等人掌握了朝政，楚國的國力日益衰弱。公元前278年，秦國大將白起率領大軍攻破楚國都城郢都，燒毀了楚國的宗廟和宮殿。屈原得知這個消息時，正在汨羅江邊垂釣，他手中的魚竿轟然落地，淚水順著臉頰流下。他知道，自己的“興國之誌”徹底無法實現了，楚國已經沒有希望了。
五月初五那天，屈原穿著破舊的衣服，披散著頭發，在汨羅江邊徘徊。一位漁翁看到他，問道：“您不是三閭大夫嗎？為何會落到這般田地？”屈原歎了口氣，說：“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翁勸他：“既然舉世皆濁，您為何不隨波逐流？既然眾人皆醉，您為何不也喝一點酒，何必如此清高，讓自己受苦呢？”屈原搖了搖頭，說：“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說完，屈原抱起一塊石頭，縱身跳入汨羅江中。百姓們得知屈原投江的消息後，紛紛劃著小船前往救援，卻再也找不到他的身影。為了防止江中的魚蝦啃食屈原的屍體，百姓們往江裡投放粽子、雞蛋，還在船上敲鑼打鼓，驅趕魚蝦。後來，這便演變成了端午節吃粽子、賽龍舟的習俗，而屈原的“誌”，也隨著這些習俗流傳下來，成為中國曆史上愛國精神的象征。
二）現代行者：以“誌”為燈，照亮前路
在現代社會，“誌”的內涵更加豐富，它不再局限於古代的“禮法”“忠君”，而是延伸到科學、教育、醫療、環保等各個領域。它可以是科學家對真理的探索，是教師對教育的熱愛，是醫生對生命的守護，也可以是普通人對生活的熱愛與對責任的擔當。無論“誌”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它都具備一個共同的特質——能在困境中給予人們力量，在誘惑前讓人們堅守底線，在迷茫時指引方向。
“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他的“誌”是“讓所有人遠離饑餓”。這個誌向，源於他年輕時的一段經曆。1959年至1961年，中國遭遇了嚴重的三年困難時期，糧食短缺，許多人因為吃不飽飯而餓死。當時，袁隆平正在湖南安江農校任教，他親眼看到學生們因為饑餓而麵黃肌瘦，看到農民們因為糧食不夠而發愁。有一次，他在田埂上看到一位老農，坐在地上痛哭，手裡拿著一把乾癟的稻穗，嘴裡念叨著：“今年又是歉收，這日子可怎麼過啊……”老農的哭聲，像針一樣紮在袁隆平的心裡，他暗暗下定決心：“我一定要研究出高產的水稻，讓老百姓都能吃飽飯，再也不用餓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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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那以後，袁隆平便將自己的一生都奉獻給了雜交水稻研究。他每天都泡在稻田裡，觀察水稻的生長情況，記錄數據，尋找合適的稻種。一開始，研究進展並不順利，他提出的“水稻具有雜種優勢”的理論，遭到了許多同行的質疑——當時國際上普遍認為，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沒有雜種優勢，袁隆平的理論是“天方夜譚”。可袁隆平沒有放棄，他堅信自己的判斷，繼續在稻田裡尋找天然雜交稻。
1964年7月5日，袁隆平在安江農校的試驗田裡，終於發現了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株”——這株水稻的雄蕊沒有花粉，無法自花授粉，正好可以作為雜交水稻的母本。他興奮地在筆記本上寫下：“發現天然不育株，這是突破雜交水稻研究的關鍵！”為了繁殖這株水稻，他每天都小心翼翼地給它澆水、施肥，還用毛筆將其他水稻的花粉塗抹在它的雌蕊上。可到了收獲季節，這株水稻隻結出了少量種子，而且第二年種植後，產量並沒有明顯提高。
袁隆平沒有氣餒，他意識到，要想培育出高產的雜交水稻，必須找到更多的“天然雄性不育株”。於是，他帶著學生，沿著湖南、湖北、廣東、廣西等地的稻田，開始了“大海撈針”式的尋找。夏天的稻田裡，溫度高達三四十攝氏度，悶熱潮濕，蚊子、螞蟥到處都是，袁隆平的皮膚被曬得黝黑，身上被蚊子咬得滿是紅包，可他毫不在意，依舊每天在稻田裡仔細搜尋。
1970年11月，袁隆平和他的團隊在海南南紅農場的沼澤地裡，發現了一株野生的雄性不育稻，他們將其命名為“野敗”。這株“野敗”的發現，徹底改變了雜交水稻研究的命運。袁隆平和團隊以“野敗”為母本，與其他水稻品種進行雜交，經過無數次試驗，終於在1973年成功培育出三係雜交水稻，使水稻產量大幅提高。1976年，三係雜交水稻在全國推廣種植，當年就增產糧食200億斤，相當於多養活了幾千萬人。
可袁隆平並沒有停下腳步，他的“誌”是“讓所有人遠離饑餓”，而三係雜交水稻的產量，還沒有達到他的預期。20世紀90年代，他又開始研究兩係雜交水稻，經過十年的努力，兩係雜交水稻的產量比三係雜交水稻又提高了10~20。21世紀初，他又提出了“超級雜交水稻”的計劃，目標是讓水稻畝產達到1000公斤以上。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他已經八十多歲高齡，依舊每天都要去試驗田看看，有時候還會親自下田插秧、收割。
在研究過程中，袁隆平麵臨著無數的困難：“文化大革命”期間，他的試驗田被紅衛兵毀壞，研究資料被燒毀，他不得不將珍貴的稻種藏在自己的衣服口袋裡，甚至帶回家中，種在陽台上；晚年時，他患上了嚴重的關節炎，走路都很困難，可他依舊堅持要去試驗田，助手們勸他不要去，他卻說：“我不去看看，心裡不踏實，這些水稻就像我的孩子一樣。”
2021年5月22日，袁隆平在長沙逝世，享年91歲。在他去世前，超級雜交水稻的畝產已經達到了1530.76公斤，遠超他最初的目標。他用一生的時間，踐行了自己的“誌”，不僅解決了中國的糧食問題，還幫助世界上許多國家提高了水稻產量，讓數億人遠離了饑餓。他的“誌”，如同稻田裡的陽光，溫暖而堅定，照亮了無數人的生活。
與袁隆平不同，“燃燈校長”張桂梅的“誌”，是“讓山區的女孩們走出大山，改變命運”。張桂梅出生於黑龍江省佳木斯市，年輕時隨姐姐來到雲南支邊，後來成為一名中學教師。1996年，她被調到華坪縣民族中學任教，也是在這一年，她的丈夫因病去世，巨大的悲痛讓她一度陷入絕望。可當她看到學校裡那些因為貧困而麵臨輟學的女孩時，她的心被觸動了——這些女孩都很聰明，也很努力，可因為家庭貧困、重男輕女的觀念，她們中的很多人，初中畢業後就不得不回家務農、嫁人，一輩子都被困在大山裡。
有一次，張桂梅遇到一個叫小娟的女孩，小娟的成績很好，卻因為家裡沒錢，不得不輟學回家。張桂梅找到小娟的家，看到的是一間破舊的土坯房，小娟的母親臥病在床，父親一邊抽煙一邊歎氣：“家裡實在沒錢，女孩子讀書也沒用，不如早點嫁人，還能給家裡減輕點負擔。”張桂梅看著小娟眼中的淚水，心裡像被針紮一樣疼，她對小娟的父親說：“大叔，小娟是個好苗子，讓她讀書吧，學費我來想辦法。”從那以後，張桂梅開始資助小娟上學，可她漸漸發現，像小娟這樣的女孩還有很多，僅憑她一個人的力量，根本幫不過來。
於是，一個大膽的想法在她心中萌生：創辦一所免費的女子高中，讓山區的女孩們都能免費上學，接受教育。可這個想法，實施起來卻困難重重。首先是資金問題，創辦一所學校需要大量的錢，而張桂梅的工資並不高，她把自己的積蓄都拿了出來，也隻是杯水車薪。為了籌集資金，她開始四處奔走，去企業、去政府部門、去慈善機構，一遍遍地講述自己的想法，希望能得到幫助。可很多人都不理解她，甚至覺得她是“瘋子”——“放著好好的日子不過，非要折騰著辦什麼女高，簡直是自找苦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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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她去一家企業募捐，企業的老板不耐煩地說：“你一個老師，不好好教書，跑來要錢，是不是想騙錢啊？”說完，就讓保安把她趕了出去。張桂梅站在企業門口，寒風刮在臉上，像刀子一樣疼，可她沒有哭，也沒有放棄。她在心裡對自己說：“為了那些女孩，我不能認輸，就算被拒絕一百次、一千次，我也要繼續找下去。”
為了省錢，張桂梅每次出門募捐，都自帶乾糧和水，不舍得買火車臥鋪，就買硬座，甚至有時候買站票；不舍得住賓館，就找最便宜的招待所，甚至在火車站的候車室過夜。有一次，她去北京募捐，為了趕時間，她淩晨三點就起床去火車站，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膝蓋磕出了血，她簡單地用紙巾擦了擦，就一瘸一拐地繼續趕路。在北京的那些日子裡，她每天要跑好幾家單位，鞋子都磨破了，腳也起了水泡，可她依舊堅持著。
功夫不負有心人，張桂梅的堅持和執著，終於打動了一些人。2008年，在各級政府和社會各界愛心人士的幫助下，華坪女子高級中學正式成立。學校成立那天，張桂梅站在學校門口，看著一個個背著書包、眼神裡充滿期待的女孩，激動得流下了眼淚。她對女孩們說：“孩子們，歡迎來到華坪女高，從今天起，這裡就是你們的家，我一定會讓你們走出大山，考上大學，改變自己的命運！”
可辦學的困難，遠遠沒有結束。華坪女高的學生，大多來自貧困家庭，基礎薄弱，很多學生連小學的知識都沒有掌握好。為了讓這些學生能跟上教學進度，張桂梅每天早上五點就起床，陪學生一起晨讀；晚上十二點多才睡覺，批改學生的作業，輔導學生的功課。她還製定了嚴格的管理製度，要求學生每天學習十幾個小時，不許遲到、早退，不許玩手機、看電視。
有些學生受不了這樣的苦，想要退學。有一個叫小敏的學生，因為受不了高強度的學習和嚴格的管理，偷偷收拾行李，準備回家。張桂梅發現後，追上小敏，拉著她的手，語重心長地說：“孩子，我知道學習很苦，管理很嚴，可你想想，如果你現在放棄了，回到大山裡，一輩子都可能走不出來。隻有好好學習，考上大學，你才能有機會選擇自己的人生，才能讓你的家人過上好日子。再堅持一下，好嗎？”小敏看著張桂梅布滿血絲的眼睛和疲憊的臉龐，又想起了自己來學校時的初心，最終決定留下來。
張桂梅不僅關心學生的學習，還關心學生的生活。她知道學生們家裡貧困，經常給學生們買衣服、鞋子、生活用品；學生們生病了，她親自帶學生去醫院看病，墊付醫藥費；學生們想家了，她就像媽媽一樣，安慰學生，陪學生聊天。有一次，一個學生因為家裡親人去世，情緒低落，張桂梅就陪著她，給她講故事，開導她，直到學生的情緒慢慢好轉。
長期的勞累和操心，讓張桂梅的身體越來越差。她患上了子宮肌瘤、肺纖維化、小腦萎縮等二十多種疾病，經常疼得直不起腰，走不了路。醫生多次勸她住院治療，可她總是說：“學校裡還有那麼多學生等著我，我不能住院，等學生們考上大學了，我再去治療。”她每天都要吃大量的藥物來緩解疼痛，有時候疼得實在受不了，就坐在椅子上休息一會兒，然後繼續工作。
在張桂梅的努力和堅持下，華坪女子高級中學的教學成績越來越好。從2008年到2023年，華坪女高共培養了2000多名畢業生，其中大部分都考上了大學，有的考上了重點大學，有的還考上了研究生、博士生。這些女孩走出大山後，有的成為了醫生，有的成為了教師，有的成為了公務員，她們用自己的知識和能力，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也為社會做出了貢獻。
有一個叫小燕的學生，從華坪女高畢業後，考上了一所醫學院，成為了一名醫生。她回到雲南，在一家醫院工作，經常去貧困山區為百姓看病。她說：“張校長改變了我的命運，我也要像張校長一樣，幫助更多的人，為社會做出自己的貢獻。”張桂梅的“誌”，不僅改變了無數女孩的命運，還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人，讓“守誌”的精神在新時代繼續傳承。
二、“奪誌”之難：為何“誌”能超越外在力量
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為何手握重兵的“帥”能被奪取，而普通“匹夫”的“誌”卻難以被撼動？這背後，是“誌”的特殊性——它源於內心，不受外在物質條件的束縛，也不被權力、財富、武力等外在力量所左右。外在的力量可以剝奪人的生命、財產、地位，卻無法剝奪人心中的信念。
縱觀曆史，有無數人在麵對外在壓力時，始終堅守自己的“誌”，即便付出生命的代價，也不願妥協。南宋末年的文天祥，他的“誌”是“忠君報國，收複河山”。在元軍南下時，文天祥散儘家財，招募義軍，全力抗元，卻因寡不敵眾，兵敗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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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世祖忽必烈十分欣賞文天祥的才華，多次派人勸降，許以高官厚祿。第一次勸降時，元朝的大臣對文天祥說：“如果你願意投降，皇上可以封你為宰相，讓你享受無儘的榮華富貴。”文天祥堅定地說：“我是宋朝的臣子，豈能背叛宋朝，投降元朝？我寧願死，也不會投降。”
後來，忽必烈又讓已經投降元朝的南宋皇帝趙?親自出麵勸說。趙?見到文天祥後，還沒開口，文天祥就跪在地上，朝著宋朝的方向磕了三個頭，然後對趙?說：“陛下，臣文天祥無能，不能保衛國家，讓陛下受辱，臣罪該萬死。可臣寧死也不會投降元朝，還請陛下自重。”趙?見狀，隻好無奈地離開。
忽必烈見文天祥如此堅定，十分生氣，下令將文天祥關進監獄。監獄裡的環境十分惡劣，陰暗潮濕，冬天寒風刺骨，夏天悶熱難耐，還經常有老鼠、蟲子出沒。文天祥在監獄裡，每天隻能吃一些粗糙的飯菜，可他依舊沒有放棄自己的“誌”。他在監獄裡寫下了《正氣歌》，其中“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這句詩，成為了千古名句，表達了他寧死不屈、堅守氣節的決心。
1283年1月9日，文天祥被押赴刑場。在刑場上，文天祥朝著宋朝的方向磕了三個頭，然後從容就義，年僅47歲。他的“誌”沒有被元朝的權力和財富所“奪取”，反而成為了千古流傳的精神財富，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堅守自己的信念和氣節。
而近代的革命先烈李大釗，他的“誌”是“傳播馬克思主義，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社會黑暗，民不聊生，李大釗看到了中國的危機，也看到了希望。他從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中，看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力量，開始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組織工人運動，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奠定了基礎。
1927年4月6日，奉係軍閥張作霖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派兵闖進北京東交民巷的蘇聯大使館，逮捕了李大釗等80多名革命誌士。在獄中，李大釗遭受了嚴刑拷打，敵人用竹簽釘他的手指，用鞭子抽他的身體，用烙鐵燙他的皮膚，可他始終堅貞不屈，沒有泄露任何黨的秘密。
敵人見李大釗不肯屈服，就對他說：“隻要你放棄馬克思主義，不再從事革命活動，我們就放你出去，還可以給你高官厚祿。”李大釗笑著說：“馬克思主義是拯救中國的真理，我既然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選擇了革命事業，就不會輕易放棄。我寧願死，也不會背叛自己的信仰。”
4月28日，李大釗等20多名革命誌士被押赴刑場。在刑場上，李大釗麵對敵人的絞刑架，毫無懼色，他發表了最後的演說：“我們相信，中國一定會有一個光明的未來，馬克思主義一定會在中國取得勝利。我們雖然死了，但我們的精神會永遠存在，會激勵更多的人投身到革命事業中來。”說完，他從容地走上絞刑架，英勇就義，年僅38歲。
李大釗的“誌”，沒有被敵人的武力所“奪取”，他用自己的生命，為中國革命事業點燃了希望的火種，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他的精神，永遠銘刻在中國人民的心中。
外在力量之所以難以“奪誌”，是因為“誌”與個人的精神信仰緊密相連，它能讓人在麵對困境時產生強大的精神力量，抵禦外在的壓力和誘惑。當一個人堅信自己的“誌”是正確的、有價值的，他就會願意為了“誌”付出一切，甚至生命。
在現代社會，“奪誌”的外在力量不再是戰爭、牢獄和屠刀，更多的是物質誘惑、生活壓力和世俗偏見。可即便如此，依然有許多人堅守自己的“誌”，不被外界所動搖。
比如“大國工匠”徐立平，他的“誌”是“為導彈固體燃料發動機的火藥進行微整形”。這項工作被稱為“在炸藥堆裡繡花”，危險性極高，稍有不慎就會引發爆炸。徐立平從事這項工作已有三十多年，在這期間，他麵臨著許多誘惑——有的企業開出高薪邀請他，有的朋友勸他換一份更安全、更輕鬆的工作。
有一次，一家民營企業的老板找到徐立平，對他說：“徐師傅，你在工廠裡工作，又危險又辛苦，工資還不高。你要是來我這裡工作，我給你三倍的工資，還讓你當技術總監，工作輕鬆又安全。”徐立平笑著說：“謝謝你的好意，可我不能離開這裡。這項工作雖然危險，但關係到國家的國防安全，我必須堅持下去。我既然選擇了這份工作，就會一直做下去，直到我做不動為止。”
為了提高工作精度，徐立平不斷練習，他的手上布滿了疤痕，有的是被火藥燙傷的，有的是被工具劃傷的。可他依舊沒有放棄，他說：“導彈固體燃料發動機的火藥整形，精度要求非常高，差一點點就可能影響導彈的性能，甚至引發爆炸。我必須做到精益求精，不能有絲毫馬虎。”在他的努力下，導彈的精度越來越高，為國家的國防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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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鄉村教師支月英，她的“誌”是“讓鄉村的孩子們接受良好的教育”。1980年，十九歲的支月英來到江西貧困山區的白洋教學點任教，這裡交通不便，條件艱苦，沒有教室，她就把自己的家當作教室；沒有課本，她就自己編寫教材；沒有黑板，她就用木板刷上黑漆當黑板。
在這期間，她有多次機會離開山區，回到城市工作。有一次，她的家人在城市裡為她找了一份不錯的工作，工資高，工作環境好，還能照顧家人。家人勸她說：“月英，你在山區教了這麼多年書，也該為自己考慮考慮了。回到城市工作，不僅能讓你過上好日子，還能照顧我們，你就回來吧。”
支月英看著孩子們渴望知識的眼神，心裡十分糾結。她知道，自己如果離開了，這裡的孩子們就可能再也沒有機會上學了。她對家人說：“爸媽，我知道你們是為我好，可這裡的孩子們需要我。我要是走了，他們怎麼辦？我不能丟下他們，我要在這裡繼續教下去，直到有更多的老師來這裡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