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傳龍繼續請教道：“四大名著這個名頭是怎麼來的呢？”
係統女神耐心道：“在我國文學史上，‘四大名著’是一個如雷貫耳的稱號。
它指代《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這四部古典長篇小說。
這四部作品不僅是我國古代小說的巔峰之作，更承載著深厚的曆史文化內涵，成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符號。
而‘四大名著’這一稱號的形成，並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曆了漫長的曆史演變和文化沉澱。
‘四大名著’的源頭可追溯至明代的‘四大奇書’概念。
明代是我國古代小說發展的黃金時期，長篇章回體小說逐漸成熟，湧現出眾多優秀作品。
當時，文人學者開始嘗試對小說進行分類和評價，‘四大奇書’的說法應運而生。
最早提出‘四大奇書’概念的是明代文學家王世貞。
他在文學領域頗有建樹，對各類文學作品都有深入的研究和獨到的見解。
王世貞提出的‘四大奇書’包括《史記》《莊子》《水滸傳》《西廂記》。
然而，這一分類存在明顯的體裁混雜問題。
《史記》是史書，以其詳實的史料和生動的敘事記載了曆史事件；
《莊子》是哲學散文，蘊含著深邃的哲學思想和奇幻的想象力；
《水滸傳》是長篇小說，講述了108位好漢在梁山泊起義的故事；
《西廂記》則是戲曲，以優美的唱詞和曲折的情節展現了愛情主題。
這種將不同體裁的作品並列為‘奇書’的做法，未能得到廣泛的認可和接受。
到了明末，文學家馮夢龍對“四大奇書”進行了重新定義。
馮夢龍是通俗文學的大家，他編纂的‘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在民間廣為流傳。
他提出的‘四大奇書’為《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
這四部作品均為長篇通俗小說，在題材和風格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三國演義》以曆史為背景，展現了宏大的政治軍事鬥爭場麵；
《水滸傳》聚焦於農民起義，刻畫了眾多性格鮮明的英雄好漢；
《西遊記》是一部神魔小說，充滿了奇幻的想象和幽默的情節；
《金瓶梅》則以市井生活為題材，細膩地描繪了社會底層人物的生活百態。
馮夢龍的這一分類得到了清代文學家李漁的支持。
李漁在為《三國演義》所作的序中明確表示，馮夢龍提出的‘四大奇書’說法更為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