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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
南北朝時期的《瑞應圖》也有黃帝遇白澤傳說的相關記載。
唐《開元占經》卷一一六引《瑞應圖》載︰「黃帝巡於東海，白澤出，達知萬物之精，以戒於民，為除災害，賢君德及幽遐則出。」
《瑞應圖》是記述了各種祥瑞的典籍，其成書年代大概是在漢代至南北朝，有許多版本。然而，由於現在能確定是漢代的《瑞應圖》的佚文十分稀少，所以為了保守起見，筆者選擇將上引材料置於這個位置。
特彆是在南朝梁，白澤的傳說和《白澤圖》在社會上似乎也廣泛流傳，以至於可以被載入史冊。
南朝梁·沈約《宋書》「符瑞誌中」記雲「澤獸，黃帝時巡守，至於東濱，澤獸出，能言，達知萬物之精，以戒於民，為時除害。賢君明德幽遠則來。」
南梁簡文帝蕭綱還親自撰有五卷《新增白澤圖》，後來的南梁元帝蕭繹亦寫下了《金樓子》，其中「誌怪篇」中提到了一本叫做《白澤地鏡》的書。以此看來，
《南史》卷八「梁本紀下」載「冬十月壬寅，帝崩於永福省，時年四十九……元帝追崇為簡文皇帝，廟號太宗。……帝幼而聰睿，六歲便能屬文，……所著……新增白澤圖五卷……並行於世。」南朝梁元帝·蕭繹《金樓子》「誌怪篇」載「《地鏡經》凡出三家，有《師曠地鏡》，有《白澤地鏡》，有《六甲地鏡》。三家之經，但說珍寶光氣。前金樓先生是嵩高道士，多遊名山尋丹砂，於石壁上見有古文，見照寶物之秘方，用以照寶，遂獲金玉。」
由此看來，說不定梁朝皇族經常閱讀《白澤圖》，但可惜《新增白澤圖》和《白澤地鏡》也是早已散佚，連佚文都沒有殘留下來。
相比東晉時期的白澤材料，《瑞應圖》和《宋書》的兩則多了一些細節，例如兩者皆雲白澤（澤獸）「達知萬物之精」，以及「（帝）以戒於民，為時除害（為除災害）」一句。
所謂「萬物之精」，大概是指經曆了長年累月的器物或草木、動物等物之「精」，也包括棲息在水邊的鬽（魅）等。黃帝從白澤處獲得了與之相關的龐大知識，從而得以救民於從災禍中。
至於「為時除害」一句，似乎並沒有明確的解讀方式。
針對此句，日本·佐佐木聰《複元白澤圖——古代中國的妖怪和辟邪文化》猜測此「時」之意為「民時」，即「農業的繁忙期」。因此，「為時除害」的意思是為了民眾能依從曆法務農而消除危害。或許是因為此舉彰顯了黃帝之德，所以白澤便作為上天對黃帝之德治的嘉勉而出現。也有大佬認為此「時」應理解為「當時」。
此外，可能是因為黃帝以《白澤圖》來「為時除害」的傳說過於流行，所以後世便由此逐漸演變出認為白澤其本身便具有辟邪特性的觀念。由於篇幅有限，《白澤圖》的更多情況不在本文介紹敘說的範圍之內。
另外，查考《魏書》、《北史》所載，當時有臣姓張，初字「鐘葵」，後受獻文帝賜名「白澤」，其事跡主要與完善刑律有關。
鐘馗的形象中具有辟邪驅鬼的能力，白澤更是以「窮神奸」而為人熟知。北魏獻文帝以「白澤」賜名張鐘葵，應該是借此寄予其「窮神奸」之厚望。由此亦可見，白澤和鐘馗在這時候已有交集，這大概是因為此二者在「辟邪除魅」的神性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共性。
除了張白澤之外，南北朝時期還有許多人都名叫白澤，如柳敏（字白澤）、蔡白澤、襄成王子白澤、慕容白澤等。甚至到了唐朝也依然有祖白澤。
隋唐之後
直至唐代，前代流傳下來的黃帝白澤相關的各種零散的傳說和記述終於被整合到一起（若忽略《春秋合誠圖》之所載的話），並定型為「黃帝遇白澤，問天下鬼神事，並記白澤之辭以作圖」的模式。
北宋·張君房《雲笈七簽》卷一〇〇引唐·王瓘《軒轅本紀》載「帝巡狩東至海，登桓山，於海濱得白澤神獸，能言，達於萬物之情。因問天下鬼神之事，自古精氣為物，遊魂為變者，凡萬一千五百二十種，白澤言之，帝令以圖寫之以示天下，帝乃作《祝邪之文》以祝之。」
因此，這條文字材料也被視為是黃帝遇白澤傳說的首則完整、具體且確實的相關記述。後世與黃帝白澤傳說相關的記述也大多是基於此則材料或增或減而成。
試看這則白澤傳說，其與《瑞應圖》和《宋書》「符瑞誌」相比明顯是有更多內容，細節上也有不同，例如「達於萬物之情」、「自古精氣為物、遊魂為變者，凡萬一千五百二十種」等部分。
佐佐木聰《複元白澤圖》指出在《易》係辭·下中也能發現「萬物之情」這一表述。
《易》係辭·下載「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這應該是根據伏羲首作八卦，通過神明之德性來比擬「萬物之情」這一故事而來的。
而「精氣為物、遊魂為變者」的部分，知乎洛寧大佬補充了一些內容，十分感謝。
《易》係辭·上載「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酉陽雜俎》卷十四「諾皋記上」載「葆登掌祀，將以著於感通。有生儘幻，遊魂為變。」
這兩個詞的解釋的說法不一，大佬認為其中以鄭康成（鄭玄）的說法較為可靠。
東漢·鄭玄《周易鄭康成注》載「精氣謂七八也，遊魂謂九六也。七八木火之數，九六金水之數。木火用事而物生，故曰精氣為物。金水用事而物變，故曰遊魂為變。遊魂謂之物，精氣謂之神。」
至於「凡萬一千五百二十種」的部分，佐佐木聰《複元白澤圖》繼續指出這是受到了占卜領域的經典——《易》的影響。
《易》是占卜領域的經典，其中的「六十四卦」以陰和陽的二元論（二進法）來表示森羅萬象，繼而將各式各樣的事物與不同的數字聯係起來。故此，賢人能透過《易》來通見宇宙的全貌，這也是《易》的理念。而「」正是《易》中所言的「萬物之數」。
《易》係辭·上載「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譯乾之策是216，坤之策是144，合共360，這與期（一年）的日數相當。兩篇的策是，這與萬物之數相當。
所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是指《易》中乾卦為?，其中有6個?（陽爻），策數為36，636是216根箸草；「坤之策，百四十有四」，是指《易》中坤卦為?，其中有6個?（陰爻），策數為24，624是144根箸草。216+144360，約等於自古以來一年的日數。
在此基礎上，再運用彆的計算方式進行運算，便能得到最關鍵的「」。
《易》的卦由6個爻組成。六爻陰陽交錯，每一爻都可以是陽爻?或陰爻?，所有組合共64種，這就是所謂的「六十四卦」。這「六十四卦」中所有的陽爻?和陰爻?各自合算共192個。將這個數分彆與先前的陽爻?之數36和陰爻?之數24相乘，192366912，192244608。兩者再相加，6912+4608。
因此，白澤「達萬物之情」之「萬物」便是指「鬼神」、「精氣為物、遊魂為變者」；「萬物之情」便是指「萬物的情況、情狀」。而「萬一千五百二十（）」是《易》中所言的萬物之數，這便意味著天下萬物鬼神精魅共有種。這當然是虛指，是理念上的數字。
白澤神獸，能言，而達萬物之情。因問天下鬼神事。自古精氣為物、遊魂為變者，凡萬一千五百二十種。
如上般的表現不見於此前的白澤相關材料，或許這樣的加工是希望借助《易》的權威性來增強黃帝的權威吧。
不過，世間的鬼神多如萬物之數，這或許便意味著知道一切鬼神之情狀亦等同於窮極萬物之理。這是白澤的設定所透露的信息，大概也是《白澤圖》的背景理念，或許也展示了古人的世界觀。
此外，就和南北朝時一樣，《白澤圖》在隋、唐、宋等時期仍然具有一定影響力，並依然被官方載入正典。《隋書·經籍誌·子部·五行類》、《舊唐書·經籍誌·子錄·五行類》、《新唐書·藝文誌·子錄·五行類》、《宋史·藝文誌·子類·五行類》均著錄《白澤圖》一卷。
或是由於白澤具有「王者有德明照幽遠則至」的祥瑞性，且與黃帝存在關係，所以白澤的形象也經常出現在一些官方相關的場合，如
一、儀仗旗幟
自唐代開始，直至元代，白澤成為了皇帝儀仗中的旗幟圖案，或許有著表示皇帝具有如黃帝般的德行的意圖。
《舊唐書》誌第二十四「職官三」載「凡車駕出入，則率其屬以清遊隊，建白澤、朱雀等旗隊先驅，如鹵簿之法。」《新唐書》誌第十三上「儀衛上」載「清遊隊建白澤旗二，各一人執，帶橫刀。」《宋史》誌第九十八「儀衛三·大駕鹵簿」載「次清遊隊。白澤旗二，……」《金史》誌第二十三「儀衛下·大駕鹵簿」載「清遊隊七十二人內白澤旗二，旗五人……」《元史》誌第二十九「輿服二·儀仗」載「清遊隊舍人二人，……白澤旗二，執者二人，引護者八人。」
到了明代，皇太子、親王、親王世子的儀仗中也有「白澤旗」的編製。
《明史》誌第四十「儀衛」載「皇帝儀仗……白澤、朱雀、玄武等旗。」；「皇太子儀仗，洪武元年定……白澤旗二，弓箭二十副。從之。」；「親王儀仗，洪武六年定宮門外設方色旗二，青色白澤旗二，執人服隨旗色，並戎服。……凡世子儀仗同。」
及至清代，白澤旗再度成為皇帝和皇太子的專用儀仗編製，親王及其世子的儀仗隊中不再配置白澤旗。
《清史》誌八十「輿服四·鹵簿附」載「世祖入關，一仍舊製。迨順治三年以後，更定皇帝鹵簿，有大駕鹵簿、行駕儀仗、行幸儀仗之彆。大駕鹵簿之製，……肅靜旗、金鼓旗、白澤旗各二……凡郊祀大典，萬壽、元旦、冬至三大朝會及諸典禮皆用之。」；「皇太子儀衛，清自康熙五十二年後不複建儲，故國初雖有皇太子儀仗，幾同虛設。乾隆六十年，以明年將行內禪……以冊立皇太子典禮既不舉行，其一切儀仗製造需時，亦毋庸另行備辦。原定皇太子儀仗……白澤旗二……」
然而，雖然清代皇太子的儀仗裡的確有白澤旗的編製，但由於清代自康熙五十二年後不複建儲，所以國初雖有皇太子儀仗，之後卻幾同虛設。儘管乾隆六十年時曾因為準備內禪而議定過皇太子的依仗規格，但最終也沒有落實，所以清代的白澤旗實際上隻配置於皇帝儀仗。
二、儀服繡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