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媽拿起桌子上的蘋果削了起來，沙沙的聲音讓人浮躁的心緒沉靜了下來。
“我和你爸這輩子都在為了以後的生活做選擇，但是到頭來才發現，我們也沒什麼能選的。”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我親生爸媽的名字，父親李博明，母親徐修平，他們的戀情比我之前見過的那些順利多了，青梅竹馬，父母之命。
兩個人帶著一輛嶄新的二八大梁開啟了自己的新生活，我爸在化工廠，我媽在紡織廠，日子平順和樂。
可是在我出生前幾年，工廠的效益越來越差，我爸媽有所察覺，他們的心思就活絡了起來。
兩個人每天尋思著找一些更好的生計，正趕上我爸那邊有親戚在早些年搬到了新疆哈密，於是這就成了他們的門路之一。
用我媽的話說那是我爸的二叔一家，大概在60年左右隨著政策從黑龍江去了哈密支援新疆鐵路，大批鐵路工作人員拖家帶口遷到了哈密。
那些年哈密的鐵路和煤礦是最繁忙的，白蒸汽黑石頭，三道嶺依靠著煤礦逐漸成了一個設施完善的小鎮。
那個年頭內地經常有地方鬨災荒，於是地大物博的新疆也成了內地人搬遷的一個選擇，而且有意思的是大家很喜歡投靠親戚，大部分人就算要背井離鄉也會選一個有熟人的地方，而新疆當年的外地人源源不斷，支邊戍邊的內地居民數不勝數，而他們的親戚再陸續投奔。
我們家就是趕在黑龍江下崗潮之前投奔到了新疆，當然了我們家隻有我媽和我爸兩個人來到了哈密，我媽說了，長輩們都說就他們倆跟倔驢一樣，攔都攔不住。
值得慶幸的是他倆躲過了最黑暗的下崗潮，老家的親戚真是過了一段時間黑暗的日子，燉一顆凍白菜都是求之不得的美味了。
當時鐵路和煤礦都缺人，我爸運氣很好的上了火車，當時的火車需要有人不斷往爐子裡鏟煤，我爸就是乾那個活兒的，可以叫司爐。
他有兩個搭檔，司機和副司機，他們三個擠在狹小的車廂裡，一路上忙得昏天黑地。
其中的司機是個維吾爾大哥，他有一個標誌的名字：阿卜杜外力，他倆每天一起上車一起下車，沒兩天他們的口音就串了。
我爸經常瞎說話，跟阿卜杜分開的時候總要說句：“ata吃啥呀ata啊！彆忘了xiay嗷！”
我媽說ata是明天的意思，xiay是工作，他就喜歡這樣跟阿卜杜說話，阿卜杜也愛教他，我媽說他倆算是對上眼兒了。
那個時候的火車不好開，司機要不斷把頭探出火車查看路況，經常一開就是半天，天暖的時候暫且不說，大冬天那實在是遭罪，而我爸要在裡頭填煤，車廂裡熱得像烤爐，他倆簡直是冰火兩重天，一個凍死一個熱死。
每次我媽去迎我爸下班的時候就能看見他們倆一個紅得像喝醉了，一個黑得像燒糊了。
我媽說，直到現在她還會幻聽蒸汽火車的汽笛聲，有的時候覺得是火車出發了，有的時候又像是火車進站了。
後來我媽懷孕了，我爸聽見這個消息的時候剛下班，他高興得直樂，渾身上下隻有牙是白的，他還跟阿卜杜分享這個消息，阿卜杜家已經有了兩個孩子，他們夫妻倆相當喜歡小孩兒，一聽我們家也要有小孩兒了，當即就送了好些肉來。
阿卜杜做了好幾年司機，來送東西的時候正趕上腰病犯了，走路都直不起腰。
而我爸是有點兒洗不出來，他倆一個黑不溜秋，一個勾勾著腰，兩個人對著一陣傻笑。
其實我爸也有職業病，那就是哮喘，在那種環境下工作沒幾個人是全須全尾的。
原以為日子會這樣熱熱鬨鬨得過下去，我媽懷我六個月的時候他倆開始商量我的名字，我爸說要給我起名叫李程碑，說聽起來又結實又厲害，結果讓我媽錘了。
我媽說那還不如跟她姓徐，我爸說那就叫徐旭，小名兒叫叨叨，又讓我媽錘了。
那天他倆一直沒想出個正經名字，結果鄰居回家順便敲門告訴我爸，阿卜杜在家裡搬大缸的時候把腰閃了，現在躺床上已經起不來了。
我爸一聽就覺得這事兒不好，大冷天的就穿衣服出去了，我媽本來也要去，可是想到我還在肚子裡，我爸就讓她在家歇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