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城市的外賣大戰已然進入白熱化階段。街頭巷尾仍是京東與美團的營銷大軍攻防不休，然而隨著第一輪補貼狂潮過後，城市的麵貌也悄然起了變化。
一線商圈廣告牌輪換頻率變得更加密集，商戶投訴平台“過度乾預經營”的聲音開始湧現，部分社區居民甚至因為平台騎手在高峰期逆行、占道、堵門，而打了熱線。“這場大戰已經不隻是市場之爭，而是觸到了城市治理的神經末梢。”
市市場監管局的數據平台上一周內“外賣平台相關投訴”欄驟增472條，集中爆發期甚至高達單日百餘起。市委辦、政研室接到彙總報告後，第一時間上報李一凡。
這一晚，李一凡召集星城市政法委、市場監管局、網信辦、商務局、政務數據中心等單位核心骨乾，在市委六樓召開閉門會議，討論下一步治理方案。他沒有寒暄，一落座便直言不諱：
“平台是市場的重要組成，但市場不是任其自發生長的荒野。資本要跑，城市也要穩。我們不能一邊推動招商引資，另一邊卻在市民的生活半徑內放任‘平台壓榨—商戶不滿—騎手奔命’的惡性鏈條。”
“光靠市場手段解決不了，也不是簡單搞‘談話提醒’能擺平的。”他手指敲著會議桌，緩緩說道，“這一輪要從兩個方向入手，雙軌推進：商戶信用體係與騎手社保機製，一起上。”
會議室內一片寂靜。
市市場監管局副局長陳衛東第一個開口：“書記，商戶信用體係我們此前有過構想，但囿於數據分散、平台不配合，始終沒落地。”
“所以要換思路，”李一凡看向市政務數據中心主任鄭清，“把凡星投資旗下的數字科技公司調進來，市裡和省裡的數據權限先開放一部分，做試點。不求一步到位，先從五一廣場、大學城和五個社區做樣板。”
“政務數據加持，平台係統掛鉤，構建一個能打通商戶信用評分、履約率、用戶滿意度與稅務社保數據的‘商戶畫像’。
以後平台補貼、資源投放、是否可列入政府采購推薦名單，都可以靠這個來篩選。我們不再管平台怎麼抽成，但我們可以決定它們未來在城市裡的空間。”
至於“騎手社保”，他抬手點名副市長陳啟明：“你是市人社係統出身，這個你來牽頭。”
陳啟明點頭：“我們已經和凡星財務聯合建模了一套騎手靈活就業保障方案，用平台服務費按單計提‘用工保障金’，政府、平台、投資方三方各占比補貼，入駐星城市的騎手可統一納入‘新型社保試點人群’。”
“市人社部門正在製定《本地生活行業新就業形態用工引導辦法》，預計下周掛網公示。”
李一凡輕輕點頭。十年前，他就在重生前的四九城會議室裡聽過那一場震驚全國的報告——平台用人“零責任”、商戶維權“零保障”，最終讓地方經濟空有交易額，沒留下半點城市發展紅利。
這一世，他要把最早那口井在星城市打出來——讓平台資本跑得快，也要讓它們為城市多留一滴水。
會議最後，他一錘定音：“先試三個月。凡星來搭台，京東和美團必須進機製。不進，就請出星城市的商圈；進了，就必須服從我們的規則。凡星可以出麵談，但底線由市裡訂。所有信息，都要上鏈、歸檔、留痕——政府要有追責能力，也要有獎懲依據。”
——
第二天，《星城市關於構建本地生活平台商戶信用與用工保障試點製度的實施細則草案）》對外掛網。
兩項製度並行：
1.商戶信用機製：平台須同步上傳入駐商戶近半年履約率、客戶評價、退單比、是否有投訴等核心指標，形成“商戶公信評分”，由市監管平台彙總並對公眾公開。
連續3個月評分低於警戒線，將列入“重點觀察商戶”，平台必須限時整改，否則政府有權暫停其參與各類本地生活相關活動。
2.騎手社保製度：星城市將建立本地騎手社保專項賬戶，平台每完成一筆訂單按0.2元計提，月度結算；政府和凡星投資按比例給予社保補貼，確保騎手基本醫保、工傷險、年終體檢等權益落地。
政策一經發布，媒體即刻跟進。《大夏日報》頭版刊登專題評論《城市規則，從保護小微開始》，其中寫道：
“從商戶的口碑到騎手的保障，從平台的權力到城市的底線，星城市走出了一條製度與資本共舞的新路徑。公平市場，從不靠情懷支撐，唯有靠規則建立。”
——
而在瀟湘省會四九城，省委常委辦公會議正在進行。
省委書記趙建國坐在會議桌首位，翻閱著前夜送達的《星城市平台經濟製度改革動態簡報》。他邊看邊沉思，旁邊的省長李尚民輕聲提醒：“趙書記，今天您說要聽聽李一凡同誌對這項製度的通報。”
“請他進來。”趙建國合上文件，向門口點頭。
李一凡身穿深色西裝走進會議室，神情冷靜，落座後簡潔明了地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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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之所以在平台大戰中推進製度治理，是因為一個教訓——以前地方政府總想跟平台‘談’，但談的是優惠、是招商、是流量，卻不是規則、不是約束、不是責任。”
“如果政府永遠當‘協調員’，而不是製度製定者，那平台就會永遠隻對利潤負責，而不是對城市負責。”
這句話，在會議室裡砸出沉沉一響。
趙建國緩緩點頭，隨後轉頭看向其他常委：“我們以前講招商引資要講方法，但這個方法是不能失掉底線的。
如果一個城市招商之後，是把勞動關係打散了、把小微逼退了、把法治給稀釋了，那就是招商自殘。”
隨後他宣布：“省平台經濟專項協調小組成立，由李一凡副書記牽頭，整合省發改、商務、工信、人社、網信、政數等力量，先在星城市試點基礎上，全省推廣。”
“從這次開始，不是讓政府去給平台打工了，而是讓平台來為地方服好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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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平台大戰從市場層麵的地推戰、補貼戰、合同戰，已經升級為製度與資本的交鋒。
這場戰爭，不再隻是“京東與美團”的競爭，而是製度治理者與利益結構之間，圍繞“誰來製定規則、誰來服務城市、誰為公平買單”的時代命題的正麵碰撞。
李一凡沒有下令封禁任何一家企業，也未搞“運動式整頓”，他隻是以省委副書記的身份，用一個又一個製度提案，把遊戲的籌碼從牌桌下拎上桌麵。
他要讓這場外賣大戰，不再隻是一場燒錢競速的資本遊戲，而是一場為瀟湘省、為星城市爭奪城市治理未來主導權的製度試煉。
而這，僅僅隻是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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